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批评

王卫英

摘 要：科幻小说是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学审美本质上，它的价值既不是科学本身，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幻想，而是基于科学背景上的人类幻想，或以幻想形式表达出来的人们对科学精神的向往。科学性和幻想性是科幻小说的两大基本美学特性。从我国20世纪科幻小说整体发展状况看，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经历了从“科普论”、“科学人生观”到“回归自我”的价值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科普论”创作曾一度处于中心价值。

关键词：中国科幻小说；文学价值；审美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1—0229—05

“科幻小说”作为一个新兴独立的小说文类，它是集“科学”、“幻想”和“小说”三要素为一体的文学创作。其中“科学”与“幻想”是构成科幻小说特色的美学要素，而且这两者应该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它应当是“幻想”的小说，就是说，它的社会功能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幻想小说，但它不以普及科学知识为最终目的。从我国20世纪科幻小说整体发展状况看，由于科幻小说的“科学”性能长期超越“小说”可能的美学范畴，结果造成幻想力严重缺失，其原因在于科幻小说创作价值观念的偏颇，而导致这一偏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一、“科普论”创作与文学的“工具化”

在中国，科幻小说是西方“舶来品”。作为一种引进的艺术，它的出现是中国人谋求改变社会现实在文学上的表现。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西方科技文化思潮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将“科学”视为衡量现代社会价值的标准逐渐为社会所接受。这一价值取向也反映了当时改良知识分子要求打破传统思想“重人文、轻自然”观念的自觉意识，为科幻小说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开创了自由的空间。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首次提到“哲理科学小说”，声明这类小说的作用是“发明哲学及格致学”。1903年，包天笑在《铁世界译余赘言》中强调科幻小说是文明世界的“先导”。科幻小说进入中国后，得到许多文化人的竭力推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鲁迅。

作为新文学的旗手，鲁迅抱有强烈的民族革命热情，他认为文学是唤醒民众最有用的“利器”。在鲁迅看来，用文艺启发民智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而科学小说是传达科学思想最好的文艺形式。早在日本求学时期，他就积极翻译西方进步作品。鲁迅1903年发表《辩言》，对“科学小说”持欣赏态度，他希望通过这种文学载体生动地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传播进来，破除传统迷信，改良国民精神。国内著名科幻理论家吴岩先生认为，鲁迅《辩言》的发表，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国科幻理论从无到有的伟大转变，这篇具有开创理论价值的论述，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观念就建立在以“传播科学”为目的的价值立场上。换言之，我国的科幻小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扛起了“普及科学知识”的大旗。细读《辩言》，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在强调科幻小说认知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其应有的文学品格。科幻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意识也决非仅仅限于科学知识本身，还应包涵更为广阔的科学人文精神。但是，从“传播科学知识”的价值角度提倡科学小说，似乎更能迎合时代的迫切需求，因此这一认知定位很快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普及科学知识”也由此成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存在的中心价值。

随着时代变化，将鲁迅所确立的“传播科学文化”为宗旨的价值观强调到“普及科学知识”一端的是顾均正。作为科幻小说作家，他的科幻价值观深受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科学小品影响。在1939年出版的《在北极底下》的序言中，他明确强调：“……科学小说入人之深，也不下于纯文艺作品。那么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我想这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尝试的。”①“普及科学教育”进一步强化了科幻小说的“功能”意识。这种观念也在他的小说中具体体现出来，《和平的梦》、《在北极地下》等作品中承载了不少现代科技知识，作者不惜花费数页篇幅，介绍无线电、超强导磁场、隐形药水的原理等知识，为了配合文字的表达，甚至还画了磁力线图，列出化学方程式。不过，顾均正在考虑科幻小说如何能“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忘记科幻应有的文学属性。他说：“觉得科学小说这园地，实有开垦的可能与必要，只是其中荆棘遍地，工作十分艰巨。尤其是科学小说中的那种空想成分怎样不被误解，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希望爱好科学的同志大家来努力！”②由于他的作品深得威尔斯、凡尔纳的创作神韵，艺术构思精心，立意高远，没有落入科幻小说形同科普读物的流弊。

