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

摘 要：丝绸之路起点可分为历史起点和空间起点，应该肯定张骞出使西域对于丝绸之路开辟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由于各种原因，汉唐间丝绸之路空间起点发生过迁移和变化。作为丝路起点城市的内涵，一般公认西汉时长安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没有争议，但东汉时丝路起点则延伸至洛阳，其时洛阳在中西交通方面的地位首屈一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多个政权对峙状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造成丝路起点的迁移和多元化，在一定时期洛阳、平城、邺城、长安都曾发挥丝路起点城市的功能。隋唐时长安、洛阳成为帝国东、西二都，在中西交通方面各有优势，并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时有盛衰，共同成为丝路起点的明星城市。

关键词：丝绸之路；历史起点；空间起点；长安；洛阳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1—0183—11

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提出，至今已一个多世纪，丝绸之路研究成果丰硕。由这一概念引发的学术争论很多，有的学术界已有定论，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注意到，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还遭遇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人们从不同需要甚至某种功利目的出发发表意见，不免背离学术的原则，从而产生种种歧见。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指汉唐间经行陆路贯通亚洲通欧洲、非洲的贸易和交流之路，那时丝绸贸易在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媒介和杠杆作用，丝绸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世界各地的相互了解和认识。丝绸之路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千余年的历史时期内它发生过不少变化，因此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它。本文想从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谈点个人的认识，主要限定西北丝路即传统意义上的绿洲路的范围来谈。

一、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

丝绸之路起点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历史起点，即丝绸之路何时创辟，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什么时候开始的。二是空间起点，既历史上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从什么地方为出发点的。按说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双方的互相传播，那么东西方互为这种贸易交流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但既然把丝绸作为这种贸易和交流的代表性的商品，既然中国是丝绸的故乡，那么丝绸之路的起点当然应该从中国一方考虑。从丝绸输出一方考虑，这两个起点的答案是不同的，因为历史的起点只有一个，一个事件的发生只能有一次；但空间的起点却会发生变迁，因为空间上的地点会随着时代不同发生转换，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中国丝绸是什么时候最早外传的呢？跟追溯任何事物的历史起源一样，丝绸最早西传的时间已经难以确知。从文献记载看，丝绸贸易在商代经济领域已经起着重要作用，《管子》卷二四《轻重》篇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尚书·酒诰》记载，周公派唐叔告诫殷遗民：“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反映那时已经存在丝绸的长途贩运。恩格斯说：“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①随着丝织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丝绸贸易便产生了。由于丝绸绢帛轻便，容易携带，又因为价格昂贵，能够牟取暴利，产品精美，受到欢迎，因此成为商人们乐于进行长途贩运的货物。

至于西传域外只能确定大概的时限，那就是大约在西周中期，而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西周中期，周穆王（公元前1001至前947）西征犬戎，史载“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穆王西征故事，《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史记》中之《秦本纪》、《赵世家》皆有记载，据说穆王向西巡狩，直到西王母居住的地方。穆王第二次西征是一次有征无战的行动，目的是恢复和发展与西北各族的友好关系。《竹书纪年》“周穆王”条记载：“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事在公元前993年。《穆天子传》记载，穆王从王都宗周出发，率六师西行。这次他带有大量金银朱砂和丝帛，作为馈赠之礼，每到一处，就以丝绸、铜器、贝币和朱砂馈赠各部落酋长，各部落酋长也向他赠送大量马、牛、羊、酒和穄麦。最后到西王母之邦。穆王赠以丝绸，并与西王母会宴于瑶池之上。

从考古发现来看，至公元前五六世纪，即中国春秋末期，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的华丽服装。里希特《希腊的丝绸》一文认为，雅可波利斯的科莱（Kore）女神大理石像，胸部披有薄绢，是公元前530年至前510年的作品。雅典卫城巴特侬神庙的“命运女神”像（公元前438至前431年），希腊雕刻家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Karyatid）像等公元前五世纪的雕刻杰作，人物都穿着透明的长袍（Chiton），衣褶雅丽，质料柔软，皆丝织衣料②。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质衣料，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成批生产的红花陶壶上彩绘的人像，身着细薄的衣料③。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陶壶狄奥希索斯（Diohysos）和彭贝（Pompe），更是显著的例子④。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Kul Oba）出土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版，绘有“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着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逼真，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的乳房和脐眼完全显露出来⑤。在克里米亚半岛克特齐附近古希腊人殖民地遗迹中，曾有丝发现。德国考古学家在斯图加特市西北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凯尔特人墓葬，发现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⑥，可见中国丝那时已远销此地⑦。那种蚕丝、衣料在当时只有中国才能制造。野蚕丝织成的帛达不到这种细薄透明的程度，希腊没有饲养家蚕的技术，那时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这种细绢。

中国丝绸是如何传入遥远的欧洲呢？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内地丝绸的流通方向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通过西域各族人民流入中亚和更远的地区。从1928年至1949年，在今俄罗斯的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乌拉干河畔，卡通河和比亚河上游，发掘了一批时间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墓，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其中巴泽雷克3号墓和5号墓出土的绢、绸，其图案有形态优美的凤凰，在一幅绣帷上绣着非本地所有的飞鹤，应该是来自的中国丝织工艺品。1977年在新疆的阿拉沟东口，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和漆器，出土的菱形链式罗是战国时内地的新产品，由于外销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天山山麓。在新疆乌鲁木齐鱼儿沟也发现过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在原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附近，也有中国早期丝绸出土。从同出器物的铭文可以判断属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产品⑧。

中西交通的这条道路称为欧亚草原之路。欧亚大陆间草原是非常宽阔的地带，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长久的定居处，因而古代通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行的中西之间的交通，其具体路线难可详考。现代学者根据希罗多德笔下草原居民活动的分析，推测西从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是宽广的草原道，中间需要越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或乌拉尔山。往东与蒙古高原相通的大道有三道：第一道在东及巴尔喀什河西缘时，从东南折向楚河谷地，而后进入伊犁河流域。从这里沿着天山北麓一直向东，直到东端的博格达山以北。从博格达山北麓向北，还可以走向蒙古高原的西部；第二道从伊犁河流域偏向东北，进至准噶尔盆地，直抵阿尔泰山西南山麓；或者从东钦察草原东进至额尔济斯河中游，沿着其支流的河谷和宰桑湖南缘进至阿尔泰山。在绵亘的阿尔泰山脉上，有不止一处可以越过的通道，著名的达坂（山口）有三个，即乌尔莫盖提、乌兰和达比斯。第三道从东钦察草原东缘向东，渡过额尔济斯河抵达鄂毕河，然后沿着鄂毕河上游卡通河谷地进至蒙古草原。这条道路上有阿尔泰山和唐努乌梁山之间的崎岖山地，相当艰险。相对而言，第一道是最易通行的道路。

