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迁洛与《益》卦爻辞解读

2008-03-28 05:18吴保春
周易研究 2008年1期
关键词:周易

吴保春

摘要:《周易》古经《益》卦爻辞,与西周王朝迁建新都洛邑这一历史事件,存在非常紧密联系。笔者试图将该卦六爻爻辞,与西周迁都具体历史过程,即西周君臣卜洛、周公被派建洛、西周重臣被派守洛结合起来进行比照研究,透析两者内在关联。

关键词:周易;《益》卦;爻辞;迁洛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1-0003-05

The Western Zhous moving the capital to Luoyi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marks appended to the lines of hexagram Yi

WU Bao-ch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chool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remarks appended to the lines of hexagram Yi(increase,the 42nd hexagram in the received version of the Zhouyi) relate closely to the historical event that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moved the capital to Luoyi. The autho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remarks appended to the six lines of hexagram Yi with the concrete steps of moving the capital:the monarch and his courtier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divined for the location of Luoyi;Duke Zhou was dispatched to build Luoyi;and senior officials were posted there. From the above,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inner correlation in detail.

Key words:Zhouyi;hexagram Yi;remarks appended to the lines;moving into Luoyi

在《周易》第四十二卦——《益》卦爻辞中,出现了如下一些词句:“大作”、“十朋之龟”、“王用享于帝”、“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迁国”、“有孚惠我德”(第53-54页)[1]。那么我们要继续追问:“大作”何物,“龟”为何用?“王”为何“用享于帝”,“王”为何人?“公”为何人,为何用“圭”,“圭”为何物?与“迁国”有何联系?为何要“有孚中行”、“有孚惠我德”?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相关史料,并合乎史实地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解答。那么,《益》卦内蕴的历史信息,就有可能得以发掘。基于此种想法,笔者通过研读有关西周史迹文献,发现《益》卦六爻爻辞,正与同一历史事件——西周迁建新都洛邑,存在非常紧密联系。

《周易》用来指导君王迁都,早在《周礼》就有记载。根据《周礼》记载,凡国都大迁,皆有专职人员利用《周易》等占卜之书,通过簭法卜问吉凶。《周礼·春官宗伯》谓:“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第158页)[2]“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郑玄有注云:“此九‘巫,读皆当为‘筮字之误也。‘更谓筮,迁都邑也。”(第161-162页)[2]太卜执掌三易之法,三易之中包括《周易》;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九簭之中包括“迁都邑”,即君王迁都。因此,根据《周礼》记载,《周易》早就用来指导君王迁都。

一、《益》卦初九、六二爻辞与西周君臣卜洛

《周易》《益》卦初九爻辞云:“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大作”,《正义》谓:“兴作大事也。”(第53页)[1]主要指大兴土木工程建设,包括国都迁移等工程建设。《周礼·春官宗伯》有“凡国之大事,先簭而后卜,上春相簭,凡国事共簭”(第162页)[2]的规定,也就是说,“凡国之大事”,“先簭而后卜”,一年早春之际“相簭”,国之大事君臣“共簭”。国之大事,自然包括君王迁都,即“国大迁”。而“国大迁、大师,则贞龟”(第160页)[2]。因此,君王迁都,“先簭而后卜”,卜问之法,包括“贞龟”。《益》卦六二爻辞有云:“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第53页)[1]“益”,指增加。因此,这里“或益之十朋之龟”,意指增加“十朋之龟”,以求提高占卜准确性。“贞龟”结果“弗克违,永贞吉”,与“先簭”之结果没有相违背,并且多次贞卜,皆为吉利。

在《尚书·周书》之《洛诰》篇,就有与此两爻相应之史实。西周成王欲迁建新都洛邑,君臣之间卜洛后,发生了一次对话,《洛诰》篇记载了这次对话内容,文中周公对成王说:“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第214页)[3]选定洛邑,乃是周公数次卜问所获结果。而在周公卜问之前,太保周召公早已“先周公相宅”(第211页)[3]。成王听了周公汇报后说:“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第214页)[3]大意是说,周成王在周公选定洛邑之后,要与周公再来共同贞卜,结果也是“弗克违”,“恒吉”。既然是“敬天之休”,天意使然,因此,自然少不了“王用享于帝”,向皇天上帝祭祀。在《尚书·周书》之《召诰》篇中,的确提及“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第212页)[3]即祭祀皇天上帝、地祗神灵配享之事。《召诰》篇还记载了周公代周王“用享于帝”的具体细节:“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第211页)[3]因此,西周君臣卜洛与《益》卦初九、六二爻辞所言,存在内在联系。