将“科学”功能夸大到极致，以至将科幻小说完全沦为“工具论”附庸的，是“科普少儿化”创作。这种创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科幻小说作家之所以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创作立场，决不单单是对鲁迅、顾均正以来“科学”观念的继承，还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受苏联科普化创作思潮的影响；其二，社会政治因素的强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引进“科学文艺”这一概念。所谓“科学文艺”，是指类似伊林写的、给儿童阅读的文艺性科普作品。但是到了我国，“科学文艺”的含义扩大了，还包括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科学散文、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小品、科学相声等。于是，有人把“科学文艺”定义为：以文艺形式普及科学知识的读物，且把它划归为儿童文学。中国自引进“科学文艺”这个概念后，在创作观念上就将科普和科幻两种文体混同在了一起。结果，几十年来科幻小说大都在儿童文学天地里，一心一意进行着科普教育，很难超越儿童文学的美学疆界。

实质上，“科幻小说”与“科普作品”在审美属性上是迥然有别的。科幻小说是小说中的一个新题材，同其他文学一样，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它遵从文学创作的一切规律，以形象思维为主；在展开情节过程中，可能会涉及科学知识和使用科学的逻辑推理，但它是建立于科学基础上的想象艺术。它“不具有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一如历史小说不是宣讲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武侠小说不是传授武功的秘籍，战争小说也不讲授作战的军事常识一样”③。它本身不是科学专业书，但客观上却能给人以遐想、启示和力量，从而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引起科学创新，促进科学的发展。而科普作品是借用情节故事等通俗化形式，传播科学知识，以期达到向读者普及科学之目的。它是一门“科学”，必须具备科学的准确性，符合科学的逻辑思维，正确无误地传达科学知识，当然，它可以借用文学化的语言来创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伊林的作品被当成了中国通俗科学读物的典范被大量译介过来。这些作品往往从平凡的日常事物入手，编撰出富含科学常识的情节，甚至能把极其枯燥无味的数字和图表变成生动有趣的故事，激发读者的心灵，推动他们去思索。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少年读者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科普创作的蓝本，也成为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重要范本。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与不足，可以从对待外来影响的态度这一层面看出。它的主要缺欠并不是所谓无选择的不顾国情的‘照搬，不是由于过分地引进利用而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而主要是由于过分强调中国国情和时效性，强化选择性，把某种文学样式作为完美的模式用来排斥其他‘新声，从而在文学观念意识上发生了从‘原来还有这样多的样式到‘只应该是这样的样式的变化。”④这条规律在吸纳和借鉴国外科幻小说文本样式的选择中同样发挥作用。我国除大量译介苏联科普读本及科普化科幻小说来引导新中国科幻发展的走向外，与解放前一样，凡尔纳科幻小说在这一时期依旧占据绝对优势。凡尔纳的作品表达了欧洲科学理性时代，人们探求世界秘密的科学勇气和意志。他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不同民族的人们探索真理的热情和信心。而作为对科学持警醒和反思态度的H.G.威尔斯的作品，则很少被译介。我国科幻小说译作一直看好西方科幻朝气蓬勃的“童年”，而对西方科幻的成熟风格几近忽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作家来自科普部门，他们积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政治号召，带着满腔激情，参与到科幻小说创作中。这些作家时刻不忘科普教育的重托，渴望用科学知识武装孩子们的头脑。他们又深受苏联科普创作观和凡尔纳科幻影响，作品始终洋溢着对科学的由衷赞美，幻想社会主义科技工农业，幻想科技化的社会主义新家园。在他们的笔下，科学给予人们的都是积极有益的，而科学可能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被完全回避了。

