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防与近代日本海权之战略比较

鞠海龙

摘 要：加强海防与拓展海权是19世纪末中日两国面对海洋危机提出的不同战略。晚清海防以本土安全为目标，以分区设防为特征，强调海军的防御功能，严格将海防范围锁定在本国海岸和沿海一带。日本海权以俄国、中国为假想敌，强调海军攻势战略，将朝鲜半岛和中国领土视为利益所在之地。由于日本海权目标直指中国领土，而中国仅以沿海为前沿阵地，因此，战略提出之际，中国已处劣势。面对强调海外利益和超过正常国家安全利益要求的海权战略，中国将对本土危机作为海防建设和海防战略的主要参照系，在战略实践中否定海上防御，实施海岸防御等战略方针使中国海军的战略效能消耗殆尽。以海防应对海权的战略错误不但决定了战争结果，而且使中国地缘战略空间完全塌缩。

关键词：晚清海防；日本海权；本土安全；海军战略；地缘战略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1—0206—05

海防是沿海或濒海国家国防战略的一部分，主要指防御敌人从海上入侵，在沿海或海上保卫本国领土主权。①海权包括海洋权利、海洋权力、海洋霸权等不同含义。②在近代历史上，海权主要指制海权，强调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霸权。③由于海防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土安全，战略实践遵循不主动攻击他国的原则，提倡以防为主，而海权战略主张夺取外海制海权，强调主动进攻，因此，在领海、专属经济区等现代海洋法概念尚未确立的近代，海权战略相对于海防战略有着天然的优势。近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创建海军、加强国防，并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彼此对决，然而，不同的战略选择却为两国划出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一、海防战略与海权战略

晚清海防战略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提出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以守为战”④、“久持困敌”⑤，“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⑥“内守既固，乃御外攻”⑦，建立“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⑧，“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⑨等海防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有海岸防御和海上防御等近代海防战略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包含了主动迎敌、以战为守的战术思想，大体勾勒出了中国的海防蓝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掀起海防论战高潮。丁汝昌综合各方思想拟定《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和《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的框架。丁汝昌的海防战略包含三层内容，即：设机器局发展军工、民工，巩固海防建设之基；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创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加强海防实力；分区设防、三洋呼应、共守海疆，实现海疆太平。⑩

中国提出海防战略的同时，日本明治政府提出了海权战略。1870年5月，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官呈交了创建海军建议书。该建议书提出了日本创建海军的基本原则，规划了海军的建设目标，确定了战略假想敌，成为日本海权战略的蓝本。在这份建议书中，日本兵部省不仅确定了高达政府年财政收入1/5的军费标准，参照英国海军实力，确立了20年内建成拥有大小战舰200艘，常备军25000人的海军建军目标，而且还根据“俄国……沿黑龙江侵占满洲土地，威胁北海道与朝鲜的安全，损害了日本在支那和朝鲜北部的利益。若俄国势力进入东海，夺取了良港，驻扎了海军，就难以制止其扩张野心……故日本须首先提高警惕，制定对付侵略的作战方针”等分析，设定了日本海权的地缘战略目标和战略假想敌。

相对于中国没有假想敌、没有海军建设参照系，而且明确将战略应用范围锁定在本国海岸和沿海一带的海防战略，日本的海权战略不仅包含了宏伟的建军计划，提出了超越本土范围的利益目标，而且还表现出以欧洲强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勇气。

二、海防战略与本土安全

清政府海防建设启动于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之后。然而，即便彼时，“水师固不可废，而所重尤在陆防”，“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与其购铁甲笨重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等海岸防御、严守本土的思想仍是主导海防建设的主流。晚清加强海上防御力量始于中法战争之后。中法战争的耻辱结束了晚清当权者海防战略的思想纷争。“国家即令大治水师，犹具不敌。若复彷徨审顾，不为自强根本之计，诚恐海上之警，殆无已时”。“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等加强海上防御力量的主张终于成为清季海防建设的主流思想。与此同时，清廷也颁布上谕称：“当此事定之后，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开始积极加强海上防御力量。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增设“海防捐”，削减绿营、勇营军费，计划每年筹400万两经费用于海防。光绪十一年至光绪十三年间，李鸿章向英、德两国订造快船4艘，筹巨资修建了旅顺和威海卫军港。光绪十九年，清政府批准了《北洋海军章程》。拥有2艘排水量达7430吨铁甲舰、7艘巡洋舰、6艘炮艇、6艘鱼雷艇的北洋舰队正式成军。