但是，直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即汉武帝时，丝绸西传和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交流是零散的、间断的和辗转进行的。中西间贸易得到国家有效的组织、有意识的提倡和大力推行，形成较大规模并引发此后中西间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持续开展，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为了拉拢和联合与匈奴有仇的大月氏人共击匈奴，汉武帝遣张骞冒险出使西域，但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没有达到。十余年后，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汇报了西域见闻，引起武帝对西域奇物和显示威德的追求，于是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在拉拢乌孙的同时，扩大与西域的交往。这一次与乌孙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但与西域的联系却建立起来。乌孙遣使随张骞至汉，双方建立了友好交往的关系；张骞的那些副使从西域归来时都带来了西域的使节，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⑨。此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和交流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由于匈奴的强盛造成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了。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实际上张骞出使西域的结果是在已经存在的中西交通的基础上有所开拓而已，但这种开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把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辟的标志性的事件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必须认识到，中国丝绸西传以及中西交通的发生绝不是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二、汉代丝绸之路起点的转换

丝绸之路的空间起点与历史起点有联系，因为丝绸之路最早创辟的出发点应该就是最早的空间上的起点。西周以镐京为政治中心，那是穆王西征的起点，穆王往返经行各地和道里途程，在《穆天子传》中有专门记载和统计，便是“自宗周、廛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干之山”，而后辗转至“西王母之邦”，“□（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一万四千里，乃还”。宗周的政治中心是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境内。张骞出使西域时西汉国都长安与之大致相同，在今之西安市南部。因此，长安即今之西安成为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这是没有争议的。我们把一个城市作为丝绸之路起点标志，但是这样的城市却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地位常常发生巨大的变化，长安也是如此。长安没有永远保持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旁落或转移其他城市。

这里牵涉到什么样的城市能够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我们认为，作为丝路起点的城市，应该具备如下几个条件：（1）一个统一王朝或影响较大的割据政权的首都，它是来华使节的终点和目的地，是代表政府出使外国使节的主要的起点或出发地。古代使节通常代表着大规模地商贸交易和文化交流，使节往还与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互相交织，密不可分。（2）这个王朝或政权在一定时期内有较多的对外交往的活动，在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有统一时期，也有分裂割据时期，不是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王朝都有对外交往的活动。（3）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对周围地区具有较大的辐射作用。它是出口和进口商品及输入和输出的精神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在星罗棋布的城市格局中它具有明显的中心地位。在漫长的岁月中，丝路的起点和走向并非一成不变。它常随中国中原政权和西部世界各国都城的迁徙、各少数民族、各地区、各国与中原朝廷的关系的好坏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转移或摆动。总的来看，西汉时丝路起点在都城长安，东汉时随政治中心的转移则延伸至洛阳。

东汉建立，以洛阳为首都，丝路东端随之由西汉时的长安东移至洛阳。古代贸易以贡使贸易为主，彼此间贡使活动则是主要的贸易活动，而贡使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则是对象国之首都，诸国接待外来使节的机构和活动当然也主要在首都。西汉时，长安涉外机构主要有鸿胪寺和主客曹。禁中少府属官黄门令也负责部分海外事务，他们的任务是负责为皇室搜罗天下宝物和奇禽异兽。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接待海外来宾的馆舍，称“蛮夷邸”，在长安城内藁街”。这些机构和设置东汉时皆置于洛阳。东汉时改王莽时典乐为大鸿胪，从此成为固定的名称，主客曹在光武帝时又分为南主客曹和北主客曹。而据《后汉书·西域传》，洛阳亦有“蛮夷邸”，而据同书《南匈奴传》又有“胡桃宫”，皆为外商在洛阳的活动所提供的场所。尚书中宫官为皇帝的近密和喉舌，大鸿胪是外官，属外朝，他们相互配合，共同负责外交事务。皇帝关于外交方面的指令，通过尚书撰写为诏令，下达大鸿胪具体执行和运作。这些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在首都，因此首都当然是中外交往的中心，都城的东迁必然牵动中西交通路线的向东延伸。

东汉时汉使出行自洛阳出发，西域各国使节东行亦至洛阳。东来的西域质子、使者和商胡则至洛阳，并深入中国内地。《后汉书·西域传论》云：“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据《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七年（95），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后汉书·乌桓传》记载：“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同书《梁冀传》记载，梁冀起菟园于河南城西，“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菟。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蔡邕《短人赋》所写即域外人之后裔，其序云：“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当为‘别字之误）。名之侏儒，生则象父。”⑩由于西域人在中原地区人数不少，汉末的繁钦才能通过观察分辨出各国人相貌的不同，他的《三胡赋》云：“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额，高辅陷口，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訾，洞额仰鼻。”考古材料也说明东汉时洛阳成为西域胡人东来的终点和聚居处。上世纪初，马衡收集到出土洛阳的三块刻有佉卢文的弧形条石。据林梅村的研究，此类刻石原为东汉时当地世俗井栏构件。由此可以推知东汉时京师洛阳地区已有属于犍陀罗语族的中亚人士于此聚居。1987年洛阳东郊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羽人铜像，深目高鼻，紧衫窄袖，其造像形式明显模仿西域胡人个体形象的特征。

由于东来西往的行人以洛阳为出发点和目的地，《后汉书》记西域诸国至中国道里远近，则以洛阳为坐标。如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大月氏“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莎车“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疏勒“去洛阳万三百里”。异域贡物所至乃中州洛阳，正如王逸《荔枝赋序》所云：“大哉圣皇，处乎中州，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西旅献昆山之蒲桃，北燕荐朔滨之巨栗。”在“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东汉时代，西域商胡千里迢迢赶至洛阳进行商业活动。据《河南志》卷2引华延俊云，洛阳城中位于南北二宫之西的金市、城东的马市和城南的南市都是当时的工商业区，因丝路起点的东移而盛极一时。西人以丝路西端的罗马相比较也举出洛阳，赫德生（G.F.Hudson）在《欧洲与中国》一书说：“二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风行的程度甚至不下于洛阳。”他就是从丝绸之路两端进行比较的。佛教之东传，西域僧人之入华传教首至洛阳。《高僧传》卷一记摄摩腾云：“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竺法兰与摄摩腾同至洛阳译经。安清则“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支娄迦谶则于“汉灵帝时游于洛阳。”入华第一批高僧皆至洛阳。

洛阳既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自古以来便有“居天下之中”之说，以此为中心，交通全国各地。自洛阳往南，第一大商镇是当时被称作南都的南阳（宛），从南阳南下可达江夏与江陵；自江陵往南，经长沙、桂阳而至番禺，番禺是南海贸易的中心地，这就把海陆两道丝路联接起来。洛阳这种交通中心的地位是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从国际环境看，东汉时东西方陆路贸易的条件更为便利。1世纪后期，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四大帝国都处于昌盛发达的阶段，他们在军事上都日益强大，逐步吞并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疆土。西方的罗马帝国处于全盛时期，东方的东汉王朝也正如日中天，西域的贵霜王国统治着今阿富汗和印度北方的广大地区，处于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安息则处于三大帝国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和缓冲作用。四大帝国都希望在丝路贸易中获利，他们都推行着有利于对外交流的贸易政策，东西方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起点的迁移与多元化

