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地区的会馆与商业

徐春燕

摘 要：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士自发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河南地区的商业会馆出现相对较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同步。河南境内水路密布，但是没有一条贯通全省的水运路线，这是河南会馆数目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重要原因。透过会馆可以看到清代河南地区商人客属性较强，势力强大；当地商人实力相对较弱；河南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以开封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同时它也是国内贸易乃至中国和世界贸易往来干线上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清代会馆；河南；水运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1—0197—04

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士自发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本文所涉及的会馆是由商帮或同业商人集资建立的用于规划行情、集议发表及同业交易的场所。清代全国各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集聚河南，在此建立的会馆不下百家，本文就这些会馆的建立和分布进行考察，并对清代河南商业情况作一蠡测。

一、会馆建设与商业发展

商业会馆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因为只有在商品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达到一定数量，商人手中所积累的财富达到一定数额时，会馆建立所需要的商人和金钱两个必要条件才能够实现，可以说商业会馆建立的时间、数量以及建筑规模是反映一个地区商业水平的重要标准。

清代河南会馆的发展经历了初建、鼎盛和衰落三个时期。清朝肇建至康雍朝是河南会馆的初建时期，也是河南商业恢复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如开封城在经过明末的一场洪水之后，顺治十年（1653）才稍加修葺，“至康熙年间，汴城始得逐渐复兴。当时商业，以农产品、布匹及日用货品充市为主，大多操在山西客商之手。山西旅汴的客商，遂集资于今老会馆街（龙亭东侧）建起一处山西旅汴同乡会馆，简称‘山西会馆”①。这座会馆是后来山陕甘会馆的前身，也是河南境内第一家商业会馆。此时期朱仙镇的发展也极为迅速，《祥符县志》载朱仙镇关帝庙为“康熙十四年建”②，应与开封山西会馆的建立相差不远。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市镇还有周家口、北舞渡、洛阳等，周家口的关帝庙与山陕会馆，分别建于康熙二十年（1681）和三十二年；北舞渡山陕会馆建于康熙六十年；洛阳山陕会馆建于康熙雍正年间。

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商业会馆的建立进入鼎盛时期，与之相对应的河南商业发展也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各地新建、重建、扩建的会馆比比皆是，数目之多，花费之巨，建筑之备，装修之奢，可与江南发达地区相比肩。此时的开封商业兴盛，商贾辐辏，陕西旅汴商人与山西客商联合兴建了山陕会馆，规模之宏大，使得其在建立之初就已名扬海内。《山陕会馆晋蒲双厘头记》描述其“接檐香亭五间，旁构两庑。前起歌楼，外设大门。庙貌赫奕，规模闳敞”。于开封设立会馆的还有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外商以及覃怀、汜水等本省商人。这个时期的赊旗也日渐繁华，雍正时期“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卖货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③，乾隆年间，已经发展成“地濒赭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中原咽喉”。④乾隆至道光年间，在此经营的秦晋富商大贾耗巨资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广、福建等省商人纷纷来镇贸易，在周家口修建了十余座商人会馆，大多规模宏大”⑤。河南新建、重建、扩建的会馆还有辉县的山西会馆、洛阳的泽潞会馆和山陕会馆、朱仙镇的山西会馆、北舞渡的山陕会馆、唐河源潭的陕西会馆、淅川的山陕会馆等，至此河南会馆的布局基本完成。

道光二十三年以后，河南商业会馆的建设进入末期，这也是此时商业萎缩的重要反映。先是道光二十三年商业重镇朱仙镇遭黄河水患被淹，“迨水退之后，淤沙深七八尺，甚者或至逾丈，商品全被浸没”⑥，山陕会馆在劫难逃，受到接连打击的山陕商贾们已经无力对其修复，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又一次决口，贾鲁河河道淤浅，航行困难，朱仙镇的商业陷入困境。咸丰七年（1857），赊旗山陕会馆遭捻军火烧，除了最南端的悬鉴楼幸免外，其他建筑均被付之一炬。同治山陕商贾虽然重修了会馆，不过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同治六年（1867）又出现了赊旗、方城商贾为了抢占货源堵塞潘河源头黑龙潭的事件，导致潘河连同唐河流细船减，商业运输严重受损。再有光绪二十年后，山陕同乡会内乱纷起，会事不振，积弊难返，使得商业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步履维艰。光绪末年京汉铁路通车，商人纷纷迁往他地，使往昔客货川流不息的水陆交会之地北舞渡和周家口日渐萧条。清代河南的商业已经渡过了她的鼎盛期。

