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不搬家的多元化思考

前些天笔者在观摩两堂《愚公移山》示范课中，均看到许多学生质疑愚公移山的必要性，都在追问愚公为何不以搬家来替换这种耗损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移山行动。两位老师均将答案归因于作者利用神话寓言可以虚构的特点来突显愚公精神。这种讲法没错，但不全面，缺乏社会深刻性，因为两位老师淡忘了愚公移山深层的社会原因。我认为愚公宁可选择移山也不搬家迁移这一行动是由华夏古代农民固有的一种历史文化心理——安土重迁决定的。

一、对土地的依恋情结。根据《列子》成书时间，可以断定《愚公移山》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晚于战国时期。那么愚公形象就成为当时社会主体形象的缩影。当时的社会极度重农抑商，经济属性是小农经济。这种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耕读传家”为豪，以农事生产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因此形成了以土地崇拜为主的价值取向，把土地视为安生立命之本。对像愚公这样的农民而言：“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土地是他们生存的保障。“传统的农民不愿意抛弃土地所赐予他们的安全感,即使离开乡村,也常常是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以保持他们在生存型农业中安全的立足点。”劳动人民利用土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多终年饱，凶年免于死亡”。土地就成为他们财富的根本，惟有土地才赋予他们生存生活的安全感。这使得古代农民难以轻言流动，举家的搬迁更是很少敢想。即便遭遇灾难也不轻言迁徙。因为迁居他乡也就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对固有土地田产的放弃，也就意味着受寄居地重重盘剥和压迫的开始，在“移居他乡，寄人篱下”的社会潜规则下艰难度日。这样以来，作为农民身份的愚公根本就无法确保自身生存的权利，无法确保自身安全地生活。所以选择冒险舍弃安全生活的非理性举动，肯定非高瞻远瞩的愚公所欲所想。况且，对于“年且九十”的愚公，他早已同“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乡村结下的深厚感情，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恋土情结”，可以说他早已与草木为友，与土壤为亲，灵魂也化之于泥土之中。所以，在安土重迁这特定的环境下，愚公内心必定习惯并接受这样的传统文化及其观念的，会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

二、人缘是其存续的潜在因素。若把上述理由归位于“地利”因素，那么愚公不搬家的第二原因就是他在这村中生活了九十年所建构起来的“地缘”和“血缘”留住了他，即“人和”因素。《孟子.梁惠王》曾讲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人和”对于小农经济下人民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小农经济社会中，“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人们的生活特点呈现封闭性和区域性，村内的人事活动基本局限在村庄区域内，很少与外界有联系。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与世隔绝。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极有可能限制了乡人的视野，还可能导致乡人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甚至有惰性思想产生。但也形成了乡村中特有的和谐、互助的淳朴民风。“每逢冠婚丧祭，邻里均相资，虽闾阎之家，颇存揖让之风焉。”愚公生活在村中几近九十年，又从“邻人京城氏之孀妻遗男跳往助之”中获悉愚公具有亲和的性格，可以推测他在乡里有良好的“人缘”，可以说愚公已经形成了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稳定的生活方式。这种人缘也是愚公不可多得的一笔无形财富，并且可以给愚公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障功能。一个拥有固定田地，具有良好人缘的农民若要放弃原有的安定生活，而选择劳碌奔波的生活显然有背常理。更何况，在短期内将那种在安土重迁观念下所形成的温和、顺乎自然、知足常乐、趋于守成的性格转变成敢冒险、好探索、粗犷的开放性格也明显不合乎国人的人生精神和处世风格。

费孝通先生曾精辟地讲过：“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这是对古代人民安土重迁的深刻阐述。虽然《愚公移山》是通过神话寓言的形式来体现愚公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知难而进的精神特质，但构建和支撑这种精神的土壤则是安土重迁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不管是安土重迁还是愚公精神，它们都有均质，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对本能生存的重视，对安定生活的珍惜。

（吕内巧浙江永嘉县城西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