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责任与社会的理念

王晋堂

改革开放30年来，如果我们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参照系回溯教育发展进程的话，会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东西。是什么扩大了义务教育不均衡的状况，加大了校际之间的差距？如果说学校的两极分化使“择校乱收费”滋生壮大只是表象，那么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已将近两年时间，在许多地方实施起来仍然步履迟缓？

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促进本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各级政府贯彻实施新《义务教育法》不可推卸的职责

曾几何时，以打造重点、优质、示范学校作为政府的“政绩”，超度加大对于部分重点学校的集中投入成了一种风气：在教育“市场化”的口号下，不惜动用上亿元以至几亿元地方财政资金打造一些“巨无霸”式的超大规模中小学校，占地动辄百亩、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学生几千人甚至近万人；建设豪华甚至超豪华的教学设施，修一个超大型校门就花几百万；也出现了一些“航空母校”，把许多“薄弱校”翻牌作为“分校”……当一些学校超大、超常发展之时，许多学校嗷嗷待哺却得不到支持而变成了“薄弱校”。随着中小学入学人数逐年下降（由于基本国策起了作用，出生率下降；除了少数年份一些地方会略有回升外，总体下降成为趋势），一些“薄弱校”已呈自行消亡之势。教育资源配置极度不均衡的状况加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当学校被分为“优质资源”和“非优质资源”，同时又对于“优质资源”校政策倾斜时，不均衡的状况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两极分化使“择校乱收费”现象滋生蔓延。把纳税人的钱集中为一部分群体服务（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不是全民共享“改革成果”，既牺牲了教育公平，也损害了社会正义。

在经济转轨时，把不应该转向市场的公共利益转向了市场，把公益事业市场化，把教育产业化，对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等公共利益的侵害是极大的，还把本该由国家保障的公益事业的支付转嫁到已经纳税的公民身上。在此过程中，还使标着“体制改革”名义的那些学校得到了“化公为私”的利益，有的利润还是惊人的！一些人以敏锐的利润嗅觉潜伏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周围，你只要开一个口子，就会涌出一条利益链。“奥数经济”、“公（共）英（语）经济”、“考级经济”（为了获得特长生证书）、“补习经济”（上校内外各种补习班和重点校办的“综合班”）盛行不衰。为这些“利益链”的利润（许多是暴利）埋单的，正是那些不停地抱怨“上学贵、上学难”、“高收费、乱收费”的家长们。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免试，就近”的入学原则（不论对入小学还是“小升初”），在我们对入学办法开口子时，一定是伴有“收费”（有人称作“择校费”）和“考试”的———不过考试名称换了“测试”、“面试”、“考查”而已。我们开的口子在中饱了那些致力于开发“升学经济”的人的私囊的同时，也就葬送了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原则，使它形同废纸一张！每当新学期开学，交通堵塞得一塌糊涂，就是“就近”的真实写照；每当“小升初”家长领着孩子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为“小升初”去赶考时，就是对于“免试”的极大讽刺！

“免试，就近”的入学原则只有四个字，何其简单乃尔！真要落实，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我们的行政部门把中小学校从硬件（教学设施等）到软件（师资与管理）以及生源搞均衡就可以了，也就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去，政策倾斜保证了“好生源”集中在重点校；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规范“小升初”的入学办法，保证生源的均衡。为了教育公平，均衡生源的前提是学校均衡，学校均衡的关键是教师均衡，教师均衡的关键是教师待遇的均衡。这就回到了我们多次提到的教育均衡发展的“路线图”———“免试，就近”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些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除了来源于“政绩冲动”外，还有其自身利益的内驱力。一些地方把那些凭借大投入搞起来又不断锦上添花的重点校，当作自己的“后花园”———要关照哪个家长的孩子进去是一张“条子”的事。那些学校因做了政府的“代理人”，其“受益”是多方面的自不待言。2008年4月，广东省深圳市叫停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加分规定是一个典型事例。政府为了“留住人才”的局部利益而侵害了公共利益，自2004年起为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加分。这种做法有违教育公平和国家现行教育政策，教育部责成深圳市予以调查和纠正。与此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全面清理和规范中考招生中随意加分的违规做法，以确保广大青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随着广大公民保障切身利益的意识与法制观念的增强，对于子女入学的公正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在这种情势下，政策如果向一部分“群体”（往往是可以写条子和付高费的“权贵”群体）倾斜的话，一定会激起公众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最近，在“小升初”中推出的对一些“推荐生”优先派位的措施出台后，媒体的调查表明，84%的接受调查人持反对态度。可见，只要我们没有在义务教育均衡上做好文章，推出的“小升初”举措只是有利于一部分“群体”而不是面向“每一个公民”的子女时，“小升初”就难得消停。真正实行“免试，就近”、彻底遏制“择校乱收费”，根本在于义务教育的均衡；不在均衡上抓住时机做足功课的话，任什么花样翻新也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不能解决“小升初”的乱相。只有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才能解决教育公平从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才能遏制乃至终止当前城市里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择校乱收费”问题，才能真正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使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才能使基础教育走上素质教育的康庄大道，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依法执政与依法治教是一致的。认真贯彻实施新《義务教育法》，叫停“重点校”、“重点班”，叫停“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性质”的“体制改革校”，是要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关键是政府的屁股一定要坐在公共利益上，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坚持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不能充当维护“违背公众利益群体”的利益的角色，也不应延误时间，一年两年三年地拖下去。实施新《义务教育法》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考验，抓住时机解决好本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不能年复一年在解决“小升初”等义务教育均衡问题上令群众失望。我们的孩子成长得可快呢！今天上四年级的孩子，一晃眼可就“小升初”了，今天上初一的孩子，一晃眼可就该中考啦！