二、水路交通与会馆分布

水运在清代商品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河南境内水路密布，但是没有一条贯通全省的水运路线，这是河南会馆数目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南境内的水路分属黄河、汉水和淮河三大水系。从清代区划看：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开封府的一部分属黄河水系；南阳府的新野、邓州、沁阳、镇平、南召、裕州、内乡、淅川、方城、社旗、唐县大致属汉水水系；光州府、汝宁府、陈州府、归德府、许州、汝州，南阳府和开封府一部分属淮河水系。

开封是河南最早发展起来的城市，顺治时期这里已经商贾云集，“截至1948年开封解放前夕，省内外旅汴同乡会与同乡会馆即达63家，涉及全国21个省和67个县（地区），星罗棋布于市内50多条街巷及城垣四郊”⑦。朱仙镇是清代国内四大名镇之一，建有山西会馆和山陕两座商业会馆，它的崛起受益于贾鲁河的通航。明嘉靖六年(1527)贾鲁河疏通，成为沟通河南与江淮的通航水道。这条水道由淮安经洪泽湖入淮河，经凤阳府、寿州至正阳关后入颍河，溯颍河西北行，经颍上、阜阳、太和等县入河南，再130里至周家店(即今周口)，从周家店转贾鲁河北上200里至朱仙镇，在朱仙镇起车，陆路40里至开封。⑧

洛阳建有山陕和潞泽会馆，永宁地处洛阳以东，洛水之畔，是陕西雒南和河南陕州卢氏、永宁、宜阳、洛阳、开封一线的重要商埠码头。永宁长水镇建有关帝庙，为山西商人所建。渑池位于山西和河南交界地，邻涧水，涧水经新安东入洛阳，与洛水合而为一，此地建有山陕庙。洛阳以南之嵩县，南部为白河（又称淯水）发源地，北部为洛河发源地，南“由淯水浮南阳”，北“由册穆关贩运宜（阳）、永（宁）”。⑨地接南北，中部又是洛河支流伊水的发源地，商品可由伊水运至洛阳和巩县。

卫辉府和彰德府地处开封至津、京的地理要冲。从开封渡黄河，进入卫河，经卫辉、内黄（清属彰德府）可达临清、天津、通州、北京。这条运输漕粮的水道亦可为商人贩运粮食到京师提供方便。据天津《静海县志》载：“贩粟者南至卫辉、磁州，北至京师，视年之丰歉以为籴粜。”⑩处于这条线路的辉县建有山西会馆。内黄县是卫河航运的中心，“豫省漕粮由卫（辉）运通（州），邑（按指内黄县）为总汇之区”。卫河经内黄达临清，在临清汇入运河。距离内黄不到100公里的林县处于山西和河南的交界处，是山西商人进入河南或北上津、京的商业要地，林县有山西会馆四处，此外还有广东、福建商人所建圣母宫。黄河穿怀庆府而过，这里因为毗邻洛阳和开封，所以虽然水路通畅但会馆不多，仅在河内县的清化镇建有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四省商人共同捐资的四省会馆。清化的古丹河，向北可达山西高平，河水在清化东转，至辉县合河镇与清水汇合，然后向东流入黄河支系卫河，以古丹道为中轴线的豫晋古商道，是晋商南下中原、怀商北上塞外的重要通道。

南阳与陕西、湖北接壤。汉口“沿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湖北汉口、沔阳、宜城、襄阳至河南赊旗是当时重要的水路运输线。襄阳以北的赊旗为四达之地，光绪《南阳县志》卷三《建制》载：“赊旗店亦豫南重镇也……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汇百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北舞渡地处赊旗店和周家口之间，是承载两大商镇货运的重要过载码头，该线路水路并进，民间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之谚。清代这里建有会馆近40座，其中赊旗山陕会馆建筑巍峨，气势宏伟，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会馆”。