在三至六世纪中国处于分裂动荡的时代中，由于中国境内经常地存在多个政权对峙的局面，随着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和洛阳的盛衰变化，丝路起点出现迁移和多元化倾向。按照我们的认识，洛阳、长安、平城、邺城、凉州都曾在一定时期内担负起丝绸之路起点的任务。

作为丝路起点城市，洛阳有过两起两落。曹丕代汉自立，迁都至洛阳，西晋仍以洛阳为首都。经过曹魏、西晋的建设，洛阳又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和著名的繁华都市，左思《三都赋·魏都赋》中有详细的描写。洎永嘉之乱和十六国割据，洛阳再次残破。北魏平定中原，将首都自平城迁至洛阳，洛阳成为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并恢复了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北魏末年，洛阳再次成为战乱的中心，并又一次失去其丝路起点的地位。曹魏、西晋和北魏都洛之时，洛阳都在发挥着丝路起点的重要作用。

曹魏政权通过河西走廊与西域保持着密切联系，洛阳作为首都是诸国使节往来和西域商胡东来贩贸的目的地。曹魏时中原地区的丝织业得到恢复，马钧在洛阳“思绫机之变”，改进丝织技术，提高了织绫效率，说明当时洛阳有官办的蚕桑丝织业，并且丝织技术高超灵巧。由于丝织业的发达，汉魏之际，洛阳“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据左思《魏都赋》的描写，洛阳是各地包括丝织品在内的各种产品的集散地，城内“卫之稚质、邯郸丽步、赵之鸣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緫清河”，后四者可谓其时四种名优丝织品，其产地在今河南、河北和山东。这个描写说明来自各地的名产充斥于洛阳市场。洛阳又是繁华的国际都会，据《傅子》记载，魏齐王芳时，“其民四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在这里，中原地区的丝织品通过繁荣的对外贸易而流布四方。黄初三年（222），“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是岁，西域遂通”。随后，“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西域重译献火浣布”。史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曹魏时仓慈任敦煌太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说明那些途经敦煌的胡商有的以洛阳为最后的目的地。曹魏时西域人流寓洛阳者亦有可考，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神甫步履仁在洛阳发现一残碑，为佉卢文石刻，乃2、3世纪时大月氏人在洛阳建造寺院的井栏题记。当时流寓洛阳之贵霜王朝大月氏人可能不是少数。嘉平二年（250），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月氏高僧竺法护等皆曾游化洛阳。昙柯迦罗译出《僧祗戒心》，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始有正式沙门。

西晋建立，继续以洛阳为都，由于西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史书上记载西域各国道里，则以洛阳为起点。如《晋书·四夷传》记载，“焉耆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里”，“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大宛西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洛阳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进一步繁荣。晋时洛阳有三市，即宫城西首的金市、城东建春门外的马市、城南的羊市，成为中外客商交市之所。西晋时，晋与西域各国保持密切关系。史载晋武帝代魏登基，“四夷会者数万人”。晋武帝泰始（265—275）及太康（280—290）年间，康居、焉耆、龟兹、大宛、大秦皆有来华朝贡的活动。《晋书·四夷传》“康居”条记载，晋武帝泰始年间，康居国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太康六年（285），武帝曾遣杨颢出使大宛，诏封兰庾为大宛王。“大宛”条记载：“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太康年间，焉耆及龟兹国王均遣子前来洛阳“入侍”，及“惠、怀末，以中国乱”，龟兹仍“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第二号信札，是以姑臧为中心从事商业活动的粟特胡人寄往家乡撒马尔罕的信。信写于西晋末年，信中言及他们在中国的经商活动，讲到他们来中国内地已经八年，他们到洛阳经商的情况。信中写道他们派一位叫阿尔蒂赫弗班达（Artixv Banday）的人率商队去中国内地，“又已过去四年，因为商队是从姑臧启程的，故他们在第六个月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破了产，并都死于饥馑。”

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和接下来的“五胡乱华”中，洛阳成为动乱的中心。经过一系列战争的破坏，繁华一时的洛阳化为废墟，洛阳又一次失去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后赵石勒时又开始营建洛阳，史载石勒“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北魏重建汉魏洛阳故城，增筑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外郭城。新兴的洛阳城工商业十分发达，内外城之间西有西阳门外的“大市”，“周回八里”东有青阳门外的“小市”，南有跨越洛水永桥以南的“四通市”，总称“洛阳三市”。洛阳又成为北中国交通四方的中心和丝绸之路的起点。至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邺，北魏分裂，洛阳再遭浩劫，北魏都洛时间并不长。但在四十年中，洛阳的商业和文化发展以及对外交流形成相当繁盛的局面。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北魏时洛京府库所藏“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r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正是在北魏与西域广泛交往的背景下，西域各国入华至洛阳的人数和以洛阳为起点沿丝路西行的中土人士都很多。

第一，交接双方的使节。来华的使节一般必须来到洛阳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而奉朝廷之命出使外国的中国使节则一般从洛阳出发。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自董琬等出使西域后，西域“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据统计，仅从景明元年（500）至神龟元年（518）的十九年间，诸国“遣使朝贡”至洛阳者达六十一次之多。国使数十辈，最著名者如宋云西使。西域诸国使节朝贡物品，以贡至洛阳为终点。《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罗国胡王所献。”“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末，丑奴破，始达京师。”北魏使节则将中原丝绸或丝织品赉往西域，如宋云西行，以丝绸制成幡、香袋等佛教用品，随方施舍，以作功德。当北魏政权与西域展开大规模交往时。众多来自西域的使节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洛阳。

第二，许多来华的西域僧侣和西行求法的中土僧人。迁都洛阳的北魏统治者崇信佛教，吸引大批西域僧人不远千里来到洛阳。北魏盛时，洛阳城内外寺院达1367所。《洛阳伽蓝记》卷四条记载：“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宣武帝元恪特立永明寺以憩之，其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有的西域僧人也在洛阳建立寺院，如“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僧昙摩罗所立也”同书卷三记载：“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可见奔波于丝绸之路上以洛阳为目的地的佛教僧侣人数之众。中土僧人西行取经的，亦多从洛阳出发，最后又回到洛阳，例如宋云、惠生等。汤用彤先生说：“佛教为异域宗教，根据自在传译。故印度中国之交通道路，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故印度中国之交通道路，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我国北部至印度之通路，自多经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而当魏全盛，威权及于今之新疆及中亚细亚（月氏故地）。故中印间之行旅商贾，多取此途。经像僧人由此来者，亦较南方海程为多”，“而西方传教者，由陆路东来，先至凉州”。“由凉东下至长安，进至洛阳，俱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点。”

