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友兰对中国自由民主之路的探索

高秀昌

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史范式和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同时，又对政治哲学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探索。这一探索的成果是：阐发了中国传统哲学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思想，探索了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高扬了作为自由民主堡垒的大学精神。很显然，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很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他对于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冯友兰；自由；民主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5—0162—0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最为关注的是民主建国的问题。冯友兰先生也不例外。他在建构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同时，自觉地运用“以中释西”和“以西释中”的双向诠释方法，来关注民主自由问题，写了多篇论文论政治哲学，论自由民主。这些论文包括《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1937年），《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1946年），《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1946年），《论道统》（约1944年）等。

冯先生试图以自己创新的中国哲学即新理学为民主建国提供理论支持。他在《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一文中，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可以说是切中了本质：“民主包含有平等、自由等概念，它的涵义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政治的设施，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就称为‘民主政治。”①这就是说，民主不仅是思想、精神，还是制度、生活方式。

一、论中国传统哲学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是否包含着自由民主思想？冯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主要从哲学人生观角度来加以阐述。在冯先生看来：“中国哲学中表现民主思想而可以为民主政治的根据者，也很不少。”②他从民主政治的社会里人对人的了解和应持的态度反观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包含有的民主成分：第一点，要有“人是人”的观感，而确实知道“人是人”；第二点，对一切的事物都有多元论的看法；第三点，要有超越感；第四点，要有幽默感。这四点作为一种态度、精神，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冯先生总结说：“以上四种态度，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必须大家都具这种见解，抱这种态度，人人尊重此种作风，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中国哲学家，实在具有此等见解和态度，对于民主政治的实行，的确是相合的。”③这可以说是从人生观层面上所讲的民主。尽管如此，冯先生把这四个方面放到“必要条件”的高度来加以强调，虽然有偏颇之处，但是，其大方向是对的。

在《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一文中，冯先生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哲学中的民主思想。他把民本视为是民主，拿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来解说：国家和君主全是为民设的。这种解释有解释过度之嫌。他曾依据孟子把人民看得最重，把国君看得甚轻，就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可以为民主政治的依据。

冯先生解释墨家国家起源论说：“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里是把选贤等同于选举；选政长就是由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国家便是由人民来主持的。国家不仅是“为民的”和“民治的”，它根本是人民的。

冯先生又拿孔子的正名来说“君君”，以及孔门的王霸之辨来解释：帝王必须做帝王应做的事；“王”的政府是民主政府，它代表的是一个自由人民集团；“霸”的政府是独裁政府，它是以“力”来统治一切的。冯先生的这种“格义”，其实更多的是附会。他并未抓住民主政治的根本，而是以我固有之的心态来看中国哲学中所包含的民主思想。

冯先生从人生观角度来阐释中国哲学中的民主思想。儒家的孔、孟、荀都主张人类是平等的（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如说“人人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等等，而这是民主思想中的重要核心。道家的顺其自然，反对强不同而以为同，这种见解也是民主的。道家的顺任自然会导致绝对放任，这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

冯先生还从“中”与“和”来讲孔派的理想。在冯先生，“中”即中道，是恰到好处的一个适当的限度，“过犹不及”。“和”则是“不同”的“协和”。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里，人人都处在他的适当位置，“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即人人满足而各不相犯。“‘和是使民主伟大的原因”。④

因此，冯先生说：“在中国哲学中，有这些民主的理想，而按事实来说，中国的哲学太民主了。他们教人以中庸勿过，这完全是为了和平，绝对不是为了战争。一个完全为了和平的哲学只能在有一个世界联合组织时才有用。中国的政治哲学，实在是为了世界组织而有的哲学，这也就是中国人所为之‘天下。”⑤冯先生飘飘然起来，以为中国哲学超越西方哲学，甚至中国哲学的民主思想高于西方哲学。其实，他还是混淆了“民本”与“民主”。这是需要特别指出来的。

二、论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

冯友兰先生面对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以哲学家理性而客观、平实的态度，在进行了古今中外的比较后，指出了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要建立一个近代式的国家，一则是为了求生存，一则是为了求发展。不建立新的近代式的国家，不仅不能发展，而且会亡国灭种。“中国若不能成为一个近代式底国家，则所谓中国，无论它是如何地地大物博，将来会只成一个地理上底名词；所谓中国人，无论他是如何底聪明优秀，将来会只成一个人种学上底名词；所谓中国文化，无论它是如何底光辉灿烂，将来会只成历史博物馆中底古董。所以中国非求成为一个近代式底国家不可。”⑥