科幻小说儿童化的结果是：作品创作对象专一，目的明确，即针对少年儿童，普及科学知识，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做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的好少年，长大后为祖国多做贡献。作品内容必须做到科学的准确性和细节真实性的有机结合。科学知识要和现实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紧密关联，追求童趣，读过之后使孩子们产生对科学的向往之情。语言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篇幅不能过长，故事情节纯净有教益。人物性格也不能太复杂，一般以反映正面人物为主，形象单纯，心系民族，爱国，乐于助人。涉及人物多为这样两类，即科学知识的讲述者和接收者。二者间的关系是长幼之分，师生之分，一方是知识渊博、思想先进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等知识分子；另一方是肯于钻研的小字辈。即使涉及到反面人物，如间谍、特务等，也只作为正面形象的反衬，人物善恶、好坏对垒分明。正如科幻作家肖建亨回顾当年创作情形时指出：“无论哪一篇作品，总逃脱不了这么一关：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带着眼镜的年青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位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了。于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参观记——一个毫无知识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样样都表示好奇的记者，和一个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参观记、误会法、揭开谜底的办法，就成了我们大家都想躲开，但却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⑤应该说，肖建亨道出了当年科幻作家共同的创作尴尬。

科幻小说“儿童化”并不等于“幼稚化”。对孩子们来讲，那些一读就懂，毫无阅读障碍的小说，未必大受欢迎。真正吸引人的，往往是些令人“费解”的作品，像空中的彩球，感兴趣的不仅是彩球本身，还有追逐彩球所付出的气力，这样才能调动孩子们的热情。但在当时，忙于“普教”的科幻作家们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个问题。

科幻小说“少儿科普化”后，许多作品纯粹变成了自然科学的知识记录、科技发明的大汇展。题材、故事情节的雷同，使小说以单一面目出现。过分强调“科学性”导致文学“幻想性”被扼杀，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小说的构思也完全是基于介绍“科学知识”之目的。

不可否认，在相当长时期里，“少儿科普化”创作显示着自己的生命力。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普作品在我国备受重视，包含科幻在内的科学文艺一般都被泛指为科普读物，科幻借助科普平台获得文学界的认可。就效果而言，科幻与科普的联姻，使科幻小说成为最好的科普读本，它能轻松愉快地实现科普教育，具有相当的可接受性和愉悦性。但总的说来，“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文学界是没有地位的。它只是作为儿童文学中一个很弱小的品种而存在”⑥。

二、“宣扬科学的人生观”与文学的“社会化”

从科学启蒙、科学普及到科普少儿化，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之路已相当狭窄，如何冲出“科普论”创作的藩篱，成为科幻作家关注的焦点。1979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第6期发表了《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指出科幻小说的任务是“宣扬作者的一种思想，一种哲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探索的精神。概括起来讲，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在当时，这种颇为“新鲜”的科幻理论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科学人生观”的提出，意味着对长期以来唯“科普论”独尊的科幻创作价值观的质疑，也为科幻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科幻小说不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而是揭示人类的生存状况，应该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科幻小说作为文学的品格在这里得到了强调。此后，“科幻小说创作从‘科普论向‘社会论靠拢。它要求科幻小说创作表现更为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思考更为深刻的人生问题和生存环境，表现更为复杂的‘成人情绪”⑦。

“科学人生观”是一种立足于“剖析人生，反映社会”的创作观。它标志着科幻由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从重视科学内涵转变到重视艺术内涵。在这一理论倡导下，创作出了一批堪与主流文学媲美的科幻佳作，如郑文光的《星星营》、《命运夜总会》、《地球的镜像》，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王晓达的《波》和金涛的《月光岛》等。强烈的现实感和社会批判意识，大大提高了科幻小说的文学审美品位。它摆脱了以往科幻大多停留在给孩子讲述科学童话故事的“小儿科”创作窠臼，表现手法趋向成熟；也摆脱了创作题材狭窄、情节俗套的局限，着力从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触及深刻的社会主题。这一文学观念下的科幻小说创作持续时间极为短暂，但它标志着我国科幻小说创作的新发展。

或许“科普化”一统中国科幻文坛的局面长期压抑了科幻其他形式的成长，致使一些对科普化创作早已厌倦了的作家们竭力摆脱“科普”的禁锢，写法上积极向主流文学靠近。一些童氏理论的拥护者甚至认为，文学贵在面对现实，关注当前，有无“科学”无关紧要。这种淡化甚至消解“科学”的矫枉过正姿态，又使得科幻小说逐渐背离了科学背景为科幻提供的话语环境，失去科幻独特的美学要求，导向纯文学的局面。

