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的“根”

当下某些左翼知识分子所希冀的，与“美国化道路”相对立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与他们想的大相径庭。

大陆境内的下一场思想纷争，很可能会把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牵扯进来。前文已述(见本刊总第202期《王朝社会主义》一文)，法国人所言《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正在某些圈子里流行：西方应该一分为二，莱茵河模式对立美国模式，前者最好的代表不是法国，而是德国，德国有“社会市场经济”。如此提法，正好切中左翼知识分子心理饥渴：中国前二十年改革走了一条美国化道路，从现在起咱们改邪归正，应该向莱茵河模式靠拢了！

上世纪初列宁也对比过美国道路和普鲁士道路，评介正好相反。而普鲁士道路与莱茵河模式，并不是没有历史脉络可寻。我在德国访问，寻找的就是这一历史脉络。所闻所见所思，却与法国人所说、新左翼所悦大相径庭：

第一，“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对抗美国模式，恰恰相反，没有美国在战后支持(包括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这个经济模式就不会产生；

第二，“社会市场经济”曾创造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最近15年却陷于停顿。这一模式是由“社会”(福利政策)和“市场经济”组合而成，演变结果，前一部分日益突出，后一部分丧失活力，逐渐陷入从王朝社会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误区；

第三，这一模式如果对今日中国有警示意义，它能告诉我们的，是正、反两面历史教训：左翼知识分子要引进的“社会”(福利政策)，正是人家要改革的对象；而他们所回避的“市场经济”之“根”，却正是当下德国力争要恢复的改革动力。

战后德国并不是注定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有三重压力可能使它走上今日左翼人士所希望的道路：苏联占领东德，迅速建立了中央统制的计划经济，这是外部压力；西占区得以恢复的第一大党是左翼势力——社会民主党，该党领袖舒马赫狂热鼓吹计划经济，这是内部压力；令人意外的是，还有第三股从侧面挤压过来的不利：英国政局变动，丘吉尔选举失败，工党取代保守党执政，为执行工党的社会主义取向，英军占领当局居然也要在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鲁尔区推动国有化！只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阿登纳才突破禁锢，组建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推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美国与这一经济模式的关系，是支持，而不是对立，更不是反对。

1948年6月19日货币改革前夕，美军进行以“捕鸟猎犬”为代号的行动，将500吨重、总值57亿的德国新钞从美国运抵法兰克福。6月20日开始，旧钞换新钞，帝国马克作废，德国马克生效，所谓莱茵河模式——“社会市场经济”这才能在战后废墟上正式启动。阿登纳事后回忆战后险境，还有后怕：“如果英国的意图实现了，如果这些工业被置于国家的中央机构下，那么未来的德意志国家对付人民的力量，就会比纳粹国家崛起的最初岁月时更大。”

从俾斯麦时代延续过来的王朝社会主义，不仅在社会民主党那里有延续，甚至在刚刚诞生的基民盟内部也有余绪。1946年3月制定第一个党纲 内海姆-休斯敦纲领写道：“由于德国经济上还不自由，因此，急于对部分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从目前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日后解决这一问题时，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特别是从全民福利方面着眼来作出决定。”这就为日后基民盟难以抵制社会民主党修正“社会市场经济”，留下了隐患。

希特勒统治期间，地下反战人士已经凝聚了一批经济学家，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后来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艾哈德。正是阿登纳与艾哈德联手，领导德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艾哈德也担任过基民盟主席，却坚辞总理不就。但他从来没有像法国人所说，将德国经济奇迹解释成“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取得成就的鼎盛时期，全世界都为其战后奇迹惊讶。1961年6月9日，艾哈德在《德国之声》发表长篇讲话：“昨天-今天-明天”，被公认为他在世时发表的最好也是最长的思想自传。讲演中，艾哈德把他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明确定位为“新自由主义”：“我时常反思我自己的根，我和美国人连在一起，我实在是美国的‘发现”。

这样的“社会市场经济”之“根”，实在称不上“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美国当然可以批评，而且都在明处；德国也应该赞扬，我至今认为是欧洲最为优秀的民族；法国有美衣、美食、后现代理论，却如美人迟暮，值得同情，但最好是远离其幽怨而善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