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假面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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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失利、遍谒权贵也屡遭碰壁之后，对朝局一知半解的康有为孤注一掷，直接上书皇帝，结果并未引起统治高层的注意。在京师屡遭挫折的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不想受到众弟子的追捧。在培植党徒的同时，从圣人到教父的康有为的学术方向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谁知却又卷进学术剽窃的风波之中，其康门教义也成为拾人余唾的伪学说。

本期谌旭彬先生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三、从伪造公车上书到夺权《时务报》

1、伪公车上书

1895年三月，正值甲午战败，康有为偕弟子再度入京参加会试。此次入京后，康有为人生中的两件极重大之事发生了：一是他终于科举得中；二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车(即举人)上书”。尤其是后者，被后来许多严肃的近代史著作乃至教科书贴上了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等煌煌标签。

对于公车上书的这一统一性描述，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己撰写的《我史》。其记述如下：

“……朝廷命大学士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知道了消息，马上令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粤、楚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有80余人，湖南则全省参与。我和卓如又分托朝士进行鼓动，各省举人都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了都察院……我当时认为士气可用，于是召集18个省的举人在松筠庵开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和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玉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我们的联名上书。”

虽然还有其他一些相关史料，但由于康有为的这番自述已经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得相当完整，所以很长时间里，人们也都愿意相信他的描述。

然而，考之史料，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所谓的公车上书其实不过是康有为事后的伪造罢了。

康有为一生善于作伪，既如前文所述的润色过自己与帝师翁同龢之间的“和谐”交往，也大幅度篡改过他在戊戌年的大量奏本原稿，甚至还导演过一场“华南虎事件”一利用当时先进的相片合成技术，伪造了一张与梁启超、光绪皇帝的三人合影，并刊发在报纸上——可笑之处在于：梁启超与光绪皇帝终生根本未曾谋面。但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像他伪造“公车上书”事件这样具有震撼力，因为后者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有时候最需要的也许不是一场活灵活现的发生，而是一支能够促使它活灵活现“发生”的笔。康有为手中就曾经握着这样一支笔。

对公车上书的质疑，大略是从台湾史学家黄彰健先生1970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开始的。

检索当日原始史料存档如军机处《随手档》可知，自当年2月17日至4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对签订《马关和约》的奏折、电报已达150余件，参与人数超过2400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已过半数，京城的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上书，早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运动。举人们的热情虽然同样高涨，人数也已多达1500余人次，但就影响力而言，相对于包括诸多一、二品大员在内的近600名现职官员不免相形见绌。

这和许多论著以及教材很少或不提官员上书，甚至将公车与官员、朝廷对立起来的说法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在康有为极力宣传的上书运动之外，还有另一场同样轰轰烈烈的现任官员的上书运动，而这一运动却被康有为在著作里极力淡化和否认了。

康有为在《我史》中将此次上书未成归罪于都察院拒收自己的奏章，也纯属诬蔑。在此次上书拒和的运动中，都察院正是其中的主力之一。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的人甚至连上数折。

更重要的证据是：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主张毁约再战，这三人也是这次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

都察院自上至下，情形如此，他们岂会以光绪皇帝已然在和约上签字盖章为由拒收康有为的奏章?!

康有为在《我史》里说，他是4月8目前往都察院投递奏章遭拒的。但考之史料，4月8日当天都察院向朝廷代奏官员、举人的上书竟达15件之多!这批上书中，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是4月6日，按都察院平目的工作流程，一封上书从送至都察院，到甄别其中的“违碍字样”，再到抄录誊写，最后代递上去，大略需要七八个工作日，可见此时都察院的效率已经很高，而一口气递上15件，则表示都察院很可能已经把办公室里的积存处理完毕。

4月9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正是4月8日；4月11－15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注明投递日期为4月10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4月14日。而康有为却说他们的奏章4月8日就已经被都察院拒收!