科幻小说从注重“科学”一极，跳入注重文学“现实”的另一极，招致对科幻抱定“科普化”信念的文学界人士的大力谴责，以至引发了一场科幻小说到底姓“科”还是姓“文”的大争论，争论双方各执一词。“姓科说”认为，科幻小说主要是艺术地表达一种“科学”的幻想，“科学”是科幻小说的灵魂，“小说”不过是手段或者外壳。“姓文说”则认为，科幻小说既然是文艺，中心任务当然是塑造人物、反映社会、宣扬哲学，“科学”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中国文学界掀起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两种创作价值观念的较量，也是文学批评一元论的表现。对每个作家来说，创作观念各不相同，用单一、偏颇的创作理念去“指导”作家，只会扼杀他们的文学灵感。对科幻小说的“姓氏”分歧，暴露了学界在讨论问题时，缺乏真正的民主态度，而诉诸行政手段。这是由于传统文化“重现实、轻幻想”的习见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作祟。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具有两个突出的思想品性：一是教化意识，二是忧患意识。直面现实的入世态度，要求知识分子懂得务实，要“兼及天下”，不作无谓的幻想。所以，国人头脑中的“幻想”并不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它的延伸义就是痴心妄想、不切实际。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某人具备这种气质，得到的不是欣赏和赞美，换来的常常是这样一堆评语：“不着调”、“不务正业”、“不老实”和“不可靠”等。人们即使看到科学幻想小说中的“幻想”二字，也会与不着边际的“空想”联系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抵制情绪。这种“务实”意识体现在作品里，就是联系“当下”的“教化”文学。科幻小说中的“想象”是应该有限制的，要“科学”地想象，但是，对许多人而言，“科学”就是已经实现了的“科学技术”的同义语。而科幻小说中的“科学”，虽然有学理依据，但它是科学的艺术化想象，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面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勇气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在创作中，对“科学”的误解，实质上就是对科幻小说本身的误解。

中国知识分子天性秉有幽深的历史承担意识，这种意识投射在文学上是一种“回望”历史的审美心理。而科幻小说，是取一种相反的姿态，它面向未来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幻文学只能虚构和描绘人类的未来史），是要将我们长期形成的紧贴现实的目光从地面飞升起来，它要扭转我们回望历史的“恋旧”心态，超越时空，树立一种大宇宙观、未来观。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不那么合拍，所以具有一种冲击和批判的文化效力。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不仅主流文学普遍高举教化的旗帜，而且处于边缘化的科幻小说也没有忘记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科学普及。科幻被当成了“普及科学知识”的活教具，科幻创作的功利目的掩盖了小说的美学要求。科幻文学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是基于科学背景上的、面对未来的辽阔想象，如果这种想象被束缚在了“功利主义”的脚手架上，飞扬在作品中的探索精神与人文精神就会极度萎缩。缺乏文学魅力的科幻，失去了读者的兴趣，自然难以为继，寻求突破是科幻谋求自身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文学“载道”的旗帜下，“科普”的要求被用来规范科幻小说，对于那些幻想色彩浓烈的作品，就指责它不科学，说它是“灵魂出窍的文学”。科幻小说不是“科学知识”的形象化演绎，它是一种虚构的文学，渗透着作家对社会、人生及未来的种种思考，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不仅具有一般小说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而且还具有科学的启迪性。但是，在我国，许多评论家热衷于给科幻作品挑“知识”细节上的毛病。中国科幻小说长期坚持科普化创作，使得文学界自然而然用科普文章的标准来评判科幻作品，其后果必然是科幻小说的幻想力被抹杀。

科幻小说寻求创新的做法招致如此“下场”，原因很简单。科学家甚至科普界敌视它，指责它是“伪科学”，认为科幻小说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会产生误导；正统文学家也轻视它、排斥它，认为它严肃不足、荒诞有余、不入流、俗，结果，对科幻小说的批评升级到政治干预，导致科幻小说一度陷入沉寂。

