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走最后一批日本战俘

杨　淮

1925年我出生在阳泉，1937年6月25日刚刚高小毕业，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0月底，日本人占领了阳泉，我们都得学日语，直到1988年离休，我也没和日语脱离关系。1949年建国前参加工作后，我被安排在太原市公安局外事科，处理完战俘后才转至刑警队。1951年春，我亲自押送最后一批日本战俘，集中到河北永年，遣回日本原籍。

被日本兵追杀只得隐姓埋名

有一天老师让我去买菜，卖菜的人告诉我，铁路上的食堂是日本人开的，需要个跑腿的伙计。为了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活下去，我大着胆子，决定试着到虎嘴里讨生活。这个日本人叫江口义雄，不会说汉语，问我姓名、年龄、家住哪里，我都用日语回答了，他又一边说一边让我写，像什么白菜、黄瓜、大米、白糖，我全都写出来，他就“呀”的一声，感觉很吃惊。

其实，我那时只是学了些常用词而已。然后江口义雄说了一声“走吧!”，我跟着他来到“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阳泉配给班”。过了几天，配给班主任让我去卖店站柜台。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我便来到“小超市”，见店里摆满了罐头、烟酒、大米等吃穿用的东西。我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和牌子一一记在脑中，能和日本顾客对答如流。

后来，日本人又让我到太原学习了一段，回来又成为阳泉车站最年轻的站务员。我们有几个好朋友结拜了弟兄，这件事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怀疑，把我抓起来并严刑拷问是否有抗日行为，家也被抄了。但因证据不足，我又被保了出来。我哥哥自“七七事变”后走出去，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家人担心被日本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