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人文特性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典型意义

摘 要：“浙商”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结构的人文特性。同时，浙商存在和发展的局限也在于其人文特性。关于“浙商”人文特性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感知，可以概括为“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浙商”基本人文特性，“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浙商”主体人文特性，“个众”与“和合”统一的“浙商”总体人文特性。具有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和结构的“浙商”人文特性，对于反映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浙商”；人文特性；中国现代化；“分离——合一”；“自主——相关”；“个众——和合”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1—0073—05

“浙商”自改革开放以来兴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结构的人文特性。同时，浙商也存在局限，并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这也在于其人文特性。本文在综合反映浙江工商大学举办的“浙商人文特性”论坛与会专家诸多观点的同时，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系统的分析，把浙商的人文特性概括为三个层面的内容与结构，并阐明其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

“分离”与“合一”的结合：“浙商”的基本人文特性

“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天人分离”的世界观是以个人为本位，立足于个人的独立和自主。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以关系或伦理为本位，强调“合群”或“能群”。杨适（1991）认为，西方强调“天人分离”，而中国则以“天人合一”为主。尽管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但往往是对立和排斥的，形成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可是，这两种世界观却同时体现在“浙商”身上，并获得某种统一。

“浙商”的学术思想渊源主要是浙东学派。而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渊源，首先是儒家学说，继承孔子的仁义思想，包括宗法等级人伦和封建礼仪纲常等观念。即使是反理学的永康和永嘉学派也是以传统的儒学观点作为出发点或论述的依据。同时，也继承道家学说。而儒家和道家学说都是强调“天人合一”，儒家所强调的是人与他人或社会的合一，而道家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其次，浙东学派也继承法家的思想，注重功利。利欲是人人皆有，是个人的自然本能的反映，“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韩非子·五蠹》）。它体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他人的分离。再次，浙东学派受浙东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浙东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唯物主义、实践观和进化论等。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不仅认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而且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感觉又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升华（方如金等，1996）。正因为如此，浙东学派关注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反映南宋时期浙江等地不仅传统的农业、手工业有很大发展，而且商业、对外贸易和城镇经济也空前繁荣的现实与发展要求。不仅如此，浙东学派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很强，“兼容并包”各种学术思想，形成讲事功、求实用，经世致用，“利义之和”或“以利和义”，仁义与事功相统一的学术思想（方如金等，1996）。这体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结合。同时，浙商更直接受浙江民间长期以来比较普遍地重视和从事商业与手工业活动的传统的影响。还有，浙商也受对外开放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温州和台州等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受西方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多地体现“天人分离”的世界观，并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世界观相结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王小毅博士发现一个现象：父母亲都希望子女有出息，但如果父母不在政府里工作的，他们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女可以进政府机关。如果父母在政府部门里，就往往不希望子女去政府机关。温州商人在子女的职业选择中，更加倾向于其进入政府机关做公务员，以谋求“官位”。浙江人就在这种文化矛盾和冲突中挣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呢，为什么人们对从政与经商的选择会出现摇摆呢，为什么浙江在有那么多的人从事经商和办企业，甚至从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中辞职下海的同时，又有很多人选择当公务员，尤其是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包括很多企业老板的子女纷纷报考公务员？这除了王小毅博士说的一方面是为了经商赚钱而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这一双重目的外，还反映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母对于在党政机关工作缺乏独立和自主有深切的感受甚至可能是强烈的反感，因此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获得党政机关所缺乏的个人独立和自由，而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享受党政机关所赋予的特殊地位、关系和权力这样两种世界观，即“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个人向往和追求独立自主是“天人分离”的根本反映和体现，而向往和追求官员的特殊地位和权利，则是“天人合一”在社会等级人伦关系中的突出反映与体现。