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不同时期的人的认识不同：或者是兵船大炮，或者是国会宪法，或者是科学民主，而冯先生则认为，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工业化。因为，有了工业，自然会制造兵船大炮。社会工业化以后，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德先生（民主）自然会有人拥护，赛先生（科学）自然会有人鼓励。反之，没有工业，而只要兵船大炮，固然是沙上起屋；社会没有工业化，而只讲德先生与赛先生，也是纸上谈兵。冯先生肯定：近代式国家的要素是工业化，这是一个真理。⑦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基本上是依照唯物史观来看历史了。他在后来的《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中说：“‘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在《新事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⑧冯先生认为，社会政治制度等都建筑在经济制度上。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制度就要变了，紧跟着政治社会制度也要变了。所以，历史演变是客观的、必然的，不是依靠精神的势力。不过，领袖人物的努力和智慧也很重要，因为，人力可以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趋势。有某种经济制度，就要有某种社会政治制度；或者说，一种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为适合一种的经济制度。在与其经济制度成一套时，就是好的；不然，就是坏的。如果联系冯先生后来创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可以说他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他的新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所以他对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致的地方，并且能够提出至今仍然是大致正确的主张和观点：工业化是中国到自由民主的必由之路。

《新事论》（1940年）这部探索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的重要著作，主要从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看社会政治问题，来探索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是：工业化是中国到自由民主的必由之路。尽管他肯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民主自由的资源，但是中国要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去，不能固守中国的原有的东西，而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就是说，在中国原有的农业社会（即“生产家庭化的社会”）不可能建成自由民主制度，只有在工业社会（即“生产社会化的社会”）才能建成自由民主制度。

在“以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中，有大机器的社会化生产，便有社会化的生产制度；有了社会化的生产制度，便有了社会化的社会制度、组织制度；有了社会化的社会制度、组织制度，同时就形成了与团体主义（或者社群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都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因此，要想用个人主义取代家族主义，那就不是像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做脚踏实地的艰难而又细致的工作，从生产生活与经济生活上做起，与之相应地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做起，才有可能逐步地实现“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社会制度，最终达到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

冯先生看到，在一个国家内，有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区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城市（人）与乡下（人）之分。在历史上，中国人相对于周边国家，他居于城里人的地位。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遇到了强大而先进的西方国家，自己只能居于乡下人的地位。这是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欧美各国之所以能够居于城里人的地位，是因为它们首先经历了近代的产业革命，采用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法，实行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等。所以，“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底；一种经济制度，是跟着一种生产方法来底。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底。我们再可以说，人只有在经济上有权，才是真正地有权”⑨。

因此，中国最大的需要，“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至于政治上应该实行底主义是跟着经济方面底变动而来底”⑩。这大有承接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就是谈得天花乱坠，也是谈不出来的。依照冯先生的思想，自由民主也是干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更不是说出来的。从何处干起？按照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精神（包括道德、艺术等等）的公式，就从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做起、干起。

按照冯先生的看法，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能照搬的。他看到，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出现的最好的政治，因为民主政治是现代的政治，是科学的政治。冯先生有句名言：“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11)如果套用他这句话，就可以这样说：“民主化并不是欧化；民主化可，欧化不可。”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二重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在强调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时确实抓住了经济、生产力这一根本的要素，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似乎有“唯生产力论”之嫌，就是说，自由民主政治的建设是仰赖生产、经济的发展的，在生产、经济尚未达到工业化这一个阶段之前，似乎不能谈论自由民主，更不能见之于实行自由民主。应当看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等各个子系统或要素所构成的。因此，社会的发展是不能搞单打一的，应当是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发展之路。况且，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和一体化的大势之下，在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同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大胆地推进自由民主政治的建设，对于加速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是十分重要的。

三、论大学作为自由民主之“堡垒”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大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一则是因为冯先生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三所大学中度过的，一则是因为这三所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代表，所以冯先生讲这三所大学，就不仅仅是回忆自己在三所大学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而且还要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理念及大学教育制度进行系统的总结。而对于长期担任大学的中层领导，经常出席校务会议和教授会的冯先生来说，他对于大学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是既深刻而又全面。因此，这几章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下面结合他早年关于大学的论述，来阐明冯先生的大学理念。因为是讲冯先生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所以，将重点讲他所心仪的“教授治校”和作为“民主堡垒”的大学特征。

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机构？冯先生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大学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机构。在冯先生，中国的大学有一个独特的任务就是反对“为做官而学术”，倡导“为学术而学术”。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求学问，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当官发财。在冯先生看来，新型的中国大学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过去那种“为做官而学术”，应当像蔡元培校长那样，办大学，做学问，求学问，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踏踏实实地为真理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大学的“为学术而学术”，这是大学的立校之本。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大学就立不起来，更不要说办好大学了。这可以说是抓住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实质：大学以自己真正的学术而立。

冯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中，从总结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虽然日益强大，但是没有做到真正知识学术自主独立的地位”。所以中国要强大起来，真正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就必须抓住机会，确立知识学术独立自主的百年大计，把中国现有的大学办成大大学。而世界强国中，每一个强国都有几所大大学。大学既是教育机关，又是研究机关；既是知识宝库，又是智囊团；既是学术中心，又是一国学术的最高水准。因此，要办好大大学，既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又需要提倡许多冷门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事实上，大学独立与学术独立是二而一的关系：大学不能独立，则学术不能独立，反之亦然。进一步说，大学与学术不能独立，也就没有大学与学术的自由；反过来说也一样，没有大学与学术的自由，也就没有大学与学术的独立。冯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想倡导“教授治校”、“专家治校”。这是大大学的根本。这是冯友兰先生40年代在伟大的建国计划中提出的伟大的建校计划，意义十分重大。