二、《益》卦六三、六四爻辞与周公被派建洛

周成王君臣为何要卜洛迁都,其中定有缘故。周人自古公亶父居岐邑,周文王迁丰,至周武王又迁镐京,即宗周。周武王灭商以后,为巩固对东方的统治,早就计划在伊、洛二水一带夏人故居之地,建设新都洛邑。《史记·周本纪》有载,周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第129页)[4]。但是,武王并未完成营建洛邑就病逝。尔后周成王继位,周公摄政。周公摄政后,“三监”叛乱。周公东征三年,始得平定叛乱。因此,有鉴于“三监”叛乱的教训,为加强对殷商遗民的监视、管理,周成王执政后,开始将周武王迁洛计划付诸实施,实施的第一步就是派周公负责勘定新邑地址。记载这一史实最为详实者,要算《尚书·周书》之《召诰》、《洛诰》等篇。

《尚书·周书》之《召诰》篇,有“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第212页)[3]之句。那么,何谓“土中”呢?《益》卦六三爻辞有云“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第53页)[1]之句。那么“中行”、“告公用圭”之说,究竟又指什么呢?其实,前后这些引文存在内容上的密切关联。

“中”,在西周甲骨文拓片中,字体形状犹如一小树杆正立,众多小枝条伸向同一方向,形似置槷以测日影。(第304页)[5] 而置槷测日影之法,《周礼》亦有记载。《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篇有云:“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眂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第927页)[6]“国”,根据上下文内容,可以得知,这里专指君王都城。“水地”,一种测量建筑基地是否在同一水平面的原始仪器,相当于今天的水平仪。“槷”,观察日影的木杆。“县”通“悬”,也是古代建筑使用的一种测量器具,它是一端系有重物的线,即后世所谓“悬锤”、“线坠”。该段文字意思是说,匠人建造君王都城,以带“悬锤”的水地测量地面,树立木杆,观察日影,画圆,辨认日出与日落时的日影。白昼参照日中之影,夜晚考察北极之星,以正东、西方位。因此,“中”之甲骨文字体,与匠人建造君王都城置槷测影,存在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暗示了古代君王都城建设尚中之风。

君王都城建设尚“中”,最典型表现为历代君王皆热衷于择天下之中以营建。西周君王亦是如此。《尚书·周书》之《召诰》篇“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实质就指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又名“地中”。君王要在“地中”营建都城,首先就要找到这个“地中”。那么,这个“地中”是通过什么方法勘得的呢?《周礼》记载了一种“土圭”之法,可以用来勘寻这个“地中”。《周礼·地官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第704页)[6]因此,在《益》卦六三爻辞里有谓“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之句,“圭”在此解释为“土圭”之法,该爻辞大意就是叫该“公”,用土圭之法“中行”,即寻找“地中”。一旦“地中”标准已定,自然要依此标准寻找这样一处王都用地,故《益》卦六四爻有“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第54页)[1]之句。

《益》卦六三爻辞“告公用圭”、六四爻辞“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中皆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公”的人物。那么,在西周历史上承担过“为依迁国”于“地中”之职,并被称为“公”的使臣,是否存在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地中”之地,到底指什么地方;其次要有历史文献,给予有力证明。

若按置槷、土圭等法去寻找“地中”,人们就会发现,符合此等条件的地点,自洛邑至颖川阳城等地,有无穷多个。因为地球类似圆形,所以在同一纬度进行测量,获得日影长度,数值几乎是一致的。但对于《周礼》土圭之法,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注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第704页)[6]唐朝贾公彦疏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度也。”“周公度日景之时,置五表。五表者,于颖川阳城置一表为中。”(第704页)[6]“地中”的具体地点,他们认为就在颖川阳城,该地为周公度日影以求地中之处。《隋书·天文志》从天文角度追述道:“昔者周公测晷影于阳城,以参考历纪。其于《周礼》,在大司徒之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第523页)[7]元初郭守敬改革天文仪表,组织“四海测验”,也把阳城作为一个重要基地,建台立表,实地观测。郭守敬所建登封观星台遗留至今,成为阳城“地中”实物见证。明代学者陈耀文撰《天中记》卷一引《太康纪》云:“河南阳城县,是为土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所以为候。”(第33页)[8]颖川阳城为地中之地,似乎无疑。但是,汉王充《论衡·难岁篇》有谓:“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则土之中也。”(第1406页)[9]雒,即洛邑,地中之地;“三河”指洛邑之附近河流。汉王充把洛邑看成“地中”,西周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也曾经“卜宅”于“三河土中”,“地中”之洛邑。由此可见,周公曾测日影求“地中”于颖川阳城与洛邑两地。正是因为符合“地中”条件的地点,自洛邑至颖川阳城等地,有无穷多个。所以“竟三河土中”之周公,不得不“测影于阳城”与洛邑两地,以求“地中”。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三河土中”之地“洛邑”,营建新王都。《春秋左传》亦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杜氏注云:九鼎为殷所受于夏,周武王克商,乃营洛邑而后去,又迁九鼎于此;孔氏疏曰:武王但有迁都之意,并派周公仓促营建新都洛邑。(第1743页)[10]所以此“公”就是西周周公旦,他的确具体负责过“为依迁国”于“地中”,即迁都洛邑。