汝州境内的郏县位于汝水河畔，向东南流入许州襄城，然后与本府鲁山东流而来的滍水在襄城以南的南阳洛冈镇汇合，入北舞渡，郏县有山陕会馆。此外鲁山的城关、朗庙和张良三地建有山陕庙、汝州以东的许州襄城建有山西会馆。

从湖北汉口经黄安进入河南光州，通过光山、息县，北入周家口，然后转达开封，是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路线，位于这条线路上的光山县新集寨是南通湖北黄州、麻城的交通要道，“商业最盛，为光山第一富区”，这里建有湖北会馆，又称粮食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商城县商业也很发达，建有江南、湖北、山陕、江西等四处会馆。此外位于城西南的馀集，以经销土布、洋粉、鱼秧三大桩生意著称，在这里经营的湖北黄冈、麻城商人联合建造了湖北会馆。

汝宁府境内淮水支流密布，其中流经上蔡的流堰河向南经汝河，进入光州，最终入淮河。发源于正阳的清水港也经息县，入淮河。上蔡有山陕会馆，正阳县鲁店有山西商人所建关帝庙。

周家口（今周口）是经江淮入开封的水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商船码头，明末时这里居民尚“不过百家”，到乾隆时这里已经是人口20万，“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南接楚越，北通燕赵”的商业重地。清代周家口建有山陕、安徽、江西、覃怀、湖广、福建等同乡会馆以及陆陈、油业等行业会馆。

此外，归德府地处豫、鲁、苏、皖交界处，境内多西北至东南流向的水系，北沙河和巴沟河分别经过商丘县和永城，向南进安徽，入睢水（淮河支系）。商丘县刘口集有山西、陕西商人合建的陆陈会馆，主要经营粮食贸易。在永城还有经营桐油、油漆业的江西和江苏商人建立的两江会馆以及山西会馆。陕州的灵宝地处山西和河南的交界处，是山陕商人穿过黄河，进入河南，东行至洛阳和开封的交通要道，建有山陕会馆。

三、会馆反映的商业特征

会馆是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透过商业会馆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河南商业的特征如下：

第一，商人的客属性较强，外省商人，尤其是山、陕客商，资本雄厚、势力强大，对于河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客商资本雄厚，势力强大表现在会馆建筑上：一是会馆数目庞大。外省商人所建会馆数量远超河南本地商人。据资料显示，清代河南商业会馆不下百处，其中八成以上为外省商人所建，这当中，山、陕商人所建又占据了绝大部分。二是分布星罗棋布。从彰德府林县到商城馀集，从陕州灵宝再到归德永城，由北到南，由东到西，处处可觅会馆踪影。以山西会馆为例，开封、朱仙镇、禹州、洛阳、永宁县长水镇、渑池县千秋镇、灵宝县、鲁山县、郏县、襄城县、河内县清化镇、辉县、林县、舞阳县北舞渡镇、叶县、南阳、赊旗店、石桥镇、瓦店镇、禹王店、唐河源潭乡、淅川荆子关镇、邓州、内乡、桐柏、镇平、新野、西峡县西峡口镇、方城县拐河镇、商丘县刘口集、永城、周家口、上蔡县、正阳县鲁店、光州、光山县新集寨、商城县、商城县馀集等地建有山西（山陕）会馆40余处，其中林县城关镇、合涧镇、姚村、临淇镇建4处，镇平县城关镇、贾宋镇、石佛镇、侯集、黑龙集建5处，地方商业会馆在一县竟达到四至五处，不但在县城，而且深入乡村，其分布之密、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三是建筑规模宏伟。开封山陕会馆之壮观煊赫一时自不必说，洛阳关帝庙也是“状貌巍峨，极翬飞鸟芽之奇观，穷丹楹刻桷之伟望”。周口山陕会馆从修建到完工，历时150余年，其间重修、扩建10余次，动辄花费上万两白银。赊旗山陕会馆的春秋楼更是“雕梁彩绘，金壁辉煌”，极尽奢华。外省商人进驻河南，数目众多，经营活跃，“且不说在交通发达大城市，就是在交通闭塞的农村，异常活跃的却是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著商人，河南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加速了河南商品流通；另一方面则是造成河南商业对于外省商贾的依赖。如延津县曾出现“连年棉花不实”，“西客绝迹”；而“棉花大有收成，却无销卖之处”。辉县百泉碑廓的《邑候加州衔张大老爷颁定会厂章程谕令请复药会商民两便碑》也记载了清代该地区因为居民一时“相待不周，遂致各药商于嘉庆七年全行移徙他处”，使得本地药材无人问津，“会厂既复寥寥，居民亦形落落”。同时大量外商的进入，也使河南本地商业有一定程度的萎缩。如唐河之民“素无积蓄”，一遇水旱，“秦晋之氓聚居贸易，乘乡民缓急称贷而垄断取盈，故贫者日益贫”；叶县“魏晋商贩操赢猥集，力穑所获半归霾肆”；舞阳县更有“喧客夺主，银钱全被他人赚取，地图全被他人买去”的记载。