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天人分离”，都包含“人与自然”或“人与物”、“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人与自我”或“人与己”这三种基本关系。所谓“皇帝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正是“天人合一”的突出体现，自然是天，皇帝是天子，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集中地体现为“以皇帝为中心”。同时，“皇帝以自我为中心”也是人与社会的“天人合一”的突出体现。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合一必须以皇帝为中心。当然，还有当皇帝的人要把皇帝作为自我，即与皇帝的合一。这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就“三合一”了，即绝对和至高的“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在浙商身上的反映是双重的，一方面就浙商与企业之外特别是与政府和特权者的社会关系而言，由于浙商作为普通的老百姓而要求和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权，因此主要体现“天人分离”。同时，又由于浙商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且要求社会的协调和秩序，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普遍地认同官员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希望获得官员的支持和帮助，即反映“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历史阶段，要使一个地区和国家的人们统一起来，除了形成伦理与宗教并发挥它们的作用外，还需要划分等级和实行集权统治，统治者和官员具有和实施特殊的地位、关系与权力。所以，官员的特殊地位和权力体现等级社会的“天人合一”。但是，其中也隐含“天人分离”，即作为普通百姓的一些浙商为了获得和增加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利用甚至贿赂官员。另一方面，就浙商自己和浙商企业而言，浙商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尤其是在浙商企业内部，很多浙商是绝对权威，企业财产是他个人或家族的，企业的控制权基本或者完全掌握在家庭或家族成员手里，外来的员工虽然是雇佣的但可能被当成附庸，这也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个人与社会的天人关系，在中国是自然宗法人伦和社会等级人伦的结合。浙江由于在历史上长期远离封建中央政权和主流传统文化，因此社会等级人伦相对较弱，而自然宗法人伦比较强，越靠浙南自然宗法人伦相对越强，总体来说浙商的家庭意识和观念比较强。所以，就个人与家庭的天人关系而言，浙商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和基础的，较多地受其束缚和限制。个人与家庭的“天人合一”既是联系和维持浙商企业家族的天然纽带，又是束缚和限制浙商家族企业发展的天然绳索。但是，部分浙商已经意识到个人与家庭的“天人合一”对企业发展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因而基于个人的独立自主和反映企业社会化的要求而遵循社会公平的原则，超越个人与家庭“天人合一”这个前提和基础，重视发展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而且认识这种趋势和走上这条道路的浙商现在越来越多了。同时，人与社会或人与人的天人关系，是以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的天人关系为基础。从本能或无意识的角度看，人与自然是既分离又合一的，人既把自然作为获取的对象形成对立与排斥，又离不开和依存于自然。浙商在这一方面与其他商人包括外国商人基本相同。但是，从意识尤其是社会意识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别，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合一，而浙商的文化传统由于公开肯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重视事功，因此也就事实上肯定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分离，当然也坚持和肯定人与自然的合一，是两者的并存与结合。但是，浙商的不同分支也有不同的侧重。还有，人与自我或人与己的关系，西方强调“分离”，中国强调“合一”。在这种天人关系中，浙商总体上来说是重视和强调人与自己和肉体与灵魂的合一，较多地追求生理满足和肉体享受，但是也有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浙商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后开始重视精神生活和享受，有的浙商甚至追求精神的恒久。这虽然不同于追求灵魂永生的西方宗教，但无疑是对人与自己和肉体与灵魂合一的超越。所以，就总体上来说，浙商基本的人文特性是“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并存与结合。

浙商既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血缘、亲缘和地缘等，普遍实行家族经营，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尤其是温州人很抱团，同时又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吕福新，2007），受自然人文的驱使和工商文化的熏陶，也较多地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即既讲个人独立又讲大家合群。何丽野教授认为西方体现“天人分离”世界观的个人独立自主表现为“火”的性状，而中国体现“天人合一”世界观的“能群”表现为“水”的性状。那么，对企业愿景、发展战略和策略胸有成竹，充满自信，既张扬甚至有些张狂又内心平静的一些浙商，他们是属“火”还是属“水”呢？显然，他们不是单纯地属“水”，而是具有明显的“火”的属性。吴炫教授说，浙商身上既含有一种中国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又有对整个中国人文传统的突破，尤其是原创性的突破。这种突破是实践性的突破，它必定要求理论和观点上的突破，但以往的理论研究和浙商实践应该说是脱节的。

浙商具有综合和原创的属性，是根植于“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的并存与结合，要更具体和更深入地理解其属性和品格，就必须从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三种基本关系及其进一步的细分——“天人关系”中去分析和挖掘。例如，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是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虽然实际上人与自然存在着分离，甚至是对立和排斥的，人过度地追求和享受物质生活，滥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这种意识与本能、认识论与价值观的矛盾以及统一的要求，在中国人和浙商身上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又如，人与他人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一方面高度地体现在浙商的家庭自然人伦关系中，另一方面较少地体现在浙商的社会等级人伦关系中，而较多地体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商人身上。