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康有为说都察院以皇帝已在合约上盖章为由拒绝接受自己的上书，但考之史料，光绪皇帝盖章用玺的真正日期却是4月9日。

所以，康有为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他所组织的那场“声势浩大”的18省举人联名上书，绝非都察院不收，只可能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去送。

其实，要证明公车上书属于伪历史事件，根本用不着如此劳神费力地进行考证，只要参阅清末名流笔记、日记，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古怪之处——1853年他们都没有提到过什么公车上书。

2、伪反对派

在《我史》里康有为还有一段对阻挠他们上书的反对派的绘声绘色的描述：

“先是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而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翰林院编修曾是孙毓汶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他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肆意捏造流言进行恐吓，举人们有很多被他吓住了。初八的时候，街上已经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于是许多人退缩了，甚至还有请求撤销签名的。”

康有为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中，附有参加此次活动的16省举人题名共602人(值得注意的是，里面居然没有康有为本人的签名)，这和他在《我史》中提到的“与名者千二百人”相差甚多。康有为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受到了以当时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为首的反对派的恐吓阻挠，很多人退缩了，纷纷请求除名，故而最后只得602人。

康有为此说同样夸大其词。孙毓汶力主和议，对康有为不满是有可能的，但说他能够恐吓得住如此多的举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纯属瞎编。据史学家茅海建先生

对当年的原始史料存档的详尽考察；当日浩如烟海的奏章中，表示赞同议和的地方大员只有叫川提督宋庆一人而已。作为甲午之战的前锋主将，宋庆目睹了中国军队的太多失败，对再战的前景不看好是理所当然的。但即便如此，宋庆也不敢在奏章中直接言及赞同签订和约，而仅仅止于旁敲侧击。可见当时的气氛完全倾向于主战派，有人公开出来同意讲和，虽无政治风险，但却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康有为所谓的“飞言恐吓”之类言语，用茅先生的话说，简直是“不知所云”。

退一步而言，即便孙毓汶之流确实敢于冒犯众怒，顶着巨大的舆论风险去威胁恐吓那些追随康有为上书的举子们，但举子们有必要为此感到害怕吗?完全不必!朝中那些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等都在上奏、签字，反对议和，这样做有没有政治风险，谁会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行为已经给举子们足够的信息暗示和榜样力量!再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签字反对议和后又单独上书，不到半个月，王荣商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对其仕途有过什么影响?!

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当时的政治氛用的描绘完全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抽象的机构都察院到具体的个人孙毓汶都纯属虚构。

3、伪领袖

据康有为所述，他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公车上书高潮的掀起，起于他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并得到了湖南举人响应，康、梁又进一步四处联络朝中之士，终有18省举人发愤联名的结果。

蹊跷的是，康、梁著作甚多，但对于他们当年究竟是如何具体地鼓动各省举人，如何联络朝士，都联络了哪些人却全然没有说明。更奇怪的是，现存唯一能够证实他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举人联名上书的证据唯有由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签名的那次上书。但是，4月7日，都察院代递了一次由陈景华领衔、共有289名广东举人签名的上书，在这个签字名单中，麦孟华排在第63位，梁启超则是第284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从麦、梁二人的签名顺序(这种活动，发起者理所当然首先签名)来看，这次上书显然和康有为毫无关系。广东是康党的老巢，但他们的上书却只能鼓动80人联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289人的联名上书，这样的对比恐怕会让康有为这个自称为公车上书的领导相当尴尬。

此外，广东是康、梁的本籍，康有为本应对同乡举人有着更强大的号召力，但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陈景华领衔组织的广东举人联名上书中，只有64人参加了康有为所谓的公车上书，而在康有为的上书活动上签名的厂东举人总共也不过86人。试问，这样微弱的号召力如何能够成为领袖?