第三，商旅和来华定居的各色人等。北魏政府在洛阳宣阳门外四里永桥以南，安置外国归附者。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记载：在四通市之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其中前三馆和前三里，分别为吴人、北夷、东夷来附所居及赐宅处，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当时西域来华者人数甚众，“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同书卷四记载侨居洛阳的西域人云：“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洛阳出土鄯月光墓志，时当北魏正始二年（505）十一月二十七日。碑题为“前部王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志”。鄯月光为鄯善国之女，嫁于车师前部王车伯之子。鄯月光既死葬洛阳，车师王子想必亦寄居洛阳，说明北魏时车师前部王之子或留学，或作为质子流寓于洛阳。1931年洛阳东北后沟出土的鄯乾墓志，乃北魏延昌元年（512）八月廿六日所立，志文云鄯乾乃魏之侍镇西将军鄯善王宠之孙，平西将军青、平、凉三州刺史鄯善王临泽侯视之长子，亦鄯善国贵族寄居于洛阳者。洛阳北魏常山王元巶墓中出土有粉绘骆驼，背驮巨大的行囊，其内所装应是丝绸，正是丝路上沙漠之舟的形象。此墓中还出土两个陶俑，头发卷曲，身体彪悍，像是非洲黑人，故有人称之为“昆仑奴”。另有一件绿釉扁壶，上饰乐舞图案，从人物形像和服饰看，像是阿拉伯人。说明当时有大批西域商人前来洛阳贸易，有大量外国人侨居洛阳，从而对当时的中西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洛阳作为丝路的东部起点，有其地处“天下之中”交通全国各地便利的优势，洛阳与周围的城市皆有大道相通，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沟通了陆上丝路与海上交通的联系。魏晋时，司马懿从邓艾之计，凿宽漕渠，“引河入渠”，淮北至洛阳的航道大为畅通。265年灭吴，全国各地物产汇集洛阳，史称“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泰始十年（274），晋武帝令“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增大了洛水流量，关中物产也可通过洛水转运到洛阳。这一年杜预“立河桥于富平津”，克服了常有“覆没之患”的黄河天堑，打开了南北交通的门户，愈益促进了洛阳商业经济的发展。北魏迁洛以后，孝文帝巡察徐州，“泛泗入河，溯流还洛”，说明当时汴渠仍有效用。他还打算引鸿池水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泗），以至于淮”。

洛阳交通四方的作用，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甚至成为南北朝诗中的意象。梁元帝、陈后主、徐陵、江总都写过《洛阳道》的诗；南北朝时“洛阳道”的意象常常出现在一些诗人的笔下，如“洛阳九逵上，罗绮四时春”（陈暄）；“洛阳驰道上，春日起尘埃”（徐陵）；“洛阳道八达，洛阳城九重”（车操）。这些诗句虽然有艺术表现的成分，却是洛阳交通方便，道路畅达的反映。因此当天下统一时，洛阳处于全国中心位置，而南北分裂时，它又不失为北方中原地区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把经济、文化聚散的触角伸向各地，形成一个核心，再由此向西沿丝绸之路与更远的域外各地建立起经济、文化的联系。

西晋初时与南海诸国频繁交往，由于洛阳与江淮之间的运河已经畅通，各国使节由水道频至洛阳。徼外诸国多“赉宝物自海路来贸货”。据史书记载，在南方，西晋王朝初年与林邑、扶南等国皆有官方交往。“林邑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林邑王范文“遣使通表入贡于帝，其书皆胡字”。扶南国“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甚至大秦国人亦通过海路入贡，经广州至洛阳。据晋殷巨奇《布赋序》，晋太康二年（281），“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故其赋云：“伊荒服之外国，逮大秦以为名，仰皇风而悦化，超重译而来庭；贡方物之奇丽，亦受气于妙灵。”惠帝元康六年（296）天竺高僧耆域由海路到达广州，光熙年间，又前往京师洛阳。《高僧传》卷九记载，佛图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以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适洛阳。除了官方和佛教的交往之外，彼此间的贸易仍然存在，《晋书·南蛮传》“林邑”条记载，范文“随商贾往来，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范）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反映了在林邑与中国之间商贾的活动，他们有深入内地至洛阳者。既便在南北分裂时的北魏时期，亦有异域僧人从海外至南朝，复由南朝入北朝者。梁时东南亚僧人有经南朝而入北魏者，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东南亚僧人菩提拔陀，先到南朝，又随扬州僧人法融来到北魏都城洛阳。

北魏末年，洛阳又一次经历了战乱浩劫。534年，北魏孝武帝为权臣高欢所迫，逃往关中，投奔大将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第二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中国北方又陷于分裂。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洛阳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丝路起点的地位。但至北周灭北齐，洛阳的地位又日趋重要起来，为隋唐时洛阳重铸辉煌埋下伏笔。北周时期，鄯善人仍不断移居中原。鄯昭祖父早年入仕北周，其父又在隋朝为官。洛阳发现的鄯姓墓志铭证明，当年有一支鄯善王族迁居中原王朝。