浙商“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基本人文特性，一方面具有多面和广泛的适应性，不仅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原则和要求，而且自然可以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适应与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限制、束缚、矛盾和冲突，即既有“天人合一”的多重束缚，又有“天人分离”的多方面冲突，还有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困扰。但也正因为如此，浙商“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基本人文特性，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现实与基本要求。

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体制是“天人合一”。“合一”是从根本上、宏观上和终极上反映天人关系的。也正是在根本上、宏观上和终极上的“天人合一”，体现时代性、世界性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现代化又是一个过程和一种机制，更要有微观基础，而“天人合一”不能创造现代化的微观基础，不能提供现代化的过程和机制。因为单纯的“天人合一”会限制甚至扼杀普通百姓的个性和自由以及探索和创造，使隐含的矛盾和冲突不能及时地显现和有效地解决。相反，“天人分离”可以创造现代化的基础，提供现代化的机制，造成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包含人们通常所熟悉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创造性、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衣俊卿，2004），都是基于“天人分离”和由“天人分离”所引发或造成的。所以，没有或否定“天人分离”就不会有现代化。但是，在以“天人合一”为主流文化传统和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完全按“天人分离”的世界观为人处世，必定产生和形成普遍而又严重的对立、分裂和冲突。这不仅根本否定我们自己的传统，而且与我们今天所处的21世纪这个时代的特性及要求相冲突，那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也是世界和人类的灾难。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继承“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公开承认、肯定和适度发展“天人分离”，同时也改造传统的尤其是社会等级人伦的“天人合一”，使“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并存和结合起来。“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矛盾和统一，以及不断调整和重组的过程，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条件下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来源，以及健康发展的原理与机制，包括纠正单纯按“天人分离”推进和实现现代化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社会危机和政治冲突，防止中国崛起对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冲击等。

“自主”与“相关”的结合：“浙商”的主体人文特性

浙商以“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并存和结合这一基本人文特性为基础，形成和确立自己相应的主体人文特性。吴炫教授提出浙商潜在主体性的概念。何丽野教授认为，浙商观念中的主体性，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康德认为，对象是堆垃圾，我去把它处理好，我是最好的，所以你要接受我。如美国人和中国人同时被追求的女孩拒绝，美国人会说：我是最好的，你不接受我，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中国人会说：你说我有什么不好，我可以改。何丽野教授所说的主体性完全是西方概念，是基于和反映“天人分离”的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体现。确实不错，主体性必定是以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基础和主导的，没有自主性就没有主体性可言。吴炫教授说的浙商潜在主体性也有自主性的含义和规定。但是，自主性不等于就是主体性。同时，主体性也不只是西方的，东方和中国也有主体性，而且与西方的主体性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别。浙商的主体性或潜在主体性必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内涵和规定。