纵观晚清海防战略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虽然海上防御的战略主张和海上防御力量的加强将海防前沿阵地从沿岸推向了近海和远洋，相对于海岸防御有了进步，但是，这一进步除了在防御纵深和防御武器方面有所改进外，并没有更本质的战略变化。晚清海防战略的根本都在于防卫陆上领土。即便如此，晚清海上防御力量的加强也没有均衡地实施。在北洋舰队赢得“远东最强舰队”美誉之时，南洋海军却只有5艘2000吨左右的钢质和铁胁巡洋舰、炮舰，3艘1000吨左右的木质兵轮；广东海军则仅有3艘巡洋舰。海军实力过分悬殊多少也体现出晚清海防战略在本土安全的目标中也分轻重缓急的特征。

晚清虽然建立了一支比较强大的海上防御力量，但是由于没有建立对敌国有效的预警机制，主要将直接对本土的进攻作为海防战略的启动阀，因此，其战略实践中不仅不会对潜在的威胁进行“预防性防御”，而且还会在没有明确信息表明本土安全受到威胁的状态下放松战略预备，耽误海防建设。据历史记载，清廷“对日本的力量和野心开始有所认识始于1874年”。李鸿章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曾明确表达过“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驾驭日本起见”等思想。然而，由于海防战略以应对进攻为主要职能，因此在没有明显战略危机的情况下，昏庸的封建统治者竟然以为天下太平而大肆挪用了海军建设经费。大量海军军费挪作他用使甲午“战前三个月，李鸿章要为北洋海军镇远等六舰更换新式炮位二十一尊，共约需银六十一万两，竟因难酬此款，不得不将镇远等八舰额领常年维修经费二十万两移作先购镇远、定远两舰快炮十二尊”。光绪二十年，颐和园落成，清朝统治者以为“邦交辑睦，海不扬波，”将“复见乾隆盛时故事”。然而，此时敌国“日本正倾全国的力量……以图中国”。面对敌国侵略野心，军力羸弱且不思进取，自以为“太平盛世”，苟且偷安、腐败至极的清政府警醒后人。

三、攻势战略与地缘目标

日本发展海军大计确定于1868年。当年，日本军务官在给天皇的奏章中表示：“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10月，天皇颁布谕令称：“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次年，日本开始大量雇请国外海军专家到日，派遣优秀人才出国留学，为建设海军奠定基础。1875年，日本开始向英国订购军舰，在国内发展军舰建造业。1882年，日本海军卿川村存义的造舰计划得到天皇的认可，筹措款项2400万日元用于海军建设。1886年，日本开始发行海军公债，实施第一期海军军备扩充计划，并针对中国“定远”、“镇远”两大铁甲巨舰专门建造了“严岛”、“松岛”、“桥立”三舰。1887年，日本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资助海军建设，掀起为海军建设捐款热潮。1889年日本提出《第二期扩充军备案》。1891年，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再次提出海军扩建计划。日本天皇下令6年内皇室和政府要员每年拿出薪俸的1/10作为造舰经费。1894年，日本建成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达6万多吨的近代海军。

从海军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海军建设比中国稍晚。然而，和中国海军建设发展每一阶段均与海防危机密切相关不同，日本海军建设的进程主要与其“耀皇威于海外”的战略目标有关。1882年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海军建设应针对中国等主张。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更直接建议制定针对中国的海军扩建计划。1884年日本操纵的朝鲜甲申政变被清军平定后，开始针对北洋舰队实施第一期海军军备扩充计划。1887年，明治天皇颁布敕令充实海防，首相伊藤博文呼吁海防献金，掀起了海军扩张的第二次高潮。1888年和1890年，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和桦山资纪先后以英国远东海军可能支持中国为由提出总吨位12万吨的海军扩建目标。其后，日本将军费提高到国家财政预算的30%左右，1893年更提高到32%。

除了有针对性的军备建设外，日本还明确提出了地缘战略的目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了《征讨清国策》，讨论了中日开战的诸多战略原则和开战时限，并将侵略意图指向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10公里的范围。1893年，日本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提出《军备意见书》，将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列为既定国策，明确提出日本要在欧洲和俄国对东亚侵略计划启动之前，“事先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尽快寻找机会对华作战，夺取东亚盟主地位”等战略设想。