康有为在《我史》中曾提到湖南举人曾全体参与了梁启超组织的联名上书，但《上书记》记录在案的湖南举人却仅4人而已，而湖南举人前后3次共121人的上书活动却全然与康有为无关。此外，《上书记》中仅有山西举人10名、江西举人2名、湖北举人4名、安徽举人8名。很明显，康有为在这几个省的影响力几乎为零。

当然也有几个省份的举人看似与他的鼓动关系密切，如广西、贵州、陕西三省。这几个省参与公车上书的举人名单和各省举人集体上书的名单大致相同，但要完全证实这几省的举人上书完全是由康、梁鼓动所致，却还缺少最直接的史料证明。最有意思的是，陕西举人的联名上书是由都察院4月11日代奏的，而此时，康、梁早已放弃了上书的计划。

所以，康有为的《上书记》里的签名，其实不过是参加松筠庵聚会的举人们的报到签名而已，而实非康有为花了一天两夜草拟出来的上书签名。原因很简单：

其一，松筠庵面积狭小，根本无法一次性容纳1200余人，所以，要承认1200人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就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人是陆陆续续来松筠庵签名的。正式的集会既然不存在，电就很难征集到举人们的上书签名。

其二，康有为自己也说，他草拟的上书并不是以印刷版的形式大量散发，而只是数量极少的仅供传阅的手抄本。如此一来，能够真正读到他的文章的人自然很有限，这1200人中的大多数应当都没有看过他的文章，既然没有看过，更遑论在上书中签名了。

其三，《上书记》共记有福建举人8名，其中6人居然属于贵州籍。如果山各省举人自行在上书中签名，他们自然不会搞错自己的籍贯，这一失误的出现，极有可能和康有为借用聚会签名、假借各省举人名义有关，唯如此，才会在将聚会签名誊录到奏章里的过程中，弄错举人们的籍贯。

康、梁的作伪其实在康党内部早已不打自招，最明显之处就是对松筠庵聚会签名人数的众说纷纭、五花八门。除了1200人，康有为还有一个3000人的说法(《汗漫舫诗集》)，而梁启超有时候说是1300余人，有时候则说千余人，有时候又说3000人或数千人。人数上的缺乏定论，也正暗示着康党在这一作伪事件中的极不严谨。

4、伪宣传

1895年夏，在康有为及门下弟子的运作下，《公车上书记》在上海出版。除了康有为所撰写的上书奏稿之外，此书还附有“哀时老人未还氏”的一篇《序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序言却与康有为日后撰写的《我史》中的记载颇有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此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而仅仅止于陈述梁肩超与湖南举予是当日到都察院首递奏章者。这恐怕恰恰正是事实的真相。这本小册子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有为尚不敢过分歪曲事实，但多年之后撰写《我史》和《自编年谱》时，却已另当别论。

第二是《序言》所提供的上书流产的原因和《我史》的表述大相径庭。《序言》里说，上书胎死腹中的原因是得知和约已然签字盖章，事情已成定局，无法挽回，遂放弃了上书，流产的地点是在松筠庵而非都察院(也就是没去投递)。同样，《序言》也未曾提及都察院拒收上书一事。应该更接近事实，碍于当事人甚多，此书又属公开发行，康有为当日尚不敢肆意捏造，诬蔑都察院。

至于为扩大政治影响而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将出版地选择在上海租界，而不是政治中心北京，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为了避开京城中众多的当事人。康有为在《序言》中虽多忌惮，未曾大幅度篡改历史的原貌，但在宣传上却自我吹嘘极甚，在京发行难免会引起当事人的反感。

康党对此书的宣传不可谓不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在《申报》上登了7次广告，初版刊于当年7月10日，距康有为所谓的松筠庵集会仅60余天，康党效率之高、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广告原文如下：

新出石印《公车上书记》○《盛世危言》

寄售上海四马路古乡阁书庄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传电至京，举国哗然。内之曹郎，外之疆吏，威有疏争。而声势最盘，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

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近闻美国公使已将是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兹觅得全稿，并上书姓名，使印成书，以餍众目而快人心。每部实洋两角。

拿一份根本就没有呈递的上书大肆宣传，这分明就是一则虚假广告。

广告中所谓的美国公使，康有为后来在其《汗漫舫诗集》中再次不无自豪地提到，但却真假难辨：“东事战败，连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日《公车上书记》。”“三千人”的虚张声势也还罢了，所谓的“刻遍天下”却未免太过浮夸。