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皇始三年（398）七月，拓跋珪自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从此平城成为北魏首都长达97年，历经六帝七世。北魏在平城进行一系列首都建设，“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宫殿苑囿、楼台观堂等重大工程上百处。当时平城北面为皇城，皇城南是周回三十二里的郭城，内包周回二十里的京城，规模巨大，建筑宏伟，风景秀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破柔然后，为保卫平城，沿阴山设立六镇，拱卫平城，成为北魏北边的国防要地。北魏建都平城时，山西大同成为丝路的起点之一。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年间（435—440），随着北方日趋统一，北魏统治者谋求向西发展，其兵锋所向，一路南下，进军关中，太武帝亲率大军平盖吴之乱；一路沿鄂尔多斯南缘缓慢地向高平一带推进。匈奴刘卫辰为北魏所部，刘卫辰死后，其子赫连勃勃退守高平，依附没奕于，后召其部众伪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清水河一带），袭杀没奕于，建立大夏国，以统万城为王都。始光四年（427），北魏乘夏主赫连勃勃新亡，攻破统万城，赫连定收其余众奔平凉（今宁夏彭阳南）。神麚三年（430）太武帝亲征平凉，平凉举城投降，从而打通了自平城沿鄂尔多斯南缘西进的道路。北魏声威远达西域，西域各国首先有通好的表现，《魏书·西域传序》记载，“太延中，魏德日益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中西间交通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但太武帝起初对交通西域非常犹豫，以为“西域汉世虽通，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此其自知绝远，大兵不可至故也。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所以不欲遣使回报。经过反复议论，北魏统治者终于决定交通西域，遣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这个使团途中被柔然所获，柔然敕连可汗“遣恩生等还，竟不能达西域”。至太延三年（437），拓跋焘“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赉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董琬等一行“北行至乌孙国”，乌孙王派向导、译员送董琬等到达破洛那国，送高明等到者舌国。太延三年（437），董琬一行回到平城，随同而来的有包括乌孙、破洛那、者舌等在内的西域十六国的使者。北魏与西域之间开始互通使节。董琬等出使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次外交活动在加强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方面起到了沟通和促进作用，使一度沉寂的中西之间的官方来往又频繁起来。史载“旁国闻之，争遣使者随琬等入贡，凡十六国，自是每岁朝贡不绝”。太平真君六年（445），太武帝开始积极经营西域，派遣万度归统兵征鄯善。九年，又以韩拨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同时又出兵征焉耆、龟兹，置焉耆镇，终于取代柔然控制了西域诸国。北魏使者韩羊皮远抵波斯，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波斯之名，始见于《魏书》，是北魏西使最远的国家。董琬等出使西域后，西域诸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自董琬等出使西域，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五十多年，平城成为丝路起点城市，所以《魏书·西域传》记载至西域各国的路程皆以代（即平城）为坐标。如鄯善国“去代七千六百里”，且末国“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于阗国“去代九千八百里”，蒲山国“去代一万二千里”，悉居半国“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车师国“去代万五十里”，乌孙国“去代一万八百里”，洛那国“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粟特国“去代一万六千里”，波斯国“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大月氏“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安息国“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等等。北魏的使节发自平城，频繁西使。平城通西域的路线，利用了自汉以来的丝绸之路。当时平城与西域间的商使往来，一方面由洛阳转输，经洛阳西去长安，从而与传统丝路联结起来。另一方面则是从平城出发，沿鄂尔多斯南缘路经原州高平城西进，进入河西走廊。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首都平城与高平间的联系以及与河西走廊间交通，有赖于这条鄂尔多斯南缘路。

作为丝路起点，邺城也有过一定时期的辉煌。邺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战国时魏文侯便曾以邺为都城；汉末曹操以邺为根据地，平定中原；曹丕代汉后邺城仍为魏五都之一。自曹魏以来，邺城为北方重要城市，经济发达。西晋时邺城是北方商业贸易中心。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提到那些以凉州为中心经商的粟特人，最东边就到邺城，说明在此之前，粟特商人已经来到这里。魏晋南北朝分裂动乱的时期，邺城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北魏在邺城置行台，以后东魏、北齐都定都邺城。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注意营建邺城，而且以世子石弘镇守。史载石勒“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后赵、冉魏、前燕时，邺城一带平原千里，漕运四通，经济发达。石季龙在邺，“多所营缮”，“造东西宫”，“起灵风台九殿于显阳殿后”。“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在后赵邺都有“胡天祠”，应该是祆庙，说明西域粟特人信奉的祆教传入此地。《晋书·慕容炜载记》记载，皇甫真“从慕容评攻拔邺都，珍货充溢”。北魏时期“国之资储，唯籍河北”。“河北数州，国之基本”，是北魏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

北魏都洛前，曾有多次迁都邺城之议。永熙三年（534）东魏迁都邺城，史载“东魏主（高欢）发洛阳四十万户，狼狈就道”。其中应包括洛阳的百工技巧。洛阳的人力、物力输入邺城，有力地促进了邺城生产力的发展。此后邺城成为东魏、北齐的首都，大大促进了邺城经济文化的发展，邺城成为经济、文化和佛教的中心。邺城手工业发达，成为当时丝织业中心之一。《隋书·地理志》云：“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邺城有魏末以来精于农器、兵器制作的冶炼作坊，《魏书·食货志》云：“其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有被南朝萧梁所羡称的“登高之文，北邺之锦”的织锦作坊。当时邺市被认为是最好的丝织品的产销之地，梁庾肩吾《谢武陵王赉白绮绫启》夸此赐物说：“图云缉鹤，邺市稀逢。”邺城出土了大批雕刻精妙的佛教造像碑，说明邺城集中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工匠。作为国都所在，邺城汇聚了东部地区的各类人才，以本地的旧传统，加上洛阳的新因素，从而使经济、文化和工艺达到一个新水平。邺城佛教有深厚基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中心之一。后赵时，高僧竺佛图澄、释道安皆在邺城及河北其他地区活动，竺佛图澄“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其弘法之盛，莫之与先。考其声教所及，河北中州之外，江南名僧，亦相钦敬。于石虎建武末年卒于邺寺宫”。“邺中佛寺可考者，亦有多所。相台为六朝佛法重镇，盖始于佛图澄之世。河北佛法之盛，亦起自澄和尚”。道安是佛图澄的高足，晋成帝咸康元年（335），石虎迁都于邺，佛图澄随至邺，其后道安入邺师事佛图澄。其后三十年，道安一直在河北活动。后至襄阳，又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八月，自襄阳赴邺视佛图澄寺庙。北魏明元帝“敬重三宝，仍于邺下大度僧尼”；太武帝“于邺城造宗正寺”；孝文帝时“以邺都造安养寺，硕德高僧，四方云集”。孝明帝“于邺下造大觉寺”。东魏迁都邺城，沙门佛事亦俱东向，“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俱徙”。一批名显洛邑的高僧，如慧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皆由洛阳随迁邺城。东魏孝静帝、丞相高欢以及北齐诸帝皆崇信佛教，促进了佛教发展，邺城成为佛教中心。著名的高僧如慧光、法上、道凭和僧稠都在邺城活动。北朝佛教义学进入一个新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昭玄大统法上改革僧侣服制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南朝、西域及其他国家聘使之往来，出入邺城。《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后赵石勒立国，诸国使节至邺都，云：“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名马于勒。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诜奉图，送高昌、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东魏天平四年（537），是法上改革僧侣服饰之时，又是东魏与萧梁两国通好，互聘使节的开始。《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记载，天平以后十余年南境宁息，并互相致书问候。《北史·魏本纪》记载，东魏天平四年至武定六年（548）十一年间，东魏遣聘梁使十五次，梁朝回聘十四次。即使在东魏侯景叛逃南朝，梁武帝大举北侵失败后，被俘的梁宗室子弟亦受到东魏的礼遇，以求和好，如长沙王萧懿之子萧明。梁使入魏或魏使至梁，皆受到对方隆遇。陆云撰《御讲般若经序》记载，在梁朝法会上，进佛经的“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其中便有“虏使主”即北朝使臣崔长谦、使副阳休之。