三、回归自我与走向未来

20世纪90年代，当科技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科幻文学蓬勃发展之时，消失了的中国科幻小说，由于符合时代审美潮流而重返文坛。不同的是，对于科幻小说价值标准的界定，人们不再穷根究底，放弃了对科幻小说“科”与“幻”成分多寡的争论，体现了社会的一种宽容。这实质上是中国科幻文学创作开始走向正常与健康的体现，表明中国科幻文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缓慢爬行，到世纪末，才真正回归文学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科幻小说这匹年轻的小马，终于卸下了“科普教育”的沉重行囊，轻松上路。但是，在通往未来的路上，这匹年轻的小马的前途并不让人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科幻创作处境反而更为尴尬。

任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整体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当前的文化现实对科幻小说的发展依然具有根源性的抵触。文学是想象的艺术，它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应当成为人们超越现实尘世的精神家园。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想象。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创作普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左右，科幻文学，这一极具幻想力的文学，在“功利主义”的价值尺度下也遭受了“现实主义”的改造。然而回归文学的文学创作现状又如何呢？放眼当下的书市，充斥的不是所谓的纪实、写真、传记、口述实录，甚至绝对隐私的“写实主义”之作，就是不乏想象力的武侠、侦探、传奇、推理、魔幻等大众娱乐作品。当前这样的文学植被怎能保证科幻小说这棵嫩绿的小苗的良好发展？为了拓展科幻小说的生存空间，许多作家尝试走通俗化之路。这样一来，科幻固然显示出它的生机，但后果不仅使科幻失去了文学的纯正、严肃，而且加深了那些对科幻小说一贯抱有成见的人们的误解。香港通俗科幻的辉煌和失落表明：弱化或者放弃科幻小说自身美学原则的做法，都是科幻创作的短期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

作家队伍建设是科幻发展的重要保证。西方科幻小说作家队伍之庞大是我们所不及的。许多著名的科幻作家，往往出身于理工科，有的干脆就是某一专业领域的科学家，如海因莱因、克拉克、阿西莫夫、盖莫夫、德坎普、霍伊尔、斯金纳等，许多著名纯文学作家也对科幻小说抱有极大的热情，如库特·冯尼格、托马斯·品钦、多丽斯·莱辛等。这种多层次、多职业、多流派的作家群体，为科幻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可能。在中国，由于经历十年的沉寂，那些曾经为中国科幻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幻前辈纷纷隐退，造成科幻队伍严重断层。目前从事科幻创作的大都是年轻的生力军，而这些作家在全国能道名指姓的，也不过二三十人。要推动科幻事业的发展，偌大的中国，仅仅依赖这些势单力薄的科幻“新生代”，希望毕竟有些渺茫。

文学的发展需要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因为文学活动是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的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作家创作不可能忽视读者的阅读期待，完全依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建起一座精神的“象牙塔”自娱自乐。在西方，科幻小说已是相当受欢迎的文学品种。在美国，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孩童，都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科幻作品。据统计，美国科幻读者的平均年龄为41.4岁。而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幻小说几乎是儿童的专利品。如今，这个局面仍没有多大改观，对科幻有兴趣的仍然限于青少年。不少成年读者的科学素养相当有限，阅读和理解少儿科幻小说或许还有困难。但是，许多人宁可抱着通俗杂志消遣，也抹不开面子去看被定性为“儿童读物”的科幻小说。由于科幻在我国已经形成固定的读者群，一些作家在“追求深度”创作前，还不得不虑及受众对象。中国科幻小说在照顾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基础上，应当扩大创作空间，以更宽阔的社会视野，更深切的人文精神，结合深厚的科学思维和博大的想象力，才能走向成熟。

文学要保持良好的发展，更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关注。在西方，终身从事科幻文学研究者大有人在。就美国而言，至少有500所高校开设科幻文学课程。在国内，情形则截然相反。近十年来，文学批评与科幻文学几乎是“不相往来”，那些抱有纯文学“贵族”意识的评论家，对科幻所持的态度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缄默。缺乏文学关照的中国科幻，只能在孤独中寂寞前行。

