青海各族人民不会忘记

月　峰

1966年初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3月的高原仍然寒风萧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薄一波、刘澜涛等陪同下，冒着料峭春寒，于3月29日来到了古城西宁。

3月30日，火车从西宁出发，向西飞驰。

在列车中部的一节车厢里，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杨植霖、王昭、高克亭等正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赞赏地点点头，或者插上一两句话。虽然此行主要是视察我国核工业的发展情况，但小平也同样关心着青海省各项事业的发展。汇报结束后，他郑重指出：“青海工作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把农业搞上去，另一个是解决民族问题。”

“农业上不去，大开发就有困难”

在此次的青海之行期间，邓小平对上世纪50年代末弄虚作假成风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青海是“大跃进”的重灾区，不顾省情、不切实际的蛮干不仅造成工农牧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也使群众生活遇到严重困难。调整后的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压缩基建，发展农业，狠抓粮食生产，只用3年多的时间，就使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准。对此，小平非常赞赏，充分肯定了青海省委坚持实事求是扭转困难局面的做法。

农牧业是当时青海的主要产业。如何发展农牧业，是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的重点。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详细汇报了“三五”时期青海农牧业的发展指针。小平仔细地听着，并反复询问、核实农牧业生产的各种数字，比较各种数字之间的关系，他一再表示：发展农牧业，“你们的潜力很大”，牧区人口每人每年仅羊毛一项就可收入四五十元；农业区“川水地潜力大”，农业生产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邓小平对柴达木资源的开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柴达木资源开发，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挫折，依然表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青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当杨植霖汇报到交通运输是制约资源开发的重要因素，并要求早日修建青藏铁路时，邓小平同意省委“三五”后期开工修建的设想，但他进一步指出，要考虑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本着节省钢材、节省投资的原则，搞轻轨、窄轨，站与站的距离远一点，站台也搞简易的，用内燃机车，先起过渡作用，用10年再说。要求省委和铁道部先算个账，搞好规划。

当谈到资源开发与农牧业关系时，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经验教训，高屋建瓴地指出，柴达木盆地作为将来的大工业区，要大力发展农业，“农业上不去，大开发就有困难”，强调了农牧业在资源开发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他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言犹在耳。

“改变面貌的关键是解决民族问题”

3月29日晚，下榻胜利公园招待所的邓小平，被当天《青海日报》刊登的长篇通讯所吸引。这篇题为《穷则思变，治山治水》的通讯，报道了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恒隆的群众自力更生、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事迹，突出展现了沙连堡党支部书记马木华等少数民族干部的风采，他们的先进事迹，感动了邓小平，使他从中看到了青海振兴的希望。

在西去的列车上，小平听取青海省委工作汇报时，对当地的民族问题特别关注。他一再指示要在西宁多办街道工业，使回族群众能够参加工业生产；指示要注意发展牧区经济，改善藏族、蒙古族群众的生活条件。当杨植霖提出省委、省政府决心要在“三五”末期改变青海面貌时，小平指出：“改变面貌的关键是解决民族问题。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本民族的领袖人物，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大队要有大队的领袖人物，公社要有公社的领袖人物，就像你们报上登的化隆德恒隆公社沙连堡大队回族党支部书记那样的人物。要选派那些优秀分子，特别是青年，让他们去参军，参加工厂劳动，到军队、工厂这两个熔炉中去锻炼，让他们学汉文，也学藏文，让他们读毛主席著作，逐渐地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变成工人阶级，然后再派回本社、队工作，使每个大队都有这样的骨干。……所谓改变面貌，首先要改变这个面貌，这是基本功。你们说把青海建设成为真正巩固的战略后方，这是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