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的“文革”别动队

刘向上

张春桥是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宣传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他在上海的罪恶之一就是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游雪涛小组”。这个当时在上海大名鼎鼎、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从事跟踪、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从1967年5月到1968年9月，共搜集和编造了中共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为绘制“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诬陷和迫害干部达800多人。

两个文革小丑“一拍即合”

游雪涛，江苏无锡人，生于1935年，文革爆发时，31岁的游雪涛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的副组长。他出身于贫苦家庭，母亲28岁时便成了寡妇，靠她一个人做工养活了游雪涛几兄妹。游雪涛16岁进工厂，21岁时入党，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养成了爱读书、写文章的习惯，还特爱写诗。因为喜欢给报社投稿，最终让报社看中，成了上海团市委《青年报》的记者、编辑。但让他载入历史的不是他的生花妙笔，也不是他狂热的造反行为，而是因为他自发搞出来的特务活动。

文革开始后，游雪涛在《青年报》社内也成为一个造反派。但是不同于其他造反派，游雪涛造反后的目标不在于什么“走资派”，也不在于《青年报》的上级即团市委，而是自个儿悄悄物色了一些同样对特别活动有兴趣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总部就设在他自己家里、名叫“扫雷纵队”的地下机构，开始了一种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扫雷纵队宣称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埋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脚下的“地雷”。

一开始游雪涛的“扫雷纵队”并未引起张春桥的注意，但仅隔一周，他们密告一些人策动“炮打”张春桥的行为就受到了张春桥的赏识。1967年1月15日，上海街头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游雪涛马上召集“扫雷纵队”的成员布置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要“摸清来源”。他派人钻到各个造反派组织中，收集各方面的“炮打”情报，于1月27日报告给张春桥。1967年1月30日，游雪涛又向张春桥发出第二份情报，密告复旦大学、上海市电影局及团市委内一些人的“炮打”活动。而后，游雪涛等又通过徐景贤之手，陆续送出几份情报给张春桥。

实际上，张春桥在看到游雪涛送来的第一份《扫雷简报》后，便记住了这个人，他认为游雪涛的做法对实现他在上海站稳脚跟、进而影响全国的美梦确有帮助，因为当时上海公检法系统也乱成一锅粥，没有人能帮助他及时了解上海文革运动深层次全方位的动态，所以他深感亟需一个有效率的耳目队伍。张春桥随即派人秘密调查了游雪涛等人的情况，知道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无复杂背景且又是造反派后，便决定使用游雪涛。当然，张春桥也要徐景贤叮嘱游雪涛：“要小心谨慎，你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来搞你的特务活动的。”

1967年3月，张春桥对徐景贤说：“应当肯定他们（游雪涛小组）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像上海音乐学院‘红革会和外地学生的一些‘炮打，我还是从《扫雷情况》（即游雪涛提供的情报）上看到的。”3月29日，张春桥又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前一段时间，你们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做得很好，对领导上起了一定的作用。”1967年5月，张春桥再次表达了对“游雪涛小组”工作的赞赏，说：“游雪涛还是不错的，做了不少事情，从一月革命以前到现在，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还称赞游雪涛是“我们的福尔摩斯”。

受到张春桥的默许和赞扬，游雪涛受宠若惊，决定更要放手大干。从此，“游雪涛小组”成了张春桥直接指挥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非常清楚“游雪涛小组”干的是特务勾当，一旦暴露，对他极为不利，于是在1967年3月29日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说：“你们等于有点像情报系统组织，做的实际上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家攻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事，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大了。”他要游雪涛改头换面，取消“扫雷纵队”的名称，又诡秘地说：“今后没有一个组织了，有些情况还可以反映，同样可以起耳目作用，但那已经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在活动，人家要抓岔子也抓不到什么。”