吴炫教授认为，《温州人，想的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这本书中，有很多观点很值得在学术层面上去思考和研究。如“浙江人都喜欢做老板”，这与上海人喜欢做职员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做老板这个概念能不能从人文品格上去研究它，研究它是怎么样一个含义。它可能是想做大，做大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含义，它对于潜在主体是个什么样的关联，这和中国人文化传统有关联。比方说我们有个“天下”的概念，它与西方说的“世界”不同，比“世界”大。天下是把各种世界整合到一起，这种思路很有中国特性。从浙商的角度看，就是要把生意做大，就算做多大，都要能够把它关联起来。再如“生意不分贵贱”，由此引出人也不分贵贱，只要你能发财，只要你有这种能力，我就尊重你。相应地，浙商做生意“非常注意老百姓的需要”。还有，浙商做生意是靠己不靠人的，这个观点与中国人文传统的依附性不同。中国人文的传统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我们认为，“浙江人喜欢做老板”可以这样理解：第一，突出地表明浙江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比较强，要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权并能自主地支配和控制，而上海人喜欢做职员则表明上海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对较弱。第二，“浙江人喜欢做老板”与江苏文人多，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个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内涵和程度是存在差别的，一方面是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往往比文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强，另一方面是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主要是经济上和行动上的，而文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主要体现在思想上的。第三，“浙江人喜欢做老板”、“生意不分贵贱”和浙商做生意“非常注意老百姓的需要”，这一方面表明浙商个人独立和自主是比较普遍和相对平等的，离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人伦比较远，而中国其他地区商人则比较缺乏这种特性，他们的社会等级人伦观念较强，另一方面表明浙商形成和发展广泛的私人相关性和契约关系，契约相关性和契约伦理比较发展，因而也就具有宽广、坚实和可靠的功利相关性。这种私人的社会相关性、广阔的契约相关性和坚实的功利相关性是市场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基本保证。第四，浙江人虽然“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意识和观念较弱，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但是浙江人又普遍比较善于利用各种关系，包括家庭关系、老乡关系、朋友关系、社会关系和政府关系等。浙商的人情关系和情感伦理相关性既比较强又比较开明和灵活，一方面是家庭和地域情感伦理相关性比较强，尤其是温州商人的地域情感伦理相关性更强，体现特殊主义和产生亲疏远近，另一方面是多数浙商的情感相关性比较开明和灵活，受功利的左右和理性的调节。第五，浙商的“天下”意识很强，全国和世界各地都有浙商，在省外和国外的浙商有500万人。浙商具有经济远征的特性，浙江人做生意没有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所以生意做得很大。一个商品甚至是小商品，浙商可以把它做到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大。但同时，浙商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尤其是温州商人的“抱团”意识和行为，到处是“温州街”和温州商会，而这是具有某种封闭性和排斥性的，脱离当地社会，甚至可能与当地社会形成矛盾和冲突。所以，尽管浙商往往形成经济和产业集聚，但就总体而言浙商经济是大而散，其“天下相关性”非常明显和突出，尽管其中包含私人相关性和公共相关性，但往往是公私混杂，区别于私人利益的公共道德比较欠缺。总之，浙商的主体性不仅是自主性与相关性的统一（吕福新，2006），而且是自主性与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相关性的矛盾与统一。浙商的主体性不仅包含和体现自主性，自己拍板、决策和掌控，敢于竞争，敢于迎接和应对挑战包括反“反倾销”，而且也包含和体现和谐的相关性，“合群”或“能群”。

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浙商主体人文特性，主要表现为务实以及能抓住一切市场机会和新事物。与广东人、福建人比起来，浙商更务实。“务实”是一种主体特性，是浙商作为市场主体的显著特性，它体现了与商品种类、与顾客用户、与同行厂商、与金融信贷、与市场结构、与经济实力、与技术水平、与经营管理、与企业品牌等的相关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做自己做得了、能够赚钱、控制得住和做得好的事。虽然浙商现阶段的自主创新比较缺乏，但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其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条件比较缺乏，另一方面主要是与市场和政府、与经济和法律等的相互关系还允许其采取模仿和模仿创新，但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差距。

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包括主体性，中国的现代化既是由具备相应的主体性的个人、团队和组织来实施与推进，又是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培育与塑造。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必定是自主性与相关性的统一，既要有个人、团队和组织的自主属性，又要有反映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等关系的相关属性。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较晚，普通百姓个人的独立性、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和我国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所要求的相关性存在差距，而且自主性与相关性之间往往是不平衡的，尤其是个人利益和自主性与公共利益和相关性之间存在矛盾。这正是现代化所要解决的，也是对社会和政府的要求，而且有些浙商已经使这两者比较好地统一起来了。这对中国现代化是具有先导意义和价值的。

“个众”与“和合”的统一：“浙商”的总体人文特性

浙商“天人分离”与“天人合一”并存和结合的基本人文特性，以及自主性与多方面和多层次相关性统一的主体人文特性，必定形成和表现为“个众—和合”的总体人文特性。人与物的分离以及本能和有意识地对利益的追求是商人的本我。人与人的分离必然决定和造成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个人的独立和自主是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人或民商的前提和基础，决定商人的自我，是区别于官商或“买办”的核心。而人与己的分离以及超越物质利益而对意义和精神的追求，是商人的超我。这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的统一是商人完整的自我。浙商不仅具有本我，而且具有自我。商人的个人独立、自主和自我是民商的核心，浙商是民商，是中国民商的代表。不仅如此，浙商作为中国民商的代表，关键还在于追求个人独立、自主和自我的不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人数众多，是大众，省内外和国内外的浙商总数有一千万左右，即浙商具有“个众”特性（吕福新，2007）。这是一方面，即反映“天人分离”的基本人文特性。另一方面，浙商反映“天人合一”的基本人文特性，以及主体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相关性，而形成和具有多重的“和合”特性。浙商的“个众”特性虽然直接形成、表现和发展普遍的市场竞争关系，但是也会导致合作，即形成“契合”和“竞合”。浙商的“契合”是比较普遍和充分的，尤其是通过发达的专业市场而形成和实现的“契合”是非常普遍和广泛的。同时，浙商也比较普遍地形成体现情感相关性的“情合”，并主要表现在家族企业内部的情合和商会组织内部的情合。无论是温州商会还是台州商会，尤其是温州商会，首先和主要是地缘情感的联合，联系和加强情感，在此基础上提供帮助和支持，展开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与对话，进行商业合作等。浙商比较普遍地重视以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而进行协同创业和经营。浙江的产业集群也体现地缘和业缘的特点。还有，一些浙商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发扬人性之善的仁爱相关性而形成“仁合”，这除了表现在企业内部对员工的关心和仁爱外，还表现在市场之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慈善事业中。“契合”、“情合”和“仁合”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浙商企业往往既是一般的契合，又是部分的情合，还有某种范围和程度的仁合。由此可见，浙商总体的人文特性是“个众”与“合和”的矛盾统一。

