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暴力生活

杨献平

刀子很长，柄上甩着一支红色璎珞……它藏在一个人背后，闪亮的刀片背对人，但却被太阳照耀。这种杀戮行为明目张胆、矢志同归于尽。杀人者心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绝，而将死之人，却对死亡一无所知……临近之时：惊叫。鲜血。伤口。残肢。绝望。哀嚎。霎时间，该死的人死了，持刀者饮刀自尽，或在交战中被对方击杀……时常，我这样想象……事实上，我母亲是一位爱唠叨的、且常受欺辱的乡村妇女，年轻时是，年迈了更是。每次坐下来，她都能说很多话。按时间跨度，她讲的大都是往事；从情感上说，则是冤仇（个人和整个家庭的苦难、疼痛和屈辱）。我年少厌倦听她讲此类往事，三十岁过后，我忽然不再厌倦，时常坐在母亲身边，她不停讲，我听得专注，一言不发，想起旧年在乡村的屈辱往事，胸中气息就会变得粗壮起来。

这表明我对屈辱和仇恨还有着不妥协的敏感，有着与众多人雷同的“与生俱来的仇恨本能和要求”。好几次回家探亲，晚上，与父母亲说完话，与妻儿躺在旧年的房屋，不知繁衍到第几代的老鼠们依旧在里屋和房梁上吱吱喳喳，窗外风吹树摇，夜虫唧唧，月明星稀。我在想那些旧事——父亲是独子，在以人数多寡论势力的乡村，对于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母亲来说，疼痛和屈辱似乎是注定了的。

母亲的那些屈辱大都来自抗争。这种抗争首先是生存方面的（生存是平民一生的全部内容）。爷爷排行老二，上面唯一的哥哥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在家庭利益的占有和分配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原始的暴力是以人员数量多少决定的）。另一个原因：父亲性格木讷，母亲几次正在遭到他堂兄嫂的殴打，父亲看到，看了一眼，就转身躲了出去。第三个，是母亲一个言辞凿凿的猜测：大奶奶一家想迫使母亲和父亲离婚，等爷爷奶奶百年之后，父亲这一脉的财产必定归其所有。

我一直不相信：人不可能如此狠毒（生而善的思想在很多时候显得荒谬和不可思议），且又是同一个娘生下的同胞兄弟，再怎么狠毒也不至于如此。而母亲说，这话不是凭空猜测，是大奶奶在辱骂母亲时亲口说出的——母亲说，要不是生下了我，离婚后，怕我跟着父亲遭受别人的欺凌和毒打，她才含泪咬牙留了下来。母亲说到这里，我常常无言，内心一片疼痛。我知道，这对母亲是不公平的（个人不是上帝，苦难不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布道”和言传式的公众行为），一个人不可能替代其他任何人的苦难，即使母子父子和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

但俗世的生存要求和利益冲突所引发的苦难和耻辱无休无止，我还没有记忆时，它们就在母亲身上和心里发生。我知道那是一种重复的疼痛，一种无法遏制和规避的宿命般的屈辱。我两岁时，和村里同龄的孩子玩，父亲堂兄的几个孩子都比我大，见到我就追着打我（父辈恩仇的延续和影响），站在山坡的高处，拿石块儿掷我，有几颗落在我的后脑勺上，鲜血穿过头发，墨汁一样滴在脖子上；还有一次，他们投掷的一块石头砸在我左边的脑袋上，我只听得“嘭”的一声，像是雷声炸开。

我下意识摸了摸脑袋上的疤痕，三个，不大，但缺口很明显。四岁那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洋槐树都开花了，雪白的花朵把整个村庄照亮。傍晚时分，母亲带着我去房后猪圈喂猪，住在高处的大堂伯看到了，他的老婆和三个女儿狼一样跑出来，捡起石头朝我和母亲投过来，母亲把我使劲拉在小腹前，弓着腰，上身形成屋檐状（类似动物的本能行为，但给我的不只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无以伦比的天性）。

我看到了鲜血，从母亲的额前，幼蛇一样慢慢流了出来，到眉边悬空，一滴一滴落在我手背上，声音响亮，像是冬天半夜屋檐上掉落的冰溜子。我大声哭着，抬头看到一张扭曲的、极度愤怒的、无奈的和仇恨的脸（我以为，仇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被激发起来的）。三岁时，母亲一遍一遍告诫我：不能和父亲堂兄弟的子女们一起玩耍，不能一个人走太远，更不能路过（逗留）他们家的院子，是他们家的东西，即使一根柴草也不能动！

小学，刚学会汉语拼音，我突然看到路边的石板上几乎写满了咒骂我母亲的话，极尽侮辱和诅咒。我蹲下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擦掉，开始用袖子使劲擦，粘的满身粉笔沫子。母亲看到了，打我，教训我说要爱惜衣服，穿破了就没钱给我再买，不管冬天夏天就得光着屁股上学。我只能爬到山坡上，搉树枝或采些茅草，狠狠擦那些石头表面。有时候用力过猛，手指擦上石板，钻心的疼痛让我异常恼火，站起来，狠狠踢几脚，再吐几口唾沫。

文字的诅咒和谩骂是最恶毒的，也是最彻底的，尽管在石板上，但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看到——即使不说出来，但也知道是骂谁的。这是一种暗中的传播，经过的不是嘴巴，而是内心。很快，我也学会了，趁正午无人或者天擦黑时，在路边的石板上写：“cao×××niangdegoubi！！！”“×××、×××niangshijianbi，goucaode，lvride,wangbashengxiade。”“wocao×