此书在上海并没有获得预期中的轰动效应，仅仅过了50多天，《申报》又登出了如下一则广告：

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

本坊前售都门友人石印此书。因存数尚多，兹从七月十一日起减价发兑：每大本大洋四分，每小本大洋二分。要者请即取购。

此布

四马路古香阁告白

康有为的大作，已经缩水十倍，沦为特价书了。《上书记》的销量不佳，也使康有为此后其他著作的出版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据康、梁书信可知，古香阁即曾拒绝为康党继续印刷大本著作，理由则是：“自强学会败后，《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恐此书亦不能销。”

《上书记》的出版虽未能获得预期的激烈反响，但却给康党提供了一条利用媒体宣传其政治主张、提升其政治影响的新路。同年，康有为又两次在京上书皇帝，康党亦将其历次上书集中编纂，在上海再次刊行了一本《南海先生四上书记》。

连续的宣传攻势，终于使康有为得以声名远播，他日后“维新派领袖”的地位也初现端倪。但也正是因为初尝媒体宣传的甜头，才有了康党随后的不择手段夺权《时务报》。

5、汪、梁决裂种种

《时务报》创办于1896年，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改革派报纸。报馆经理是出自浙江书香门第的汪康年，主笔一度是梁启超。

梁启超与汪康年早年同在石星巢门下读书，算得上师兄弟。《时务报》不断发展壮大，寂寂无名的梁启超凭着自己的一支生花妙笔，以《时务报》为阵地，在当日的维新圈子里打响了自己的名号。报纸因梁启超而畅销，梁启超因报纸而出名，本是皆大欢喜之事，但梁肩超最终却成了康党夺权《时务报》的重要工具。

《时务报》创刊伊始，康有为就有干涉的企图，他致信梁启超，要求报纸使用康党宣扬的孔子纪年，即“孔子卒后××年”。这一举动极为敏感，皇权社会从来都是用皇帝的年号来纪年的，这是尊崇皇权的基本准则之一，康党提倡孔子纪年，颇有取消皇帝权威的嫌疑。康有为的这一提议，无疑会将《时务报》扼杀在襁褓之中。再者，汪康年本身就对康有为的那套伪学说相当反感，根本不可能让他来干涉，加上梁启超此时尚未打出名声，在报馆内缺乏话语权，所以康有为的荒唐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时务报》一炮走红之后，康党门人也紧急跟进，准备在澳门创设一份《广时务报》，并力邀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于是向报馆请假，返回广东“探亲”，积极参与新报的筹划工作。其问，他曾致信汪康年，想让《广时务报》“依附《时务报》自立”。据梁启超的描述，《广时务报》的刊名含有推广《时务报》和广东地区的《时务报》之意，内容则是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梁启超的本家在万木草堂，他对《广时务报》的支持自然义不容辞，汪康年大概也碍于梁的面子，同意了他的提议。但汪康年对《广时务报》的公开支持却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如谭嗣同就担心两报粘连成一片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反倒不如表面上毫无瓜葛，私下里再暗通声气，貌离神合，来他个狡兔三窟。

谭嗣同是从当时的舆论大局考虑问题，但康党显然不会做如此想。康党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占领舆论阵地，扩大舆论宣传，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推销出去。虽然最后《广时务报》不得不更名为《知新报》，但仍不免与《时务报》粘连一片，不但《知新报》的销售主要依附于《时务报》，其上海分馆干脆就设在时务报馆之内。

梁启超此次返回广东探亲，其实正是日后汪、梁反目的起点。梁启超离开上海时曾约定40日返回，并为了不误报期而答应寄文章回沪。但到了广州之后，梁启超不仅没有文章寄回上海，返回上海的日期也一再推迟。对误报期之事梁启超后来解释为忙于筹划《广时务报》，实在没有时间，脱不了身，但联系这一阶段，康党急欲攀附《时务报》推广自己的“官方刊物”，汪康年又对康党素无好感，误报期的怠工和迟迟不归，恐怕不无要挟汪康年之意。康党此时已有借助梁启超渗透《时务报》的计划，如梁启超没有按约寄文章，回上海，但却向汪康年推荐自己同门麦孟华的文章，即是为日后将麦孟华引入报馆作铺垫。

