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伦理制度建设

梁承忠　杨立蛟

【摘要】司法伦理建设急需要多种制度保障与实现，教育惩戒制度是司法伦理建设最基本的制度。好的任用任免制度有利于司法人员素质的提升。薪俸制度是保障司法伦理的经济基础，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等多种监督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教育惩戒；任用任免；薪俸；监督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08）02-0146-03

司法最终由人来完成，司法伦理建设日渐重要。完善的制度设置是司法伦理建设的保证，是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的一个路径。探讨具体的制度及实现倍显重要。本文试图从教育惩戒、任用任免、薪俸保障、监督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教育惩戒制度

教育制度是司法伦理建设最基本的制度。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1.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增强司法人员自律的自觉性。建立健全培训机构,形成培训体系。实行司法人员任前培训、在职培训等系列环节。教育培训除了传授法律知识外，重点应为职业技能、职业伦理的教育。同时，对政治素质等也要加以培训，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紧密相连。有些法院举办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讲座、演讲比赛、播放警示片和教育理论片等形式及时开展警示教育，[1]1.时时紧敲防腐警钟，不因贪图小利误前途、误家庭、误终生。这是从我国当前法官来源成分复杂的现状出发的。在职培训主要在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进行，开展在职学历、学位教育主要在法学院进行。这是从整体素质上对职业道德的促进。2.进行信息教育。正如某些检察机关所做的，经常聘请法学家、资深法官做报告，以便掌握前沿理论，了解国外发展动态。3.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执法作风检查等专项治理活动。“以整风精神开展 ‘三讲教育，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深入进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公正执法、艰苦奋斗教育，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办案第一线，增强了检察干警为民执法的观念和拒腐防变的能力”。要把“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落实到司法人员教育之中。

惩戒制度如果对违法违纪的人放任、纵容，无疑于鼓励违法违纪，其结果是违法违纪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对违法违纪的人，根据情况，该纪律处分的就纪律处分，该行政处分的就行政处分，决不姑息，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防范作用。建立惩戒制度的具体做法是：首先，要坚持好党风廉政责任制。当前在法院是层层签订的，院长要和副院长签订，副院长要和庭长签订，庭长要和他所管理的人员签订。党风廉政责任制明确规定应该做什么，出了问题之后怎么处罚。其次，可以建立司法弹劾制度。比如在人大建立一个司法弹劾委员会，由法官、检察官、社会各界人士、法学界教授参加，从而保证弹劾制度的公正性，通过建立弹劾回避、公开弹劾听证来保证惩戒制度的贯彻执行。

当前，对法官、检察官的惩戒分别由法院、检察院各自进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惩戒制度。其弊端在于增强了司法人员对所在部门的行政依赖性，妨碍了司法人员独立的法治要求。所以应建立统一的的司法惩戒机构和公开的惩戒程序。从制度上阻止部门主义的护短行为，弱化部门内部的行政依赖性。如何建立统一的司法人员惩戒机构？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孙谦主张设立两级统一的惩戒机构。中央一级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设立司法人员惩戒委员会，负责最高司法人员和省级法院院长、检察长的行为惩戒；在地方，可在省级人大设立惩戒委员会，负责对省级司法人员（院长、检察长除外）和省级以下司法人员的行为惩戒。笔者极为赞同这一主张，但同时也认为，省级管辖范围似乎过多，以设三级为宜，即将地级市作为一级。这样既能理顺关系，管辖范围也适宜。