四、分区设防与集中军力

根据近代海军战略的一般分析，海岸防御战略由于将任务“限于击退直接进攻”，战略的“突出特征是固定性”，在军力部署方面往往“将可用的海军兵力配置在为数众多的易受攻击之点，以此来试图保卫陆上边境，而不是集中海军力量”主动进攻，因此，很可能导致海军力量分散和互不统属等一系列战术问题。在强大的、进攻性的、具有集中效能远洋海军的进攻面前，缺乏灵活性且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的海岸防御战略根本无法胜任防卫本土安全的任务。中国在中法战争之前主要执行海岸防御战略。战前，清朝海军共有战舰50余艘，分属北洋、南洋、广东、福建等多方统辖，且没有任何机制确保各海军在战时协同作战、共同防御。中法战争中，南北洋海军直到福建海军全军覆没也没有出兵增援的史实表明，兵力分散、互不统属确为晚清海防的一大弊端。虽然中法战争后，左宗棠、郑观应等人指出，分区设防存在“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等弊病，也提出过应“派一谙练水战阵势者，为统理海防水师大臣”，“专一事权”，“事不兼摄乎地方，权不牵掣于督抚”等建议，但是，由于受清廷权力条块分割，各地边防主要由当地官员负责，统一海军军权意味着地方向中央贡献军力，晚清海军早已分系列派，各方海军担心权力集中于北洋等历史局限，晚清海防一直没能摆脱分区设防的框框，建立起集中使用军力的海上防御机制。

为解决协同作战问题，晚清海军建设者们想出了“会哨”，即：联合军演的办法。根据《北洋海军章程》，清海军要定期举行“会哨”。“会哨”期间南洋各船均“调归北洋合操，即暂归北洋提督节制，逐日督同操练，视如北洋兵船，不得稍分畛域”。甲午战争前，晚清海军在北洋举行了1次会操、2次联合校阅，并没有真正解决协同作战问题。

与中国的分区布防类似，日本在1886年也曾根据全国海岸和海域的特点划分了五大海军区，并在海军条例中制定了船舰隶属各军区和各舰队等规定。然而，由于日本海军主要将舰队，而不是军区作为基本战略单位来使用，因此，并没有出现地方行政权力妨碍军权统一的问题，更没有出现中国地方长官用军舰“迎送官员，拖船载勇”等乱纪之事。1889年，出于对五个海军军区舰队均属中小舰队，兵力不宜发挥集中效能等弊端的认识，日本重组海军，成立了“一旦有事便能随时出动，各方面都保持均衡的”常备舰队。常备舰队不仅吸纳了全部新增舰艇，而且统一训练、反复演习，不断提高战术和技术水平。1894年，日本参谋本部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设置了海陆军最高统帅部，统一指挥联合舰队与陆军，并将海军的战略任务确定为摧毁中国舰队，夺取制海权。同年，根据对中国战争的需要，日本将常备舰队编成联合舰队，统一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五、战略对决与战略反差

战略攻防的不同选择不仅影响军力使用的原则，还影响战前准备和战争过程。发动对清战争是日本的既定战略。对于中国，抵御这场战争也是迟早的事。然而，战略对决的双方并没有以相同的态度面对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在进攻一方积极备战之时，防御一方却无所作为。

战前数年，日本在情报方面进行了积极地准备。根据日本谍报官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与盛宣怀《盛世危言》的记载，甲午战前日本情报部门对中国天津周边地理情况、烟台港的地图、大沽炮台附近军民地产、中朝两国贸易情况、天津至各地陆路里程、满洲骑炮兵行军详细情况，甚至清朝宗室丑闻、京门贿赂之事、民间鸦片流行等情况无一不有详细记录。“朝鲜全国及中国东方之水陆行程，无一路未曾量准，甚至某处河面开阔若干亦已开列清单，配准造桥木植之长短，以备届时渡河之用，至于中国各海口炮台，无一不用摄影镜摄取真形，军中将佐烂熟于心。”在海军军事训练方面，日本海军“其水师提督固悉驾驶，且通英、法水师阵法，自能升旗号令各船布阵；而兵弁、水手一律整齐。西人之作壁上观者咸谓彼国水师与泰西无异矣”。

与日本相比，中国在甲午战前不仅没有系统的情报工作，军事训练也处于废弛状态。光绪十四年后，不但为“驭日本”而建的北洋海军未再添一船一舰，而且旧舰“机器已多锈坏”，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更有甚者，海军将领多“意气自豪，嫖赌是务，不但海道图、海战阵法有所未习，即船中枪、炮若干，机器何名，问之亦茫然”，所热衷者“惟于各口立私宅，包歌妓，或多娶小妾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归私宅，酣歌恒舞，俾昼作夜已”。