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与域外、南朝政治上的交好，使邺城成为沟通南北的中心都市，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海上丝路与西北丝路联接起来。《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东魏使臣至梁，参加梁朝法会，如《魏书》卷三六《李同轨传》记载，李同轨使梁；陆云撰《御讲般若经序》记载，崔长谦、阳休之等使梁，都曾参预法会，听讲佛经。又有东魏使节求取佛经事。《北史》卷三二《崔暹传》记载：“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缮写，以幡花宝盖赞呗送至馆焉。”南北僧人的交往也十分频繁，据《续高僧传》卷七《安廪传》记载，释安廪“寓居江阴之利成县”，“北诣魏国”，“在魏十有二年”，讲经说法。后又“还届扬都，武帝敬供相接，敕住天安，讲华严经”。同书卷十一记载，受梁高祖供养一年的沙门僧温，年七十北还，“行住此埠，创立寺宇”。同书卷十六《法常传》记载：“释法常，高齐时人，领徒讲律，有声漳邺，后讲涅槃，并授禅数。齐主崇为国师。”邺城与建康间的交通为南来北往的僧人所利用。《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记载，有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陈言高空，游化东魏……译《僧伽吒经》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于邺城司徒公孙腾第出，沙门僧昉笔受。属齐受魏禅，蕃客任情，那请还乡。事流博观，承金陵宏法，道声远肃，以梁武大同年辞齐南度。既达彼国，乃被留住。因译《大乘顶王经》一部。邺城作为北齐的首都，还聚集了一批为北齐皇帝宠幸的胡人伎乐。在这个特定时期，邺城还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建康在海上交通中处于重要位置，佛教自建康传入邺城，自然也带来了来自海上的佛教。在佛教义学方面，如般若之学，经梁武帝的重新提倡，又复转盛。东魏、北齐时，已传入北地，不少义学高僧研习此经，如灵裕、慧藏。扶南国僧伽婆罗、曼陀罗仙入梁后，“被敕徵召于扬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他们于萧梁时先后译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该经文刻于南响堂山第2窟内和第4－6窟窟外上方崖面，显然是由梁都建康传入的。在萧梁的影响下，北朝义学迅猛发展，以至于后世以梁齐并称，道宣说：“且夫佛教道东，世称弘播，论其荣茂，勿盛梁齐。”

一般认为，东魏、北齐与西域地隔西魏、北周，似乎无法与西域交通，其实也不尽然。上文已经讲述的草原路或柔然－突厥道的利用，就是东魏、北齐绕过西魏、北周与西域交通的道路。553年，吐谷浑使者及西域商人自北齐欲返青海故地，在武威西面遭到西魏凉州刺史拦截，这些商胡从北齐所得为丝绸。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游化东魏，译《僧伽吒经》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于邺城司徒公孙腾第出，沙门僧昉笔受。安阳出土的北齐文物透露出北齐与西域的联系。1971年，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黄釉乐舞扁瓷壶，应该是外来品，高20厘米。五人一组的乐舞场面极为生动，人物皆深目高鼻，着窄袖长衫，是西域人的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长期处于衰落地位，但至后期由于西魏和北周建都长安，为隋唐时期长安在丝路贸易和交流中重铸辉煌奠定了基础，可以看作是盛世的曙光。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开辟，长安便担负起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任务。西汉末年，王莽代汉自立，建立新王朝，不久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公元23年，农民军攻入长安，结束了新王朝的统治。在这场大动乱之后，刘秀在洛阳建立起东汉政权。虽然刘秀以长安为西京，但由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至洛阳，长安随之失去了昔日丝路起点的重要地位。东汉末年，为避关东诸候的讨伐，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此举不仅没有使长安重振雄威，反而带来空前的劫难。王允等在长安谋杀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大乱长安，长安城遭到极大破坏。汉末诗人王粲《七哀诗》云：“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便是对当时长安的写照。不久，关中成为马超与曹操争夺的战场，最终为曹操所控制。

曹丕代汉自立，迁都洛阳，长安为曹魏陪都，此后长安的建设没有什么成就。但由于长安是西域通洛阳的要道，魏晋时它仍是入华西域人的重要落脚点。梁代的康绚，先祖出于康居，汉代充当侍子，定居河西，晋时迁于蓝田。刘宋永初年间（420—422），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南迁襄阳岘南。仅康穆一族在蓝田县便有三千余家，说明长安附近聚居的胡人之多。西晋永嘉之乱时，司马邺赶到长安建都，“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其后即位，即愍帝，长安频遭战乱。十六国和南北朝时，匈奴人的前赵（319—329年）、氐人的前秦（351—394年）、羌人的后秦（384—417年）、鲜卑人的西魏（535—556年）和北周（557—580年）等王朝相继在长安建都，使长安的政治地位和它在中西交通方面的作用逐渐重要起来，从某种意义上具有丝路起点的特征。前秦、后秦与西域均有直接交往。前赵刘曜据长安，建宫殿，修太学，任百官，进行了一系列都城建设。刘曜略定陇右，迁“陇右万余户入长安”，充实长安人口。刘曜西征，凉州刺史张茂受制称藩，刘曜任命田崧为凉州牧、领西域大都护、护氐羌校尉，封凉王。但刘曜时忙于征讨，不见与西域交通之事。

苻坚都长安，曾徙张平“所部三千余户于长安”。破匈奴右贤王曹毂，又“徙其酋豪六千余户于长安”。前凉张天锡谢罪称藩，苻坚署张天锡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域都护、西平公。后苻坚遣将灭前凉，又徙凉州豪右“七千余户”以实关中。此时，长安政治地位迅速提高，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的恢复。苻坚任命梁熙为持节、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梁熙治理河西十年，甚有成效，长安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道路打通了。“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苻坚仰慕汉文帝返千里马之事，将大宛所献良马悉数返之。苻坚东征，平洛阳，“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长安作为丝路起点，中西间商使往来兴盛起来。后来苻坚兄苻法之子苻阳犯法，苻坚把他流放到高昌，也反映了自长安至西域间的密切关系。

车师前部王弥阗、鄯善王休密驮至长安朝见，苻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弥阗等人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苻坚则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弥阗等人又请求：“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于是苻坚命吕光、姜飞率兵七万，“以讨定西域”。第二年，吕光从长安出发，苻坚于建章宫为之饯行，告诉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阗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率其国兵为吕光作先导。吕光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所获珍宝以万万计。

前秦时长安也是西域沙门东来的目的地，僧伽跋澄、僧伽提婆、竺佛念等天竺、西域高僧皆于前秦时至长安，从事译经传教活动。同时这里也是粟特部落聚集之地。前秦建元三年（367）立《邓太尉祠碑》记前秦冯翊护军所统诸部落中，有“粟特”，证明渭北地区有粟特部落活动。