二、任用任免制度

首先是坚持推行和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当前统一司法考试提高了进法院和检察院的标准，统一了进人规范，有利于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但也需要改进，例如对司法考试不能划一要求。据苏力教授2002年访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情况，如果按照统一司法考试的标准继续进行下去，5年之后，上述省区便没有法官了。对于西部地区当前不能按统一考试标准要求，应区别对待，它们如果能招到法学本科或具有法学学位的双学士就可以了，循序渐进，甚至对于基层法庭，只要专业对口，法律专科也可以。另外要把具有真才实学、符合法官条件的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并不一定要求一味年轻化。其他公务员及其事业单位的职员对年龄限制相当严格，如四十岁以上不能任用副处级。而法院院长、副院长及检察长、副检察长的任命则有其特殊性，需要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经历，需要对人情事故的洞察力，不能把年龄卡得太死。现在强调法院领导班子年轻化，相应庭长的年龄也普遍年轻化，50岁甚至不到50的“老”法官，事实上已半退休了。应推迟法官的退休年龄，“也许应当把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甚至到75岁”。原因是苏力教授根据波斯纳的研究，法官是需要固态智力的工作，这种固态智力往往在人到60岁以后仍然增长，可能持续到80岁。当然这是理论推断，不过在事实上我们也有类似的常识和规定，例如医生以及文科一类的学者的知识有很大的积累性，俗话说“越老越值钱”就是这个道理。不少医生与教授退休后仍反聘工作在岗位上。另外，退休年龄也应有所变化，改变女性55男性60的一刀切做法。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和级别推后5～10年是适宜的。

《法官法》、《检察官法》分别规定：担任法院院长、副院长，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从法官、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应当”，本是伦理学的用语，和“存在”有区别，不应用法律术语。另外，除了检察官、法官之外，还有“其他具备条件的人”具备检察官、法官的资格。《法官法》第5章第1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检察官法也有类似规定。总之“这里只规定副院长、副检察长的任职条件，而未规定院长、检察长的任职条件，就给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地方各级检察院开了一个口，使一些不懂法律专业的人充任院长、检察长，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有的院长、检察长是由其他部门的党委书记调任的“外行领导内行”。这种任用制度应该改革，应当建立司法人员逐级选拔制度。

三、薪俸制度职务保障制度

薪俸制度应该说是稳定司法队伍，吸引优秀人才，保障司法伦理的经济基础。司法机关应建立独立的经费制度，现行的是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但当前司法经费短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有些基层法院甚至工资都难以按月足额发放。有些法院便采取不正当手段解决办案经费，和企业搞“共建”，向当事人拉赞助，出差办案不得不与当事人“同吃、同住、同办案”，违法创收等。当司法职业变成高收入的职位时，便自然会珍惜这个职位，使法官不至于为了生存吃饭使天平倾斜。如果徇私枉法就想一想可能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便会减少司法腐败。中国有21万法官，怎么加薪？可分开序列，拉开档次，同时可延长退休年龄。

制约司法独立的最大因素是经费不能独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因此，司法往往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司法独立便难以得到保证。所以司法机关经费必须独立，摆脱对地方行政机关的人身依附，由国家单独作出预算，铲除地方行政干预，使司法人员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司法活动。另外，各审级法官地位大致相似，在普遍提高工资的基础上地区之间应相对拉平收入。这样扯平了，有利于鼓励青年法律人才西部创业。最终使司法人员的薪俸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德国有句俗话：饥饿的人不会很好地为国家服务，饿了不能工作，而吃得太好的人容易懒惰，也不是最好的公仆，所以适度的饥饿是最好的人民公仆。所以，司法人员的工资应在中等偏上的水平。既有一定的诱惑力，又保证“不容易懒惰”。同时，可参照美国、德国、比利时、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不发达国家的做法—退休后发放全额工资。

放眼世界，各国均对司法人员的职务保障有规定。美国、日本、法国等有着非常严格的职务保障制度，司法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没有法定理由、没有法定程序不得任意任免。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上级司法机关要敢于支持司法人员严格办案，敢于给受到刁难和不公正对待的司法人员撑腰。我们也可以建立“法官的豁免制度，即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不受非法的包括逮捕、拘留和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制。”笔者以为同为司法人员，检察官也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为提高办案质量，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增强法官的责任心，从1998年起在全国推行错案追究制度。它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和司法保障制度有没有冲突？据武汉大学的贺日开为期一个月的调研表明，此项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责任认定标准不明确；追究主体不统一，缺乏科学性；扩大追究范围。结果是：挫伤办案积极性；损害法官独立审判权；不利于上级法院法官的廉洁。因为法律的适用不是机器，适用法条和证据时，会有许多复杂因素影响判决结果，所以我们应注重从惩戒转向保障，还应在司法实践中加以研究解决。