评价政府教育抓得怎么样，评价政府的“政绩”（在优先发展教育方面）不应该是少数“窗口校”的门面多么吸引眼球、高考升学率有多高、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有多少，而应该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状况怎么样，教育公平的状况怎么样，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择校乱收费”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小升初”的举措是否符合新《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人民群众对于当地的教育是否满意，等等。在这方面，安徽铜陵的经验是个榜样。以法律为评价工作得失的尺度，我们的教育发展就有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准绳。

基础教育的性质不是通过考试和选拔把学生“分等”，而是使全体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基础教育是指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这里包含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普通高中。义务教育在中国现阶段是9年，即指小学和初中，因此，基础教育的称谓外延（12年）大于义务教育（9年）。我们今天所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并不涵盖高中阶段，但是许多中学是完全中学，既有初中也有高中，这就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可能不触及高中（普通中学里的高中）。在中小学生“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全体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他们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打下良好的身心素质基础，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接受义务教育是全体适龄儿童、少年的权利。新《义务教育法》规定：“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请注意，是平等，而不是不平等；是有教无类，而不是有教有类。热衷于把学生分类的任何举措都是对义务教育的扭曲，对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也是一种伤害。为了平等，新《义务教育法》规定“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

因此，我们对于可能把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分等”的做法都应该持审慎态度。已经有教育专家对中小学评选“三好生”提出异议。把“三好生”作为学生“小升初”的依据进一步异化了它的功用。现在，“小升初”中又有一个“推荐生”浮出水面。有“推荐生”就有“非推荐生”。这种在义务教育阶段把学生分类的做法遭到广大家长的反对，它也不符合新《义务教育法》的平等原则，而且在招生操作上也带来程序上的麻烦。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学生分类，动辄根据分数高低和其他一些并没有科学依据的什么标准，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对于成长中的儿童、少年，这种过早做出“结论”的做法是有害的，也是不公平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不妨举一个实例。有一个智力发展迟缓的孩子，随父母在美国上学，家长自知孩子肯定在学习上是落后的，可是小学6年里学校每学期发回的成绩单上，都没有班级或者年级的成绩排名。学校每次开家长会，老师都说，这孩子很好，不用担心。每个学期她也会拿回奖状，因为她憨厚善良。她每天清晨闹钟一响就起床，自己打理好书包和午餐盒，高高兴兴乘校车去上学。学校老师负责给她补课，确保她的各科成绩都在及格线以上。家长说，孩子至今还是一个快乐单纯的儿童。家长深深感激美国公立教育体制，因为它保证了孩子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不会受到歧视。家长从自己孩子的成长中感悟到，“基础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乃是为孩子将来学习生存的技能做必要的铺垫，并非是让他们从小在考场上争夺，积累考试的经验”。

其实，这才是教育的真谛。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理念，却热衷于给学生排队，热衷于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热衷于对学生的选拔与淘汰。在重点校体制下，在一部分学生“成功”地进入理想学校的同时，却不惜制造了一大批“失败者”！这种对给孩子（也包括家长）造成心理伤害和机会不公的情况无动于衷的状况，实在不能令人恭维！这也是目前存在的我们社会理念的偏失。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其功能绝不是甄别与分类，其目的绝不是选拔与淘汰；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应该从每个孩子的个性出发，促其自由平等地生存与成长。

我们的社会理念表现在基础教育上的偏失，还表现在过分依赖外在力量、依赖分数刺激，过于看重分数和排名。学校教育成了考分教育，校园生活充满了竞争和压力。考试、排名、淘汰，有的教室里挂着“教室如考场，人生如赛场”的条幅；有的学校学生刚进高一，班级里就悬挂起了“高考倒计时”的牌子。学校生活中弥漫着火药味，弥漫着可怕的紧张与压抑！而且泛滥到什么事情都要排名次。体育也要考试加分。学生体质继续下降，就继续加分———有的地方中考体育加分从30分增加到60分，甚至体态、体重、身高都要算分！难道除了分数这个“法宝”，教育就没有别的招儿了？难道完全不懂人的内在动机来自于兴趣、爱好和探索的快乐；完全不懂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名言？知，是学习。学习知识不如爱好学习；爱好学习不如乐此不疲呢！爱知识比知识更可爱。学习的动力是爱学习，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以学习为乐事。外在的竞争、分数的刺激、排名的压力比起学生自觉能动的积极性创造性来，苍白得多了。

我们的家长望子成龙，学校则希望把学生都培养成为“尖子”———第一目标是清华、北大。孩子成长的氛围充满了“出人头地”的压力，充斥着“出类拔萃”的价值取向，对于学生童年、少年时期的自由时间和活动空间的剥夺，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政府要尽到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职责，建立并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法律、制度的实施；要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社会的理念要正确、科学，避免偏失，以科学发展观来对待儿童、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要有一个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正如新《义务教育法》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尽到职责、社会理念科学———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步伐就可以加快，中小学校的均衡发展也是指日可待的。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