战前，日本根据战争发展若干可能拟定了作战计划。日本战争计划的重点是摧毁中国海军，夺取制海权。如果计划实现，日本陆军主力过山海关，进攻中国河北；如果海战没有实现目标，则陆军进驻朝鲜，确保朝鲜独立；如果海战失败，日本海陆军主力即转为本土防御。与日本作战计划三中有其二为攻势战略不同，中国面对战争危机不仅没有全局性的战略计划，而且在是否进行海上防御的问题上还发生了争论。论战中，除了不掌实权的皇帝和清流文士主张主动出击外，海军主要统帅和忙于慈禧60大寿的朝廷要员都没有决战的决心。作为北洋海军主帅的李鸿章甚至还通过盛宣怀与日本天津领事荒川几次密谈，企图以放弃朝鲜为条件，换取日本的让步。光绪二十年，丁汝昌建议北洋海军于威海“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但是，李鸿章因寄希望于列强调停，更倾向先进行象征性战略威慑，并未对战争做出总体安排。消极防御的战略惯性、徒劳的外交周旋，以及李鸿章与丁汝昌将帅间的猜忌最终使北洋海军失去了主动进行主力决战的最佳时机。此后，清廷颁布的“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北洋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等敕令，以及李鸿章要求北洋海军只得出巡朝鲜洋面，“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等命令，将中国海军主力主动出击，实施海上防御的可能彻底封印。黄海战后，李鸿章令北洋海军退守威海军港，颁布了“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洋浪战，致有损失”等命令。威海军港是晚清以海岸防御力量为支撑，以主力舰队出洋作战为基础设计建造的海防基地。海军入港避战意味着清廷彻底放弃了海军海上御敌的职能，将海防战略退回到海岸防御的层次。1895年2月，日本陆军占领威海军港岸上炮台。在日本海陆军的夹击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国防沦落到只能进行本土防御的悲惨境地。

虽然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与日本战舰火炮在新旧、速度等方面优于中国有一定关系，但是，中国海军并不是不可以通过战略战术的改善来弥补这些差距。然而，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了黄海一役，中国海军几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种军力相近情况下的绝对劣势甚至使外国人都感叹：“中国的战败不仅仅是由于它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对于战略战术的优劣，日本人则明确指出：“占绝对优势的北洋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术错误，”限令“舰队始终在沿海活动，”“错过了对日军特别是运输船队攻击的良机”。在整个东亚都成了列强殖民地，日本侵略野心昭然若揭的情况下，以本土安全为目标，将海防战略局限于海岸防御的中国，无异于饿狼群中希望不杀死猛兽即能自保的绵羊。诚然，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通过控制海洋防止入侵的确是一种可贵的海军战略。但是，相对于强调海外利益和超越常规国家安全利益的海权战略，过分强调海军的防御性质，尤其将本土安全作为全部战略目标的海防战略将毫无优势可言，更何况连控制海洋、实施海上防御都放弃了的海防战略！

注释

①The Chancellor, Masters and Scholar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Engyclopedia Britannica, Volume Ⅴ,London and New York: Engyclopedia Britannica CO. LTD.p599-603.②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③A·T·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2页。④⑤《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第762、883—884页。⑥⑦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9、75、100页。⑧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⑩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66年，卷五十五，第20—25页；卷九十八，第24—27页。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0、21—22、13、26、27、28—31、36、42—45、51页。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文海出版社，1966年，卷七十七，第60页；卷一〇〇，第3页。左宗棠：《会商海防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卷五九，文海出版社，1983版，第51页。张佩纶：《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奏稿》卷六四，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6—8页。《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九，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34页。朱寿朋等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一年五月》，中华书局，1958年，1942页。《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98—299、300、295、317页。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4页。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九，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23页。罗尔纲：《晚清兵志》，第二卷，《海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第35、72、11、11页。截至1876年，日本共雇请外籍教官和技术人员共469人；截至1887年，日本共派69人出国留学。详见外山三郎著《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6页。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0、19页。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第329、328、328、329、340—342、345、345—349、396页。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80页。A·T·马汉：《海军战略》，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2—143、145—146、145—146、145—146、14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奏稿》卷十四，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56页。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6、878、887、887、888页。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日本五大海军区分别是横须贺、吴港、佐世保、舞鹤、室兰。参见外山三郎著《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2页。曾根俊虎，日本海军驻沪的首批谍报人员。《北清国纪行》是其根据1875—1878年间在中国谍报工作记录编纂的著作。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北中国纪行前编》译者序，中华书局，2007年，第3—177页。林乐知著译、蔡尔康纂辑《中东战纪本末》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23页。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第十七卷，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1965年，，第27页。《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812页。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七十八卷，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53页。日本联合舰队主要战舰总排水量36740吨；中国北洋舰队为37045吨。日本海军主要舰艇平均航速为16.4节；中国北洋舰队主要舰艇平均航速为14.7节。参见外山三郎著《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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