前秦末年遭慕容冲之乱，“冲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长安又遭破坏。后秦姚苌都长安，姚氏历三世，对长安进行了一些都城建设。姚兴时灭后凉，镇姑臧，通过河西走廊，长安与西域建立起密切关系。姚氏崇奉佛教，迎请鸠摩罗什入关。史载姚兴引诸沙门入逍遥园澄玄堂，听鸠摩罗什说经，姚兴与罗什及众沙门合译佛经，“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姚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佛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其中当有不少来自西域的僧人，长安成为佛教译经中心和西域沙门东来传教的终点。天竺昙摩掘多、佛驮跋陀罗，罽宾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佛陀耶舍等都在姚秦时入长安，参与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在五胡十六国动乱时期，长安附近的蓝田一直是西域胡人的聚集之地。《晋书·姚兴载记》记载，后秦时“扬武、安乡侯康宦驱略白鹿原氐、胡数百家奔上洛”。康宦当是粟特人，其所驱略氐、胡数百家，其中也当有粟特胡人。白鹿原在蓝田县，说明在康穆率数千家粟特人南奔之后，长安附近仍有大量粟特胡人留居。

417年，东晋刘裕攻破长安，灭后秦。《宋书》卷四八《傅弘之传》记载，傅弘之等人“进据蓝田，招怀戎、晋，晋人庞斌之、戴养，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归化”。说明粟特胡人是以部落形式生活在蓝田。刘裕的军队退回江南，大夏王赫连勃勃乘机夺取长安，并于418年在长安灞上即皇帝位。赫连勃勃以统万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为都城，而于长安置南台，以太子赫连璝录南台尚书事，镇长安。后来，赫连勃勃第三子赫连昌袭杀赫连璝，被立为太子。赫连勃勃死，赫连昌即位。42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大将奚斤攻占长安，第二年赫连昌派赫连定率众反攻长安。拓跋焘乘机攻统万城，夏主赫连昌战败逃往上邽，赫连定听说统万城失守，也退往上邽。公元428年，北魏进军上邽，生俘赫连昌。431年，赫连定被吐谷浑所灭，夏亡，长安进入北魏统治。北魏先是都平城，后迁洛阳，洛阳成为中西交通的中心，长安失去了作为丝路起点的重要地位。但长安附近依然是一个胡人活动的中心。《魏书》卷四一《源子雍传》记载：“贼帅康维摩拥率羌、胡，守锯谷（在同州韩城县），断甖棠桥，子雍与交战，大破之。”康维摩应是出身粟特胡人的酋帅。

北魏灭亡后，中国北方又一次陷于分裂，西魏、北周相继以长安为都城。《北史·西域传》云西魏、北周“不闻有事西域”，并不符合实际。如前所述，西魏、北周时皆有与西域使节往还和商贸往来。特别是西魏、北周以长安为都，奠定了后来隋唐两朝长安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基础，也奠定了长安在中西交通方面丝路起点的基础。长安是关陇集团的发祥地，因此隋、唐二代皆以长安为都，其时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成为丝绸之路黄金时代的起点。

四、隋唐时长安、洛阳的颉颃

隋唐以长安和洛阳为两都，长安和洛阳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各有优势和盛衰，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大体说来，唐朝前期洛阳是全国经济中心，在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时期，洛阳作为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地位益形重要。开元二十五年后，由于黄河龙门水道的疏浚，长安在经济领域里地位有所加强，随着皇帝不再东幸，洛阳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安史之乱中洛阳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由于南北方的交通道路改为沿长江西上，经襄阳至长安，经由大运河北上的水道受到北方政治形势的影响衰落，洛阳经济中心的地位继续坠落，长安在中外贸易和交流中则比之洛阳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从政治功能说，隋及唐朝前期东西两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不仅是唐朝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都市。洛阳是与长安东西辉映并驾齐趋的城市，两都都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隋唐两代都重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隋及唐代前期洛阳由于交通的便利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从隋文帝时代起，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和洛阳都存在相同的中央机构，正常年景在长安，一遇灾荒移宫洛阳成为隋唐两朝天子经常性的活动。当天子移驾洛阳时，包括接待外国来使的工作都在洛阳进行，例如《资治通鉴》卷二百便记载，龙朔元年三月，高宗便“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

隋及唐朝前期，长安和洛阳都是外国使节、艺人和胡商云集之所，这从两地出土粟特胡人后裔墓志可知。昭武九姓粟特人以经商著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他们是丝路贸易的主要担当者。进入中国中原地区都以国为姓，有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等，而以康、安两国人最多，他们多为富商，不仅带来域外产品以与中国丝绸等产品进行交换，而且带来了西域的宗教和文化。康国人多信仰摩尼教，安国人多信仰火祆教。曹国人多乐工、画师，唐代的琵琶名手多姓曹，如曹保、曹善才、曹纲三代都以琵琶而著称。石国人多摩尼教徒，有的善舞，有的能翻译回鹘语。米国人以善乐著称，米、何、史诸国也多属祆教徒。波斯人多以经商致富，操纵长安珠宝、香药市场。波斯贵族由于阿拉伯势力入侵而流浪天涯，国王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师入华而客死长安。

长安在隋唐两代中西交通和交流中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为人熟知，不必赘述，这里单说洛阳。洛阳在中西交通和贸易交流方面也盛况空前。隋朝在隋炀帝时开始大力营建东都，并建含嘉仓以屯储各地租赋；设市经商，开展对外贸易，吸引西域商人至洛阳进行交换。唐朝建立，继承隋之传统，把洛阳做为全国经济中心，扩大市场规模。隋时，在城南外侨聚居地之外，形成了东市、南市、北市三大市。唐代增加西市，形成国际性的大市场，称为洛阳四市。其中最重要的是隋东市曰丰都市，唐时称南市。据唐杜宝《大业杂记》记载：“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珍货山积。”《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唐韦述《两京新记》云：“东京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载：“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丰都市即唐之南市，以其在洛水之南，故曰南市。辛德勇的考证认为：“丰都市不唯‘南北居坊之地，东西也同样是‘居二坊之地，共占地四坊。”所以才有八里之周长。隋唐长安东、西两市均占两坊地，可知洛阳丰都市的规模比之长安东西两市都大，说明隋炀帝于东都置市，一开始就是把它作为最大的贸易中心进行建设的。至唐丰都市规模缩小，“贞观九年促半坊”，但高宗显庆年间又立北市，《唐会要》卷八六《市》云：“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洛州置北市，隶太府寺。”实际上北市早已存在，洛阳龙门奉先寺古阳洞石窟存有永昌元年“北市香行社”供养人题字，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北市。显庆二年隶属于太府寺。西市、北市在唐前期一直与南市互相呼应，成为洛阳经济贸易中心区，南市以经营日常商品为主，在三个市中规模最大。当时，各类重要商品如金、银、珠宝、瓷器、皮毛、丝绸等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南市，再从这里发送到全国各地乃至西域、日本等地。直到唐后期由于洛阳在政治经济领域里地位的坠落才废为居民区。现在隋唐洛阳城南市遗址考古发掘正在进行，它将进一步揭示南市在隋唐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为洛阳作为隋及唐前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起点提供新的说明。

