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华

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投资也属于行政成本范畴,其中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消耗更是惊人。种种领导干部的“面子成本”造成的财政黑洞更是深不减底。
当前,高速膨胀的行政成本,已经引起中央和公众的强烈关注。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直言:“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还在上升。”
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公务和行政性支出占国家全部支出的37.6%,而美国只占国家全部支出的12.5%。而成本往往是同效率成反比的。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用1美元在世界平均状况下可办到的事,在中国就需花费1.25美元”。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病灶”,导致行政成本罹患了“肥胖症”?
“病灶”之一——财政供养人员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行过几轮机构改革,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还未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财政供养人员还是在不断增加。如今我国的官民比已经达到1∶26,而改革开放初期为1∶67,10年前为1∶40。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产品,从事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安全等公共服务事业等方面人员的增多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不少地方机构重叠,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头经费”成了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乃至收不抵支,严重拖累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