康党的这一用心，汪康年想必也有洞察，对康党的“要求”，碍于梁启超的面子，汪虽半推半就，但仍不能令康党满意。所以，随后就发生了黄遵宪调梁肩超出洋的事情。

该年10月，黄遵宪被任命为清廷驻德使臣。他随后致电湖北，要求调梁启超等人作为随员，一同赴德。梁启超对于《时务报》的分量众所周知，黄遵宪此举分叫有釜底抽薪之嫌。所以，黄氏此举立刻招来非议一片，维新人士纷纷指责他居心不良。

然而，黄遵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却并非出自本意。10月30日，梁启超曾给汪康年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香港中文报纸上说公度(黄遵宪)被任命为英国公使，此事是否确切?昨天发了一封电报，想请你转发给京城，内容是希望充当公度出洋的随员，想必你已经代为转发了。”

11月4日，梁启超又写信给汪康年：“听说公度出使英国，是否确切?前面嘱咐你转发京城的那份电报，想必已经发出。小弟久蓄远游之志，出洋之后，也会继续为报馆撰写文章，不会再像前次言而无信。”

可见，黄遵宪之所以调梁启超出洋，并非有意挖《时务报》的墙脚，而实属梁启超的自荐。

而梁启超的自荐电报不直接派发给黄遵宪，却要通过汪康年代转，则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第二封信里对汪康年的解释也纯属多余。汪康年也显然不会相信他的承诺，返粤探亲，梁启超已经爽约文稿，何况出洋之后，千里迢迢。梁启超如此说，不过是为了粉饰，其幕后“黑手”则关系到整个康党对《时务报》的“渗透大业”。

说到底，还是那两个字：要挟。

事情的发展颇具戏剧性。由于德国方面拒绝接受黄遵宪，梁启超出洋也成了泡影。11月下旬，梁启超带着同门师弟麦孟华自广东返回上海，麦孟华随即进入《时务报》。

梁启超是康党渗透《时务报》的唯一途径，所以围绕着梁启超，再起事端是必然之事。于是很快伍廷芳又故伎重演，邀请梁启超出洋。

梁启超准备离开引起了许多关心《时务报》前途的人的恐慌，为了留住梁启超，除了苦口婆

心的劝说之外，一些维新人士如吴鸿宾等人甚至表示愿意分担梁启超在上海的租房费用。

耐人寻味的却是汪康年的态度。一方面，他提议由报馆集资，待戊戌年会试过后，公费送梁启超出洋；另一方面，他又并无强留梁启超的意思，以至于好友邹代钧如此责问他：“他到底跟你说了个什么缘故，你反而想让他赶紧离开?”

邹代钧等馆外之人当然不了解馆内之事。自广东探亲回来的梁启超已经不是最初与汪康年通力筹办《时务报》的梁启超了。广东之行，康有为交给了梁启超一项重任：竭力将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媒体——《时务报》康党化。这一康党化，既包括了报馆人事方面的康党化，更包括了刊物内容上的康党化。此时梁启超的背后，闪烁着整个康党的影子。

汪康年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康有为借助梁启超对他，更准确地说是对《时务报》的这种“要挟”，自然不能使之屈服。梁启超的两次“出洋”，对外都以个人夙愿为解释，为了应付这种隐蔽的要挟手段，汪康年干脆抛出公费供梁出洋的言论。至于邹代钧的不解之处，其实恰恰正是汪康年的有苦难言之处，梁启超的种种刁难，康有为及其康党都隐藏在背后，从未正式出面，这种局内人心领神会之事，却根本无法对局外人道及。汪康年此时已经聘请了同样具有大手笔的章太炎为报纸撰稿，预留好了退路，面对康党的步步紧逼，自然会有干脆放弃梁启超的念头。