关于教授治校。冯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适逢蔡元培先生当校长。蔡先生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深得民心，更深得师生之心。“教授治校”也是蔡先生所推行的一项制度。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一个管理学校一般事务的总务长，一个管理教学科研的教务长。按规定，教务长是由教授民主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重要的是教务长不是上级直接任命的，而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而产生的。这是冯先生所着重强调的。

“教授治校”在清华大学具有了比较完整的形式。清华大学的评议会是由行政当局和教授会的代表组成。当时的文、法、理、工各院的院长由教授会推举二人为候选，由校长聘任其中一人，任期二年，可以连任。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和形式，大有“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成分，尤其是更加突出了教授主人翁地位，突出了专家治校，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被证明为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和形式。笔者觉得，尽管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而且体现了民主治校的精神，但是，它也有缺陷，就是大学校长的选拔在教授会之外，是教授会所无法控制的。这也就是说，校长不是由本校选举的，而是由上级直接任命的。这是教授治校的重要缺弱。比较完善的形式应当是：不仅是各院院长，而且校长也应当有本校的教授会选举产生。这是确立大学独立性的基础和关键。因为，大学作为特殊的团体组织，它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教授学生和做学术研究，既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学生，又为探求真理而研究各种学问。而教授又是学校的专家，他们居于学校的高层。冯先生非常欣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冯先生发挥说：“有了大师，它就是大学；没有大师，就不成其为大学。”(12)他曾经说过：“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权威集中的地方。”作为专家、权威的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成为管理学校的重要部门，这是符合大学的性质和特点的。因此，大学的管理、治理必须走“自治”的道路。如果大学的师生不能自我治理，而是要由官僚衙门来越俎代庖地进行治理，那么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了，而是成为了政府的一级官僚衙门。如果大学衙门化了，大学就会失去它的相对独立、自主与自由，而大学的发展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民主堡垒”。在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的年代，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形式上松散，然而因为各自的教授治校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其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依然维持正规教育，发展“五四”传统。这里所说的发展“五四”传统就是发展“五四”的自由民主精神的传统。冯先生对于当时人们称颂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颇为自豪，并且极力张扬这种自由民主精神。冯先生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校”，希望树立教授会的权威，继续推行“教授治校”。尽管因为国民党的干涉使教授会的工作受到种种限制，但是在跟国民党的斗争中，教授会仍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冯先生所作的联大纪念碑碑文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13)可以看出冯先生对自由民主精神的守护；也可以看出冯先生所倡导的大学精神即是自由民主精神。

四、结语

冯友兰先生一生都持守一个观点或者说信念：社会大转变时代是一个思想自由、哲学创新的时代，是一个为未来建立哲学理论基础的时代。在这一大转变时代，冯友兰先生在自觉建构中国哲学史范式和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同时，又对政治哲学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探索。这一探索的成果是：阐发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思想，探索了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高扬了作为自由民主堡垒的大学精神。很显然，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很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他对于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冯先生是从他的“新理学”出发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社会及自由民主问题的。作为探讨“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新事论》，原本就是他的“新理学”的运用。他以其新理学的哲学观为基础，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明中国只有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才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之路。这是在预设了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变革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前提下，来看待中国未来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问题的，所以，他并没有把政治放到优先的位置，而是将其置于工业化、经济的现代化之后，这是合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就是说，工业化、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跨越，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议会政治也就不能跳过。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生产力的机器化——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必经的阶段，否则，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冯友兰先生对自由民主的论述，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自由民主思想的阐发，从工业化的角度对民主制度建立的诠释，从对大学作为“民主堡垒”的大学精神的守护，使我们看到，作为学院派哲学家的冯先生所具有的自由民主理想，以及他为自由民主理想所作的初步而有价值的思想建构。

这里还想强调的是：冯先生对于大学与民主关系的思考很有意义。大学应当摆脱官僚行政的架构，守护其相对的独立性、自由性。如果把大学当官场，那么大学就失掉了它的独立性、自主性，在官本位和金钱本位的价值取向下，甚至“读科学的人舍弃了科学研究而从政而革命而做校长做官的，比比皆是”(14)，读文科的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大学的体制不变，把大学办成类似于或者干脆就是官僚衙门，那么从大学里走出去的人，自然会被复制成一个一个的“官僚”。如果大学的体制不变，那么大学现有的问题不仅永远得不到解决，而且还会加剧之，甚至还会产生许多新的更难解决的问题。应当清楚，大学不是一般的团体或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她是跟国家同构、复合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未来的方向就是整个中国政治未来的方向。

注释

①②③④⑤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3、566、568、580、580页。

⑥⑦冯友兰：《抗战的目的与建国方针》，《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2、403—404页。

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⑨⑩(11)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2、306、287页。

(12)(1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301页。

(14)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255页。

责任编辑：涵 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