第二，本省商人实力相对较弱，没有形成和客商抗衡的势力。清代河南本省商人所建会馆数量不多，仅禹州怀帮会馆，开封汜水会馆、覃怀会馆、林州四省会馆等，且规模相对较小。清代小说《歧路灯》曾写道：“缘天下都会地方，都有各省会馆，而河南独无；惟汉口有河南会馆，以其发卖怀庆地黄之故。”《中国会馆志》也提到在工商会馆集聚的南京、济南、福州、杭州、广州、南宁等首善之地，仅有南京和济南有河南仕商所建中州会馆。这都说明河南商人的活动范围和经营实力不足与山、陕、皖等商人相比。尽管清代河南也出现了以怀庆府商人和彰德府商人为代表的商帮，但就其总体实力而言，还是相对较弱。即使在“最多商贾”的武安，外商力量仍不能小觑，“关外经商者之日形得手，知岁来岁往之非计，始各于相当地点，组设号址，照常营业，其具有悠久历史而以老资格见称者，若徐水之粱双兴，涿州之广魁，房山之恒隆太，乐亭之恒盛和，以及琉璃河之天和永等……每年祈州会之，武安粱双兴乃会首一席，颇为同业者推重”。开封也是如此，《歧路灯》曾提到在这里经营的多山、陕、江、浙客商，虽然也有当地人开的铺面，但都做的是“本地的小生意”，没有同外省商人抗衡的实力。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河南在北宋及北宋以前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重农轻商”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渑池县志》说“俗重农轻商”，卢氏县也有“县民轻商贾专稼穑”的记载。其二是安贫重迁的本土意识。《舞阳县志》说“舞民但知坐贾，不知行商，离家一日便以出家为难，竟不知行商为何”。夏邑民众也是“安土重迁，多老死不出境外者，至梯山航海奔竞商途者，得未曾有也”。安土重迁的主观因素，使得豫民在从商问题上固步自封。其三是不善货殖。这与河南农村传统的以耕织为本业的小农意识相连。明代河南人李贤说“吾乡之民朴钝少虑，善农不善贾，而四方之贾人归焉”，这种状况到清也没有改观，鲁山“民多笨拙少黠慧，株守田畴，不谙货殖，即留心化居，终鲜子母之利”，渑池“民性憨直，拙于营业”。其四是经济基础的薄弱。《内黄县志》有“民贫资少，向无富商大贾贸易它方”的记载，缺少资金的支持也使得许多人不会弃本业而从商。