汪康年虽然无意挽留梁启超，但梁启超也绝非真的要走。在一些局外人的“思想工作”下，梁启超顺着台阶下溜，谢绝了伍廷芳的邀请。

入了康有为的“法眼”，《时务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命中注定永无宁日。

康门“五火金刚”之一的麦孟华进入报馆之后，梁启超又试图引入另一位师弟龙积之，康门的其他骨干如徐勤、康广仁等也都在1897年年初相继来到上海。康党云集，报馆中的气氛转向压抑。3月13日，终于发生了康门弟子自坚门户，挥拳殴打章太炎之事。遭到殴打的章太炎退出报馆，返回浙江，自办《经世报》，与《时务报》分庭抗礼。康门弟子之所以殴打章太炎，章太炎鄙薄康门的伪学术固然是重要诱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在于：章太炎是汪康年高薪聘请来抗衡梁启超辞职威胁的备用主笔，属于“铁杆的汪系”。

此事影响极坏，此后外界开始有了《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的传言，康党埘报馆的渗透终于公开化了。

6、梁启超“逼宫”

1897年夏天，一直嚷嚷着要走的梁启超终于离开时务报馆，前往湖南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此次离开，除了湖南方面的盛邀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此时，已有不少康门弟子顺利进入了《时务报》，康党在报馆已经站稳脚跟。对康党而言，梁启超是否继续留在馆内，已经不再重要。

虽然汪康年此前曾经希望梁启超赶紧离开报馆，但势易时移，康党渗透报馆已成定局，所以汪康年此时反而又不希望梁肩超离开了，毕竟梁启超的文章是报馆最有号召力的一面招牌。但梁启超准备赴湘开辟一番新事业，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汪康年自然无力阻止，只好随他去了。

临行之际，梁启超致信汪康年，交代他办两件事情，很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一是要求《时务报》为大同译书局(康党集资创办的官方出版机构)将来印刷出版的各种书籍刊登广告；二是要求将由汪诒年经管的不缠足会(此会是当时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学会)事务移交给康广仁，让其“代为分劳”。

渗透完报纸，又张口索要学会，康党可谓得寸进尺。尽管如此，此时的汪、梁仍未彻底决裂。12月份，梁启超还在给汪康年的书信中谈及“东南半壁自立”以及派人秘密前往日本联络孙中山等机密要事，可见双方仍以同志相待。

但到了戊戌年(1898年)2月，汪、梁终于彻底反目。2月21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声明决裂。梁启超此信对汪康年的指控要点无非有三点：1、《时务报》是由众股东集资创办的，汪康年却对报馆大权独揽，遇事专断，视报刊为自家产业，令梁启超感觉有如雇工；2、报馆内部汪氏一系刘康有为的鄙视、排斥，令身为康门弟子的梁肩超十分难堪；3、指责汪康年经营不善，一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竟然会出现亏空。

梁启超的这些指责不能说是凭空捏造，但要说有理却也并不尽然。汪康年大权独揽是实，但《时务报》的创办他出力最多，将报视同生命也是事实；至于梁启超所说的自己感觉有如雇工则当属夸大之词。报馆汪系对康党的排斥，自然更和康党对报馆步步紧逼的渗透有关；报馆的亏空，则与《时务报》对报界后起之秀的扶植以及创办其他学会、刊物有关，绝非经营不善所致。

梁启超如此猛烈地指责汪康年，其实是在代表康党和汪康年摊牌。梁启超在信中极力“劝说”汪康年辞职：“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梁启超及其背后康党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汪康年辞职，梁启超接任。写这封信的时候，梁启超颇有些有恃无恐、成竹在胸的架势。所谓有恃无恐，是指梁启超此时已经成功说服聚集在湖南的诸位报馆董事逼迫汪康年交出刊物管理权，由他接办；所谓的成竹在胸，则是指梁启超已经四方联络活动做好了接班、重组《时务报》的准备工作，即便万一汪康年拒不辞职，他也准备另办新报，新报的名字都已拟定，就叫作《新时务报》。