文学批评缘何忽略科幻文学？除了科幻自身的边缘化处境，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文学批评家自己其实尚未做好胜任科幻批评的理论准备。因为从人文观念中成长的文学批评家，承袭了传统文化中轻视实践与科学的不良因子，对科学技术的陌生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面对包含丰富科学元素的科幻小说，批评家把握不了批评的尺度，也就无法确立科幻文学的批评格局。这当然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机制。在我国，自然科技与人文艺术之间隔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对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来讲，他们看重的是科学之“真”，他们很难用文学语言来传达对科学的审美感受。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则秉承了传统文化“重人文，轻自然”的思想意识，对科学文化始终抱着冷漠的态度，科学在他们眼里就是科学家的事情，与己无关。他们认为：“自己对于世界是‘理解而不是‘说明，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们所认识的只是世界的表象，也就从来没有考虑人文学科与科学的同一性，他们十分惧怕科学会贬低人文学科的地位，会使文学艺术丧失光彩。他们从许多方面去确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相互独立和相互对立。”⑧科学发展的必然是二者走向统一，走向交融，而非不可跨越的对峙。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走进科学，了解科学，提高科学素养。一个科幻作家只有同时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在作品中实现文学艺术与科学的有机结合，才可能在作品中充分发挥科学想象。否则，他就无法从科学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更没有胆识在其作品中展开基于科学基础上的幻想，也就失去了科幻小说的美学价值；而毫无科学根据的幻想，也很容易招致科学工作者的指责。同样，一个文学批评家，只有具备科学的素养，才能在文学研究与批评中，以科学的眼光深入剖析作品，发掘世界与人变化的本质以及人的精神嬗变的心理依据。

与世界科幻小说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我们的科幻小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西方科幻小说从产生到新流派的出现，无不受科技进步的推动。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幻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水平。在我国，由于科技水平整体不高，人们科学观念缺乏，导致科幻小说发展滞后。事实上，无论过去对科幻审美价值认知的失衡，抑或是对科幻文学批评的缺乏，也都根源于此。科幻小说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素养，这是科幻小说发展自身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科学发展观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所以，回到文学自身创作的中国科幻文学如何发展，不仅关系着文学价值的导向，而且关系着民族教育和整个民族富有希望的未来。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维，或许也正是中国科幻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科幻文学是面向现代化的文学。现代化的核心是科技，科幻小说时刻关注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并以此为起点展开想象。科学无国界，科幻小说“科学”的审美特性决定了它是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的文学，世界眼光和宇宙关怀是它的胸襟。科幻小说是面向未来的文学，人类通过文学幻想未来时，因为科学的介入，使得这一幻想常常成为科学发明的先导。回到文学自身的科幻，不仅需要“三个面向”，还应当继续积极建构中国科幻的民族化特色。在科幻民族化探索上，台湾的科幻作家提出“民族风格架构”的创作理念。为了严肃科幻文学的创作态度，增强科幻小说的“民族意识”，他们纷纷将笔触伸向民族文学的根须，从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掌故中寻找科幻创作的灵感与资源，将之与现代人文精神及科学技术相交融，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这种试图用现代科学眼光重新解读古典传统文化的尝试，的确难能可贵。在中国内地，一些科幻作家也积极借鉴台湾科幻的民族化特色，创作出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品。当然，体现民族风格的尝试，绝不仅仅只有这一种探索。“新历史主义”一味从民族历史文化中“探宝”的做法，毕竟不能代表科幻未来发展的主方向。不过，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思维方向已经确立。借用一句科幻评论家的话说：“矿脉已经找到，挖到矿藏只是时间问题了。”⑨

注释

①②③黄伊：《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第17、17、109页。④程金城：《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7页。⑤肖建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第24—25页。⑥转引自尹传红：《中国科幻百年》（中），《中国科技月报》2000年第4期。⑦⑨汤哲声：《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发展史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⑧吴小美：《文学艺术与科学同一性的探讨》，《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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