隋唐时期洛阳在全国交通网络中地位更加重要，在中西交通方面更为便利。隋炀帝建东都新址比汉魏故址在交通四方上更为便利。“都内纵横各十街”，城内河渠如网，处处通漕，整个漕运系统以洛水为纽带，南北两翼遍布河渠：北岸有漕渠、瀍水、泄城渠，南岸有通济渠、运渠、分渠，又南引两条伊水与运渠相通。从都城与外界交通看，：陆上，城址西移后，控制了伊洛瀍涧四河的谷口，都城成为洛阳平原陆路交通的枢纽；水上，洛阳城跨河而建，为伊洛瀍涧四河纵横交错的中心，同时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即南到杭州、北至涿郡的大运河已经开通，洛阳正好成为其联接点。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在所开四段运河中，除邗沟与江南河的衔接点在京口以外，其它三段的中心衔接点都在洛口，洛阳成为全国水运中心，正如唐人所说：“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唐太宗、高宗屡次东居洛阳宫，武则天以洛阳为神都，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前亦常东幸洛阳，在政治地位上洛阳与长安并驾齐驱，吸引着众多的商使蕃客东至洛阳。

洛阳在隋唐时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兴盛，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隋代举行的盛大的国际贸易大会。炀帝派裴矩经营西域，裴矩在张掖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鼓动商胡至洛阳朝贡，《隋书·裴矩传》记载，根据裴矩的建议，炀帝“在洛阳举行“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六年条记载，在洛阳端门街举行的这次贸易盛会，“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洛阳有丰都等三市，“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食。胡客皆惊叹。”这样的盛会在炀帝的时代一直沿袭下来，“自是岁以为常”。说明当时洛阳一直是胡商东来最主要的目的地，也是西行经商者的出发点，是丝绸之路贸易最东端最大的贸易中心。

唐时洛阳、长安同为全国中心，唐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高宗、玄宗东封泰山，《唐会要》卷七《封禅》记载：“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记载：“（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一至二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在这样背景下，玄宗东封泰山，从洛阳出发，出现了“四夷酋长从行”的盛况。据此，韩国磐先生说：“高宗、玄宗东封泰山时，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者，皆以洛阳为中心而聚集，那么，丝路上东来的使、商客，自然相同，以洛阳为目的地而来此。”

其时，自长安至洛阳一带成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既是全国政治核心区域，又是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在这个区域内长安和洛阳东西辉映，成为两个耀眼的明珠城市，中西交通与交流进入黄金时代，东西两都共同担负着丝路起点的任务。根据《隋书·裴矩传》记载，北朝后期西域各国商胡多至张掖贸易，随着隋朝统一和中西交通的开展，丝绸之路向内地延伸，经长安一直延伸至中原洛阳，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发展到最辉煌的时代。从长安和洛阳出发，有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辐射和联接全国各地都市，全国各地丰饶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输入两都，又经东来西往的商使蕃客转运世界各地，从而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地区的相互交流，推动着世界文明共同进步。如果说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起点的中心城市，环绕两都的各大城市则构成丝绸之路起点的卫星城市，这样的城市数量众多，如汴州、相州、太原、襄阳、南阳、颍川等，它们在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中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将中外文化交流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因此说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它们只是这诸多城市的两个代表而已，它们和这些城市共同代表着丝绸的故乡，即中国。安史之乱中洛阳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回纥两次助唐收复东都，回纥军队对洛阳的抢劫杀掠破坏尤甚。战乱结束后虽有所恢复，但昔日辉煌不再，洛阳丧失了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南市废弃为居民区便是一个象征。

谈丝绸之路起点的迁移，我们之所以着重限定在汉唐之间，因为中西之间的交通在路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从唐后期开始便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第一，由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和西域，造成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非洲的交通路线的改变：一是草原路兴起，二是海上交通开始发展起来。第二，从中国西传的商品茶叶、瓷器日益重要，与丝绸一样成为输出的大宗商品，它们共同发挥着中西交流的杠杆作用，丝绸日益失去一枝独秀的地位。随着欧洲人环球航行的成功，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交流的内容更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重要的内容已经不是物质产品的交换，也不是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而是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和汉学西传。第三，在新的交通工具出现以后，世界各地陆海两道交通发展起来，许多空间的阻隔都被打破了，每一个城市都能够独立地与域外进行交通和交流，文化传播的起点便突破个别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单一模式，变得更加多元了。那么，某一个城市就很难说处于中外交通起点的中心地位。

注释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164页。②《美国考古学报》，1929年，第27—33页。③［日］《世界美术全集》战后版，卷五，色版十一。④里希特：《希腊艺术指南》，伦敦，1959年,图460。⑤明斯（E.H.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剑桥，1913年，第204页，图10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23页。⑥［美］《全国地理》杂志1983年3月号。⑦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9页。⑧戴禾、张萸利：《中国丝绢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⑨《史记·大宛列传》。⑩《全后汉文》卷六九。《全后汉文》卷九三。《全后汉文》卷五七。《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后汉书·孝安帝本纪》。《三国志》卷二一《魏志·傅嘏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晋书》卷三《武帝纪》。《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九七《西夷传》。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一至七辑合订本），香港中华科技（国际）出版社，1992年。《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北史·西域传序》。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第二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赵万里：《汉魏六朝墓志集释》卷十一，科学出版社，1956年。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北魏元巶墓》，《考古》1973年第4期。《晋书·宣帝纪》。《晋书·武帝纪》。《晋书·杜预传》。《魏书·成淹传》。《魏书·李冲传》。《晋书》卷九七《西戎传》。《晋书》卷九七《南蛮传》。《艺文类聚》卷八五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63页。《资治通鉴》卷一二二，系此事为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年），即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序》；《资治通鉴》卷一二三，第3865页。《资治通鉴》卷一二三，第3865—3866页。王育民：《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前田正名：《北魏平城时代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东洋史研究》31卷2号；胡戟中译本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3期。《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晋书》卷一〇七《石季龙载记》记载：“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魏书》卷十五《元晖传》，第380页。《资治通鉴》卷一五六，第4857页；周一良认为，“四十万户”，应指四十万人户，亦即人口之意。《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4—45页，1985年，中华书局。梁皇太子：《谢敕赉魏国所献锦等启》，《艺文类聚》卷八五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58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6—139页。《辨正论》卷三《十代奉佛篇》，《大正藏》卷五二，第506—507页。杨玄之：《洛阳伽蓝记》原序，范祥雍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广弘明集》卷十九，《大正藏》卷五二，第235—236页。《续高僧传》卷一《僧伽婆罗传》，第426页。曼陀罗仙事迹附于该传中。《续高僧传》卷九《义解篇》。《晋书》卷五《愍帝纪》。《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第421—422页；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石云涛：《唐前期关中灾荒、漕运与高宗玄宗东幸》，《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三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皮日休：《皮子文薮》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44页。韩国磐：《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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