梁启超之所以会如此气势汹汹地“逼宫”上海，胁迫汪康年“禅位”，其实和汪康年在梁启超离开报馆之后对康党日渐严重的抗拒态度有关。赴湘之后，梁启超并未如约按期将稿件寄往上海，前后仅仅寄出的三篇文章不过是序言，其中两篇还是为康党官方出版机构大同泽书局所出版的书籍所写，大有借《时务报》为康党做广告的嫌疑。汪康年自然甚为恼怒，所以梁启超临走时交代他为大同译书局出版的书籍打广告的事情，他一直拖延不办，最后广告登出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居然只有目录介绍，没有书名。这恐怕也是千古未有的一则奇特广告了。对此，康党甚为愤怒。

梁启超人在湖南，但却仍然挂着《时务报》主笔的头衔。汪康年对梁启超长期以来挂名而不交稿的行为忍耐已久，于是干脆另外聘请郑孝胥来做刊物的总主笔，将梁启超的主笔衔更改为正主笔。郑孝胥的笔力不逮梁启超，汪康年遂将以前由梁启超主笔的“论说”专栏改为选登外来文字的栏目，由郑孝胥负责筛选稿件。也就是说，汪康年开始有意将梁启超在报馆内部的地位边缘化。这显然不是梁启超以及他背后的康党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于是就有了梁启超的“二月逼宫”。

不过，康党未免有些过于乐观了。虽然聚集在湖南的报馆董事一致要求汪康年辞职，但《时务报》的股东并不单单只有湖南维新士人，还有湖北和浙江维新士人的参与。汪康年籍贯浙江，又长期任职于张之洞幕府，湖北、浙江都可谓是他的本家，所以他也绝非孤家寡人。湘、鄂、浙三

省辗转一圈，广泛听取意见之后，汪康年决定：拒不交出《时务报》。

屋漏偏逢连阴雨。汪康年这边刚刚下定决心，与康党斗争到底，北京却传来消息：汪康年赴日本秘密会见革命党孙中山一事东窗事发。康、梁此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会试，所以消息很快就传回了湖南。邹代钧在湖南探得康党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又迅速将消息通知了汪康年，力劝他离职避祸。

邹代钧在信中这样说：

“梁启超从京里发给黄遵宪的电报里，谈及你东赴日本的事情，认为此事牵动大局，应当迅速派人前来上海接办《时务报》。揣测信中的语气，此事后果不可预测。他们师徒如今都在京城，不知将作何打算，你一定要小心。这话我不能不对你讲，让你有所防备……昨天我还见到徐君勉写给韩树园的书信，信里说你东行与孙行者见面，大坏《时务报》的名声，想要让黄遵宪、梁启超赶快给京城写信，表明此事纯属你一人所为，与时务报馆无关，徐君勉还极力诋毁你为小人。这些人如此议论，你须提防他们借此陷害你。”

信里提到的“孙行者”即孙中山，徐君勉即康有为的得力弟子徐勤，当时正在日本横滨主持康党开办的大同学校。

汪康年赴日会见孙中山，曾与梁启超商量；康党开办的大同学校，电有孙中山革命党凑的份子。大难临头却打着顾全大局的幌子，全部诿过于汪康年一人，以求自保，康党如此做法也未免太过狠毒。然而，接到梁启超的来电，黄遵宪却依计而行，立即领衔通电各地，宣布将汪康年逐出时务报馆。

但世事往往天不遂人愿。京城高层的各方角力、亲朋好友的疏通，再加上一点点运气(恭亲王病重，随即去世)，在康党眼里已经退无可退的汪康年居然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一场轩然大波趋于平静。反倒是春风得意的康党遭遇了麻烦，他们在京师开办的保国会遭到了弹劾，处境极为不利，康党不得不为此而多方奔走，围绕着《时务报》的斗争，也就缓和了下来。