游雪涛根据张春桥的旨意，于1967年4月宣布撤销“扫雷纵队”。4月20日，张春桥指示徐景贤把游雪涛安排到“市革会”群运组当副组长，以合法的身份掩护其特务活动。1967年8月，游雪涛以原“扫雷纵队”为班底，在上海市永福路244号成立了“游雪涛小组”，严格挑选人马，逐步发展他的组织。该小组最多时达35人，这些人都有不同的职业，既有歌剧演员、报刊编辑，也有医生、大学生等等。该小组还配备有打字员、司机，拥有4辆汽车、4支手枪、1颗美制手雷和3台微型录音机。

永福路244号是一幢墙高院深的花园洋房，这里成为游雪涛等人秘密活动据点后，平时铁门紧闭，进出必须对暗号，否则谁也进不去。室内安装有保密电话，专设了与张春桥直接通话的“热线”，同时还使用各种化名、联络暗号，建立了若干秘密联络点，并在该市和江苏省太仓县设立了13处可以秘密关押“犯人”的场所。小组内还规定了一整套强化法西斯特务组织的纪律，如“对组内的情况绝对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包括自己最亲密的人在内”，“泄露244机密，将受到杀头的制裁”等。游雪涛小组名义上属“市革会”办公室，但它直接听命于张春桥。张春桥经常把游雪涛召到兴国路招待所密谈，面授机宜。张春桥多次指示游雪涛“要注意保密”，小组内除游雪涛一人外，其余的人员都不发给“市革会”工作证。游雪涛布置各种活动从不使用“市革会”办公室的名义，对于小组收集的情况，游雪涛都以他个人的名义油印成《动态》报张春桥、姚文元及“市革会”主要头头，遇到“机密”情况，则用手抄的方式单独报送张春桥。在这个小组存在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共编印了300多期《动态》和专题材料，达120多万字。

罪恶累累的“游雪涛小组”

1967年8月，游雪涛得到情报：东海舰队有一批人搞了个陶勇专案组，“借查陶勇问题，收集江青的材料”。游雪涛立即派了一个曾经当过演员的女别动队员去接近“专案组”中的人，他对这个女演员说：“你脸蛋长得漂亮，这个人一下子就会被迷住，你假装同他谈恋爱，把材料搞到手。”不久，这个女别动队员果然以美人计的手法搞到了他们的内部材料。1967年秋，张春桥让人传话给游雪涛，并提供了10张照片，要他调查江苏省委10个厅局级干部来沪活动情况，说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老人串联会，要游雪涛加紧摸清他们的情况。游雪涛立即布置一些人昼夜守候在各大旅馆、饭店门口，对这些干部的行踪进行盯梢，了解他们和上海哪些人员接触。游雪涛把摸到的情况编成《动态》上报张春桥，张春桥接到这些情报后就亲自找游雪涛查问：“老人串联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没有？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哪些人跟陈丕显有联系？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等等。

4天以后，游雪涛便以题为《陈丕显在磨刀——我们对苏南一支反革命地下武装的调查的看法》的《动态》材料，诬陷陈丕显及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地下武装，密谋兵变”。《动态》中说：“我们分别派人到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昆山、江阴、太仓等地走一圈，初步证实了我们原来的想法：即在整个长江以南，存在着一支以各种名称出现的反革命地下武装。这支反革命武装上受十人指挥部（老人串联会）领导，下同上海红卫军勾结，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所有这些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是这些鬼话恰恰迎合了张春桥等诬陷陈丕显的需要。张春桥急忙批示：“这些材料还是初步的。请与江苏省‘革委会取得联系，请他们负责调查江苏的情况。”并且指示游雪涛要“集中精力，争取在短时间内，彻底弄清‘老串会和上海的联系”。在追查“老串会”和上海联系的同时，游雪涛又制造出所谓“上海老串会”的假案，诬蔑迫害上海市港务局常务书记、海洋渔业公司党委书记以及戏曲学校等单位的一批干部和群众。