周朝君臣把“洛邑”视为地中,至少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洛邑”文脉资源丰盛,如《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第1371页)[4]今天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颖川阳城附近,确为殷、商、周等数代帝都所在。该地历殷、商、周数代君王营建,今人考古发现其遗址面积方圆达数百里。其次是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如东汉张衡在《东京赋》一文中,描写“洛邑”天文气候时说:“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隩,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第102页)[11]这一描述,与《周礼·地官司徒》对“地中”描述是相吻合的。最后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周为小邦,猝然灭殷,实为不易;其建国之初,面临最大挑战是殷商遗民,营建洛邑自然成了他们的政治举措之一。

三、《益》卦九五、上九爻辞与西周重臣被派守洛

面对来自殷商遗民的挑战,营建洛邑自然成了西周重臣方便施政重要政治举措。在中国古代,迁都乃国之大事,既劳民又伤财。因此,必须妥善处理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益》卦九五爻辞有谓“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第54页)[1]。此爻辞也与西周重臣被派守洛存在密切联系。对于新都洛邑的妥善治理,在周成王看来,只有周公才能够担当。在《尚书·周书·洛诰》篇中,成王称赞周公说:“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第215页)[3]惟周公发扬仁德于天地之间,勤政施于四方之内。天下之人也对周公持之以敬,而周公却从不忽视对他们进行文治武功之道辛勤教化。周公去世后,周成王随后命周公之子君陈,前去治理殷之遗民。临行前,成王告诫说:“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训,惟民其乂。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尚式时周公之猷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第237页)[3]大意是说,过去周公教导、安抚天下百姓,百姓们都怀念他的大德。希望周公之子君陈,应慎勤于行政,发扬周公德治之道。德治馨香远闻,感于神明,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周公通过德治,确实已经取得了《益》卦九五爻辞里所谓“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的政治效果,使天下百姓心怀德惠之心。这样有才德的周公,治理洛邑,对周成王来说,自然可以如《益》卦九五爻辞所云“勿问元吉”了。

不过,万一遭遇殷商某些不服臣民,那该怎么办呢?《益》卦上九爻辞谓:“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第54页)[1]若把此爻辞嵌入西周当时历史语境,可以转译为:不要助长(殷商遗民)反抗势力,有时可以采取打击措施;若仍然无法安心立业,那么就会有凶险。

正如《益》卦上九爻辞所云“莫益之,或击之”,周公也曾通过武力东征平定“三监”叛乱,并把殷商遗民强行迁往洛邑。但是,背井离乡的殷商遗民,怨恨也颇多。正是处于此等历史背景,周公被派留守洛邑,实施教化政策,以求政权稳定。《尚书·周书》之《多士》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周公坐镇洛邑的政治宣言。在《多士》篇篇首有谓:“居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第219页)[3]“居周既成”,即“洛邑”建成后,周朝随后把“殷顽民”迁入此地,周公以成王名义,发布诰命,作《多士》篇。那么,如上文所讲,“洛邑”既然是国之“地中”,应为君王国都之地,为何要把殷商顽民迁入此地呢?汉朝班固在《白虎通》里说道:“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第252页)[12]由此可见,把殷商顽民迁入此地,原来是要将危险力量——殷商顽民,放在鼻子底下,以求善恶易闻,“明当惧慎”,从而提高警惕,以求江山永固。周公向殷商顽民发布诰命时,就曾直接说道:“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而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下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我闻曰,上帝引逸,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第219页)[3]周公借周成王之名,训诫殷商遗民,因“殷命终于帝”,而非周之小邦“命终”殷商。“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上帝引逸,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于周之小邦。周公借周成王之名,训诫殷商遗民,目的是为了打消他们的反抗念头。另外,周公在该文结尾部分,继续以严厉措词,警告殷商遗民:“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矝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第220-221页)[3]周公在此警告殷商遗民:周成王不想杀掉这些殷商遗民,并作大邑——洛邑以居,希望他们为周奔走效劳,臣服于周朝。如果殷商遗民不听训诫,他们不但将失去封地,上天也会惩罚于他们。所以殷商遗民当下之计,应安心立业,其后代子孙还有走向兴旺发达之可能。

正是出于犹如《益》卦上九爻辞“立心勿恒,凶”之考虑,所以周成王在洛邑建成后,并没有把王都迁往该地。继周成王后之周康王,面对“立心勿恒”之殷商遗民,仍不放心。在他继位后第十二年,又命元老级人物毕公,前往把镇洛邑,并提醒老毕公:“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第245页)[3]哎,父师(毕公),邦国社稷之安危,仍然是那些殷商遗民啊。

通过以上对《周易》古经《益》卦爻辞与西周迁建新都洛邑史事的比照分析,笔者认为:《益》卦上下六爻解说辞,与西周成王迁建新都洛邑这一历史事件,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以此为例,找出更多相关史料,并与《周易》各卦比对,以此展开历史还原性研究,那么这将对破译《周易》各卦信码,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深远历史影响。

注:本文曾得到博士生导师盖建民教授的精心指导,特此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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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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