第三，河南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以开封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它同时也是国内贸易乃至中国和国际贸易往来运输线上的重要一环。开封是河南最重要、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全省商业网络的中心。城内四方会馆汇集，是各地客商南来北往的落脚点和货物寄存地。省内各府、州均有到达开封的顺畅商路：如陕州卢氏、永宁、宜阳、洛阳、巩县、开封一线是省内商品东西运输的重要流通孔道；开封、卫辉、内黄一线是连接了开封府、卫辉府和彰德府；怀庆府、汝州、许州、陈州、归德均与开封府毗邻，水路和陆路交通便利；南阳进入开封可以通过汝州和洛阳，其间有水路可通行；周家口是颍河、沙河与贾鲁河交汇之所，可以通过贾鲁河运抵朱仙镇，转入开封；光州府的光山和息县的物资很多也是北上过汝宁府和周家口，然后水运抵开封。不仅如此，开封还是沟通南北物资的重要窗口。《歧路灯》中曾提到开封市场上的外来物资有光州鹉、固始鸭、汤阴绸、临颍锦、当涂莼、庐陵笋、广宁蕨、义州蘑菇、睢州藻豆、鲁山耳、安溪荔、宣城栗、永嘉柑、侯官橄榄、河阴石榴、郑州梨、上元鲥、松江鲈、金华熏腿、广昌葛、昆山苧、蒲田绒绢、蔚州熊豹之皮、吴江粳米、武彝茶、普洱茶、延平茶，此外还有北京金银珠翠、苏杭与南京的衣服等，从这丰富的商品名录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开封城市的开放，还可以看到河南与其他省地商业往来的密切。河南还是清代纵贯中国腹里的南北向交通干线上的重要一环。该线路南起广东、广西，经湖南、湖北入河南，再通过直隶抵京师，梧州、广州、衡州、汉口、开封、保定等繁华都市都在这条线路上。“从汉口北上，经湖北北部分三部分进入河南，又在开封、洛阳之间集结为一，北进直隶、京师。”西路从汉口经汉水、丹江、白河到达赊旗店，然后转运开封和洛阳，以水路为主；中路是从汉口经云梦到河南西平县，再到开封，此路线为平坦大道。东路是从汉口经过黄安到河南光山、周家口，再抵开封，为水路交通。此外河南还是内蒙、山陕、河南、苏北商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此于河南建立会馆的客商，除了毗邻的山西、陕西、河北、安徽、山东、直隶外，还有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河北、宁夏、甘肃等地的商贾。

林立的会馆见证了清代河南商业地位的重要，但是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外省商人云集，在促进了本地商品交流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河南成为其他省市商品的销售市场、廉价原料的供应地。《畿辅通志》有“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豫省民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的记载，《林县志》也说：“（妇女）能养蚕成茧而不能织帛，能织绵成线而不能织布，茧线既成，售于行估得值而已。”因此，我们在考虑其积极影响的同时，其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消极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其中有些问题至今还存在，为我们今后研究商业发展提供了借鉴性思考。

注释

①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页。②沈传义等纂《祥符县志》，卷十二《祠祀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③《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记》，雍正二年立。④张嘉谋纂《南阳县志》，卷三《建置》，光绪二十五年刻本。⑤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⑥开封教育试验区教材部：《岳飞与朱仙镇》（内部交流本），1934年，第132页。⑦《山陕甘会馆》，第2页。⑧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五《天下水陆路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⑨唐基渊纂《嵩县志》，卷十二《市镇》，乾隆三十二年刻本。⑩郑士蕙纂《静海县志》，卷一《风俗》，同治十二年刻本。董庆思纂《内黄县志》，卷十《赋役》，光绪十六年刻本。侯祖畬纂《夏口县志》，《实业志》，1920年刊本。郭熙纂《商水县志》，卷二《舆地志》，顺治年间刻本。徐家麟纂《商水县志》，卷五《地理志·集镇》，1918年刊本。《关帝庙新建碑文》，乾隆十一年立。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4页。陈连营：《客商与清代河南农村经济》，《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余心孺等：《延津县志》，卷九《条陈》，康熙四十一年刻本。《唐河县志》，卷一《风俗》，乾隆年间刻本。仓景恬等纂《叶县志》，卷一《舆地》，乾隆十一年刻本。《舞阳县志》，卷六《风土》，道光年间刻本。李绿园：《歧路灯》，中州书画社，1980年，第1010、662页。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中国会馆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65—92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五册，《河南·彰德府部》，光绪二十六年刊本。《武安县志》，《实业志》，民国年间刻本。《卢氏县志》，乾隆年间刻本，卷二《风俗》。《舞阳县志》，道光年间刻本，卷六《风土》。黎德芬：《夏邑县志》，卷二，民国年间刻本。李贤：《古穰集》，卷九《吾乡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鲁山县志》，卷九《风俗》，嘉庆年间刻本。《渑池县志》，卷七《实业》，民国年间刻本。《内黄县志》，卷八《实业》民国年间刻本。刘秀生：《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清史论丛》，1993年。《畿辅通志》，卷二三一，1933年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林县志》，《土宜记》，乾隆年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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