1967年下半年，张春桥指使“游雪涛小组”了解华东局机关的运动情况。游雪涛马上派小组成员3人通过各种关系混进华东局机关，经过一番折腾摸到了“重要情报”：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有关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住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发出指令。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后，游雪涛小组四处活动。11月2日，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关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张春桥在这份材料上亲自批示道：“刘瑞龙是个大坏蛋，华东局机关造反派不应把这个人放在那里不管。要认真地组织力量批倒批臭，并把问题搞清楚。”致使刘瑞龙遭到无数次毒打和残酷批斗。

游雪涛一伙人还炮制了一张《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由游雪涛亲笔写信并附图，直接报送张春桥。这张图上挂中央，下联市委，给华东局主要领导和局、处级105名干部逐个扣上“叛徒”、“走资派”、“托匪”、“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为“四人帮”阴谋打倒大批领导干部提供“炮弹”。

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张春桥恨透了拍桌子大骂他的叶剑英。

1968年3月底，游雪涛闻风而动，向张春桥密报：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东在上海。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他们认为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诬蔑、攻击叶剑英的材料。经过一番侦查，一份关于刘啸东的材料送到了张春桥的手中。张春桥看后指示：“拘留刘啸东。”4月3日，刘啸东被拘留，由游雪涛亲自审讯，妄图拼凑出诬陷叶剑英的材料，结果未能得逞。不久，叶剑英陪外宾到上海，竟成了游雪涛小组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那几天，简报不断地被送到张春桥那里。

1968年夏天，张春桥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有一部分人在上海图书馆查阅30年代报刊资料，翻拍有关照片，企图收集江青的材料，就急忙派游雪涛去“调查”。游雪涛派人和这批人混在一起，秘密收集这批人所谓攻击江青的材料，并向张春桥作了书面汇报。张春桥批示：“把他们先拘留起来，但要保密。”立刻，北京电影学院的孔都等5人被抓了起来，秘密关押在“少教所”，由游雪涛审讯，并抄了其中4人在上海的家，搜出了所谓“攻击”材料。以后，孔都等人又被押往北京，被秘密关押了5年之久。“游雪涛小组”还死死抓住这条“线索”，诬陷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和他们串联在一起，“阴谋炮打江青”，制造了“上海图书馆现行反革命案”，使上海图书馆不少工作人员遭到残酷迫害。

仅仅一年多时间里，“游雪涛小组”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将触角伸向各个方面，施展盯梢跟踪、美人计、打入挖出、绑架抄家、秘密拘捕、刑讯逼供等法西斯手段收集情报，诬陷和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制造了一大批冤案。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制造的冤案有26件，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多达816人，其中183人遭到残酷迫害，有5人被迫害致死，不少人致伤致残。

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游雪涛有张春桥支持，搞特工的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结果将手伸进了军队，对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空四军也搞起了特务活动。他搜集了许世友支持上海警备区原司令员廖政国抵制张春桥的情况，将上海警备区14名师级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排了队列了表，还将警备区对南京军区不满的副司令、副政委、后勤部负责人找来，一一了解南京军区的情况，然后整理了有5万多字的材料报送张春桥。

只是，游雪涛这次遇上了强劲的对手——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王维国依仗他与林彪系统的密切关系，不仅不买游雪涛的账，还对游雪涛来了个反特工反侦察活动，也搜集了不少游雪涛搞特工的情况，准备报送中央军委，让张春桥惊吓了好一阵。张春桥得知游雪涛仍在对军队搞特务活动，深感这将是个麻烦事，如果王维国等人向中央告状，说他张春桥在搞特务组织，惹得毛泽东对他发脾气，那就会坏大事。另外，“游雪涛小组”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单位，但是这些人在原单位很少露面，行动鬼鬼祟祟，到处刺探各种情报，日子久了，难免引起这些单位的怀疑，有些人公开责问他们在干什么。这些情况陆续传到张春桥等人的耳朵里，他们感到游雪涛锋芒毕露，已露出了破绽。更要命的是，“游雪涛小组”秉承张春桥的旨意，经常收集王洪文及其小兄弟的情报，向张春桥打小报告，王洪文知道后大为不满。一次，王洪文向张春桥表达了这种不满，并请张春桥考虑将“游雪涛小组”尽快收摊。同时，徐景贤也觉得游雪涛等人再继续如此猖狂活动下去，必然会于张春桥及其党羽不利，也有意促使张春桥撤销这一小组。