没有法定事由也不得随意调动，我国法官法第13条和检察官法第14条规定，“法官调出本法院和检察官调出本检察院的，均应依法提请免除其职务。”调出的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申请其他工作，二是有权机关安排其他工作。如果说有权机关将其调出后再免职，就是合理合法，这无疑给有权机关及人员滥用权力打开方便之门，也给法官、检察官留下后顾之忧，觉得工作没有安全感。可见，司法人员还缺乏有效的保障。另外，即使司法人员违反职业伦理，对其行为的调查、听证、裁决必须依据严格的程序，允许司法人员有自我辩护和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

四、多种监督制度

监督，可以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成熟的做法有：一些检察院、法院制作了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卡，随身携带，提醒自己，同时供人監督；检察院、法院内部均有纪律检查小组，负责对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检查。一般来讲，内部监督比较温和，甚至有违原则，姑息放任。最近重庆市检察院针对“错案集体负责”的现状进行改革，要求检察官对案件要负责到底，谁出错谁负责。并设立检察长办公室，和纪检组一道对检察官监督。如检察官因人为原因或循私枉法办了错案，要追究个人责任，根本上消除了“集体负责就相当于集体不负责”的现状。也有学者提出实行多渠道的动态监督，即对案件的立案、诉讼保全、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环节进行跟踪监督、协调的综合系统管理。就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来说，还要相互监督，检察机关通过履行对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促使诉讼中的违法情况得到纠正，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清除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检察机关在法律程序上还要受到人民法院的制约，特别是检察机关侦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最终还要由人民法院审理和裁判，这是最有力的制约。

对于外部监督，最重要的是人大监督。法院、检察院要向人大报告工作，人大对司法机关的整体工作进行审查。但人大是否应该对个案进行监督，却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人大对个案的监督存在侵犯司法权和以权谋私的现象。有时申诉方的法定代表人为人大代表，在这种身份下进行监督，该不该回避，没有相应规定，出现了新的权力腐败；法院对一个案件多次再审，被迫改判，独立审判名存实亡；人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并限期结案，成为事实上的司法人员。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大进行个案监督，是权力机关充分行使职权的体现。人大的监督必须通过个案，不能介入个案，监督只能是空话。当司法不公时，就该受到制约。笔者以为，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是必要的，但涉及到个别人大代表的自身利益时，应该回避，实行回避原则，否则又会产生新的不公。并且，人大应该以委员会的方式监督，不应个人行事。委员会的人员应该是法律专家，切实达到监督的效果。

贺卫方教授提出了司法判决公开的主张。认为全国所有法院的司法判决都应该在网上向社会公开，判决书要说理，要详细写明判决的理由和所引用的法律。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司法判决应有利于司法研究。更重要的是判决公开是一种监督的手段，它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北京法院实行同行评分制度，对法官掌握庭审节奏的能力、庭审思路是否清晰、庭审用语是否准确规范、法官控制法庭气氛的能力如何，以及与合议庭成员配合是否默契，甚至法官的气质风度以及着装是否整洁等进行观摩。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监督方式。笔者认为，除了这种统一的观摩切磋之外，还可以建立督导制度，聘请退休法官不定期旁听。还可以让当事人、旁听者进行评议。填写评价卡或者调查问卷，对诉讼费用是否合理、法官的态度、对双方当事人的机会是否公平等征询意见，交给评价委员会和评价主体，并公布统计信息，做出结论，记入评价档案，作为考核的依据。

新闻监督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一是记者善于采访、便于采访，同时具有先进的设备，及时报道大案要案。当然，报界、新闻界的舆论监督也不总是公正无私的，或有炒作的成分。某些记者兼任“律师”，利用记者身份对司法机关施加不正当影响。我们不能迷信舆论监督的权力，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不管哪种监督，最终要形成谁都是监督者，同时又都是被监督者。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制度都有利弊的双向性，实事求是地权衡，兴利抑弊十分必要。在制度的实施中尽量其激励作用，减少负面效应，发挥司法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司法伦理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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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承忠（1969－），男，山东济宁人，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杨立蛟（1974－），男，山东郓城人，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