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语文课本来面目

新课标颁布以来，有关语文课的“非语文”倾向成为讨论得很是热烈的话题，真可谓见仁见智。那么语文课究竟应该以传授什么知识为主，究竟应该交给学生哪些能力呢？笔者前不久在一所名校听了一节高一的《胡同文化》后，感触较深，也想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点浅见。

那是一节颇为热闹的展示课，在教学中，为了形象直观的展示胡同的历史沿革，时代风貌，教师在课件制作中，不仅搜罗了大量胡同的图片，而且找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各派特色建筑以区别于以小巧别致见称的胡同。那精美的图片，让观者充分享受耳目之娱。然而，且不论这节课的成功与否，人们在视觉的充分享受之余，课堂设计本身也暴露出一些引人深思问题：语文课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一门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学科，它所要完成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新课标明确规定：“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见《语文课程标准》）李海林先生在他的《言语教学论》中也明确指出：“语文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对语文课程效果的一种预期和构想。它要回答的是语文课是为了什么 …… ,我们研究语文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为了把我们关于语文课程的价值意义的认识，转化为语文教学实践的意义追求，具体说来，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语文中，如何才能获得言语智慧。答案是言语智慧的目的性是语文能力，语文教学实现了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的目的，也就实现了语文课的价值意义。”

另一方面，就文本本身而言，课题“胡同文化”本属一个偏正结构，“文化为正，胡同为偏”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明确本文的重点应是谈文化，兼及胡同。而事实上，本文的教学目标也正是使读者在了解北京建筑的特点及其中体现的文化民族心理，领会作者对北京传统建筑、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态度，并进而引导学生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作出自己的判断。可令人遗憾的是本文却借着图片的导入而将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由胡同而衍生的建筑流派上并进而大谈特谈中国的传统与历史，弄得语文课上的语文老师像个面目全非的建筑师与道德代言人。语文课“必须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这样的观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信念，一种情结——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见李海林先生的《言语教学论》）。应该说，在多媒体时代，学习资源的开发利用应是为充实课堂内容服务的，应最大限度的帮助教师完成教学目的。如果用得恰到好处，是能够使课堂频频出彩的。但是，在本节课上，在一帧帧图片的缤纷亮相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文化内涵的缺失和价值判断的不足。由此我想起了初中课本里的一篇《死海不死》的说明文，编者将此文选入课本的用意显然不是为了让学生在语文课上了解死海不死的成因及他周围的地理环境及其他因素。可是我们的许多语文老师却忘记了作为语文老师的职责所在，却在课堂里大谈特谈本该由物理老师完成的实验和地理老师分析的死海周边的地理环境及死海不死的成因，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劳而无功：一方面，语文课本身的培养学生语感以及语言能力的目标落空了：另一方面，试想单就做物理实验，你能和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物理老师相比吗？而就分析自然及地理环境，一个语文老师又怎能和胸中有着千山万壑的地理老师相提并论呢？回想历史上的语文课，从解放后至今，我们一直以来在教学领域里充当着为他人做嫁衣的可悲的角色。而事实上，像诸如《死海不死》这类文章的上法很多。我们无意中使“语文课成了一种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主要对象，以比较、分类、定义、划分、归纳、演绎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活动，这实际上成了形式逻辑课，成了哲学课，成了自然科学课”（见李海林先生的《言语教学论》），而唯独并不像语文课。王本华先生在《什么是真正的语文课》中指出：“真正的语文课在教学中贯穿着对词句的理解和掌握，渗透着语文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交织着语文方法的把握和学习。”任何形式的语文课都必须且只能为内容服务。我们的语文课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上法，都必须姓“语”而绝非其他。

有鉴于此，我们说，语文课就是语文课，它应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语用能力为主，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完美统一。也因此，我们千万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语文课千万别大包大揽，长期以来语文课沿袭了太多的传统的窠臼，负载了太多与己无关的使命——从解放初的政治化倾向（那时，语文课受政治思想的冲击，思想性被淡化，语文课被上成政治课——政治课冲击了语文课）到现今，由于就业压力过大，导致升学压力骤增——经济冲击了语文课。我们的语文课一直在别的学科里充当可悲的“第三者”的角色。在这样功利的时代，我们的语文教师更要弄清自己的职责所在，千万不要在别人的一亩三分田里插科打诨；否则，直接的后果便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园”。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更不要希望只在语文课上凭借一己之力就可解决一个全能型人才的培养问题。

（徐印高 安徽省皖芜湖市三山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