7、《时务报》阵亡

戊戌年四月到六月，饱受康党摧残的《时务报》获得了一段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这主要缘于康有为四月间被光绪皇帝召见，圣恩眷眷，康党开始专心忙于筹划、推动变法事宜，暂时无暇顾及《时务报》。

这也注定，这只是一次回光返照。

从事变法活动的紧张忙碌之余，康有为及其党徒们很快又想起了久攻不下的《时务报》。5月29日，御史宋伯鲁递上了一份由康有为亲自草拟的《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的折子。折子谈了两个要点：1、建议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报，由梁启超主持；2、建议让梁启超管理各省民间报馆，采集、纠察舆论。

我们不是一直奈何不了你汪康年吗?这回我请道圣旨，就不信治不了你。

谁都看得出来，康有为躲在折子后面偷笑。但结果却大大地出乎康有为的意料。

皇帝让孙家鼐等大臣研究一下康有为的这份折子，孙家鼐等人的研究结果是：这确实是一个好建议，只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时务报》可以被改为官报，但梁启超正在办理的译书局很重要，不容分身，所以建议改派康有为前去“督办官报”，至于管理全国报刊舆论的权利，按例是应该归属大学堂的。

皇帝大笔一挥，准奏。

康有为傻了。

没有得到管理全国报刊舆论的权利，也还罢了。最让康有为无法接受的是：督办官报的人，居然由梁启超变成了自己。这一换人背后的奥妙，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有记述：

“当时《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亏空巨款，报纸日渐零落，我唯恐报馆倒闭，于是写了个折子让宋伯鲁递上去，请求皇上下旨让卓如前去接管，并负责筛选各省报刊进呈给皇帝。皇上把折子交给孙家鼐等人研究。当时掌权的大臣对我不满，想借机将我排挤出京，于是顺水推舟，改派我去上海接办《时务报》，还以京官衔及督办等字样相诱惑，被我识破，拒绝了他们。”

康有为满打满算给汪康年挖了一个看似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坑，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掉进这个坑的，竟是他康有为自己。他督办官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反而被孙家鼐等鄙薄康有为及其学术的朝中大臣巧妙地移植成了排挤他出京的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督办官报一职，本是康有为替无所事事的爱徒梁启超量身打造的，正以帝师自我期许的康有为如何能够看得上眼?何况得到一个《时务报》，却失去了在光绪皇帝身边絮絮叨叨的机会，二者之间的得失，实在太过悬殊。

但康有为最后还是听从了梁启超的意见，接受了这一任命：“(我若辞官)孙家鼐将归之汪康年，卓如虑其颠倒是非也，故请我领之。”梁启超的意见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康有为若拒绝，孙家鼐反倒将官报交给汪康年去办，那么康党此前种种光彩与不光彩的努力，岂非成了替汪康年做嫁衣?岂非自取其辱，为天下人所耻笑?

康有为自诩精通“阖辟”之术，但在这件事情上，先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让官场老手孙家鼐玩了一票，最后居然又听从梁启超貌似有理的劝说，接受了这一任命——梁启超让康有为接受任命，颇有些宁可让自己大放血(康有为离开光绪身边)，也决不能便宜敌人一根毫毛(让汪康年督办官报)的味道，但成熟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如此意气用事。康门师徒政治上的幼稚，可见一斑。

接受是接受了，但康有为还是不愿意离开京城，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来一个万全之策，给汪康年去了一封电报，内容很简略：“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

什么叫“一切依旧”?意思就是说，报纸改称官报了，但上海方面的人事还是照旧，由你汪康年来管，我这个钦命办报大臣只在北京遥控指挥就行了，你汪康年可要多多协助我啊。

汪康年根本就不理会康有为，他早已决定钻朝廷旨意上文字的空子，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只把《时务报》这个空头刊名给康有为腾了出来。

7月1日，《时务报》停刊，《昌言报》出版。机关算尽的康有为，拿着《时务报》的一纸空头刊名，不知作何感想。[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