因此，张春桥尽管对游雪涛等人死心塌地为其“效忠”有特殊感情，但也不得不在1968年9月下令撤销“游雪涛小组”，全部人员撤出永福路244号。

“游雪涛小组”奉命“停止”活动后，游雪涛心里愤愤不平，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感觉。两个月后，游雪涛向张春桥写了一封长信，送去一份《一年工作总结》，向张春桥摇尾乞怜，邀功请赏：“过去的一年是‘最幸福的一年，时刻都感受得到领导的温暖。”“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零两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大肆吹嘘自己的“功绩”，以博得张春桥的赏赐。

张春桥看后，大笔一挥，作出批示：“已阅，谢谢同志们。”随后他设法把游雪涛塞进“市革会”专案办公室担任领导成员。不久，张春桥又接见游雪涛以示慰问，并问：“你那些同志现在还经常来往吧？你觉得最近的运动怎么样？社会上有些什么动向？”要游雪涛继续刺探、搜集情报。所以游雪涛等人在小组撤销后，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依旧进行各种特务活动，直至1972年被隔离审查为止。

1971年发生“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以后，群众纷纷揭露游雪涛等人的特务活动，要求严肃查处游雪涛等人。王洪文及其小兄弟对游雪涛等人亦耿耿于怀，趁机落井下石，不断要求张春桥对其予以“隔离审查”。

张春桥感到林彪一伙的特务活动受到党中央、毛泽东以及全国人民的憎恶，非常害怕自己建立特务组织、支持特务活动的罪行被党和人民察觉，又感到如不装模作样地“处理”一下游雪涛等人，势必会引起王洪文一伙的不满。他权衡再三，决定对游雪涛等人进行审查，但又怕审讯过程中逼急了他们会乱说乱咬，于己更不利，于是采取了名为审查实为保护的措施。

游雪涛闻讯气急败坏，多次给张春桥写信求援。张春桥一方面故作镇静，安抚游雪涛“何必如此生气”，“请不必急急忙忙”；另一方面布置徐景贤等人对游雪涛及其同伙采取保护措施，阻止群众循着“游雪涛小组”追究到张春桥的头上。

1972年1月21日，由徐景贤、王洪文两人出面，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将游雪涛、夏云开等5人庇护起来，演出了一场假审查、真包庇的丑剧。当时，张春桥对于“审查”游雪涛有一个奇妙的批示：对游雪涛“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最后的一句“大家主动”，十分耐人寻味。

“审查”方式也十分奇特，游雪涛专案既不由他所属的单位审理，也不由市专案办公室负责，而是由张春桥指定的“市革会”组织组头头金祖敏亲自抓。在“审查”过程中，对专案人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查阅游雪涛交代材料；不准查游雪涛插手外地的材料，不准提审，相关审查材料、案情汇报及审查对象的交代材料全部密封上报张春桥、王洪文，其他人一律不得拆阅。

“审查”了数年之久，“四人帮”一伙仍迟迟不肯结案，使游雪涛等人长期逍遥法外。正当他们准备进一步替游雪涛等人开脱之际，“四人帮”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关方面立即清查张春桥等人的罪行。1977年4月29日，游雪涛等人被宣布正式逮捕，清查、审理“游雪涛小组”反革命特务活动和罪行的工作随后全面展开，游雪涛及其同伙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受到了历史的审判。游雪涛以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和非法拘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小组其他成员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