浙商总体的“个众—合和”特性，既体现在众多不同个体的浙商身上也体现在不同地区的浙商身上，形成和表现为多种类和多层次的“个众—和合”特性。温州商人的本能和利益取向比较强，敢闯敢冒敢干和敢为天下先，经济远征，走南闯北，天下为家，全国各地和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温商，而且温州商人很抱团，到处都有温州商会和“温州街”等，其人文特性可谓是“敢为远征抱团”；台州商人受特定的地域文化即山海文化的影响很大，既具有山的硬气，又具有海的灵气，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四处经商和办企业，工商结合，个体独立和股份合作比较突出，即具有“硬灵互动复合”的人文特性；金华地区商人即“婺商”具有多元的文化传统，既受孔子和朱熹学说以及徽商文化的影响，又受吕祖谦和陈亮学说的影响，更受民间工商文化传统的影响，既形成义乌“小商品城”及工业和运输业，又形成永康的中国五金市场及其生产制造业，东阳的建筑业和“影视城”，还形成兰溪的化工和医药产业等，各次区域的经济和文化既是开放的，又相互分离甚至排斥，即形成和具有“多元差异分合”的人文特性；绍兴商人即“越商”的文化传统丰富厚实，既有重文和重商传统，又有“胆剑”精神，聪明睿智，善于应对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能够借势造势，具有“睿智应用和合”的人文特性；宁波商人即“甬商”具有对外开放，发展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传统，近代文明的基础和水平比较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继承了近代文明的传统，而且更加广泛地对外开放和发展工商业，形成和具有“大气开放和合”的人文特性；湖州商人的心态比较平和，义利并举和以义制利，关注民生政治，重视仁义和合，即形成和具有“中和义利仁合”的人文特性，等等。

浙商“个众—和合”的总体人文特性及其多种类、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结构，具有普遍、快速、协调、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功能，其中包括丰富的动力和有效的机制，当然也包含矛盾和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条件、动力与机制。浙商“个众”特性所决定和引起的是普遍和快速发展，这已经被浙商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所证实，它引发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包括劳资关系、资源和环境问题也已显现，同时也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提出要求与创造条件；浙商“个众—和合”特性所决定和引起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已获得广泛和充分的发展，所引发和导致的排斥和限制已经显现，如对浙商企业家族外成员的排斥和上规模上水平的限制，同时也为消除排斥和打破限制创造条件与机制；浙商“个众—和合”特性的多种类、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内容与结构，不仅使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接力关系，从而已经使浙江经济获得了长期持续的快速发展，而且使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相互促进的机制，因而可以保证和促使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也反映和体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浙商“个众—和合”的总体人文特性，对中国现代化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现代化，从主体的角度看，必须是国民的现代化，没有广大国民个体或大众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缺乏现代化的民众基础，现代化就会落空，或只是空中楼阁。这也就是说现代化要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清朝尤其是晚清最后十年，“民”的意识已经兴起，“民”的概念风行，不仅“民权”、“民智”、“民力”等名词风行，而且“民生”、“平民”、“国民”等由“民”组成的词语也被广泛使用，“民”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和主人、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柯继铭，2007）。现在我们国家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首先是以民为本，同时要肯定大众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权，然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相关协调或和谐，关键是人与人的和合，包括契合、情合和仁合等，而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叶汝贤，2006），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做不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但应该使更多的个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发展。而浙商“个众—和合”的总体人文特性，正反映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使众多个人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发展这样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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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晓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