××、×××niangdechoubi！！！”

……

写完，快感代替了恐惧。那种兴奋无以言表，那是一种连黑夜都无法掩盖的光亮，通过歪歪扭扭的白色粉笔字，令我浑身上下都觉得了一种无以伦比的成就和自豪。

从那时起，我觉得文字是一种怪异的东西，包容和展现了人最神圣和最无耻的那些东西。学会了写字，这种沿路咒骂和发泄仇恨的方式登峰造极，汉语拼音换成汉字，但遇到不会写的字依旧用拼音代替。那时，我最早学会了这样一个字“屄”（词典上说：这个字专指女性生殖器，为民间俗语。）当时兴奋得不得了，搬着表哥的大汉语词典看了好久，用手指在纸页上默写了好几次，直到记住。

当即，我在马路边继续写道：“×××是gou×的，lv日的，chaoji杂种一个！！！”“×××、×××、×××是从gou×里出来的！！！！×”“×××是zhu和gou生的四不像！！！”

……

一天放学，×××的儿子看到正在黑夜中书写咒骂他父母的我，从家里叫来大我十岁左右的姐姐，冷不丁从背后扑来，我脑袋嘭的一声，砸在我刚刚写好的字面上。我奋力爬起，随手搬起一块石头，冲他们砸了过去，可惜力气太小，石头几乎原地不动，噗的一声落在泥地上。

尽管如此，上学下学，马路上最显眼的似乎就是“屄”字和我早就学会了的“鸡巴”了，把其他字和拼音映得暗淡许多。直到初中一年级，这种方式依旧沿用。这时候的母亲，又遭遇了几场屈辱。深秋时分，庄稼早已成为茬子和秸秆，冬麦探出了脑袋。一天傍晚，母亲在山岭上，蓦然看到本村的一个人挑着担子，隐没在二舅家的那棵巨大的柿子树下。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母亲躺在炕上，脸上好几片青紫。我忍不住大喊一声，问母亲是谁？闻讯前来的大姨妈说是我本家的一个堂哥。我抄起一把铁锨，就往他们家冲。母亲大叫起来，大姨妈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后腰，我仍旧大声喊着，浑身都是火焰。

晚上，躺在床上，秋风吹动大地，植物相互摩擦的声响使黑夜更加深邃和恐惧，悲愤和耻辱就像艾略特在《荒原》中所表述的“四月的残忍”（这种残忍是广阔的，有着巨大的无奈和悲伤的）。那晚，我想了好久，最终，选择了三种方式：1、明着我肯定不是他对手，知道他晚上出门的时，躲在路边，拿一根木棒，趁其不备，猛然袭击；2、用耗子药把他们家的鸡、狗、羊和驴子全部毒死；3、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后来的情况可想而知，母亲坚决不同意（更多是担心我不成功和就此走向沉沦）。对我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还小，要学本领，将来要当官，他们就再也不敢了（学而优则仕，浓郁的官本位思想）。我听着，忽然恍惚起来，想好的那些方式像是一些缭绕的云雾，逐渐密集和庞大，淹没了我的决心。

这里面肯定包含了恐惧和自私的成份（万一不成功，自己被堂兄逮住，或者被刑拘、判刑，成为电影《少年犯》一类的孩子等等）。我看看母亲，脸上青肿没消，忍不住心疼。咬了咬牙，低头走开了。但仇恨是一粒种子，总梦想着发芽，有几次看到那个彪悍的堂兄，眼睛里堆满火焰，灰烬沿着鼻梁簌簌滑落。

攥紧的手掌拧出了汗水，我总是想着自己狼一样扑上去，能把他打倒，骑在他的身上，像鲁提辖暴打镇关西那样：一拳打出鼻血，再一拳打掉牙齿，再一拳让他一命呜呼（暴力的欲望是强大的，无所不在，蓬勃向上）！后来看到梁朝伟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特别喜欢林冲拖枪直奔陆谦的悲绝姿势……但我还是妥协了——对暴力和恐惧的让步，一个人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天性、血缘和感恩），是一种更大的耻辱！

妥协并不意味着结束，但也绝对不是朋霍费尔所说的“恶常常在最短时间内就证明了它的愚蠢”。古旧的村庄一如既往，人们在田地中消耗时间，在忙碌和微末利益的争执当中冲突和和解。村里又重新分地，又像最初那次一样，分给我们家的地比实际面积少了好多不说，还都是没有多少泥土的劣质田地。母亲找了好几次村长和主任，但都被搪塞回来。

母亲骂父亲无能，白长了个男人头。哭着对我说，你看看，这就是无权无势的结果！要是你爹再有一个兄弟，谁敢这样？我低头，又抬头看看父亲，父亲坐在梧桐树下，嘴里的青烟似乎是母亲浓郁的哀愁。比我小五岁的弟弟还是一副不明世事的懵懂样子，早上，两兄弟在被窝里照样掐闹，你哭我喊的。母亲听到了，进门一顿呵斥，把弟弟拖出被窝，在屁股上拍了两个极其响亮的巴掌。

母亲说，我小时候，她受了委屈，没处出气，就打我，劈头盖脸，打得我吱哇乱叫，然后抱住我使劲嚎哭。这些我都忘记了，母亲问我好几次，我都摇摇头。我确实没什么印象，那种疼痛是暂时的，她对我的那些爱完全可以消泯和抹煞。

抗争的徒劳加剧了母亲的疼痛和悲伤，间歇性的欢乐只是瞬间。每次过春节，我和弟弟高兴得手足舞蹈，大年二十九晚上，母亲才拿出给我们做的新衣服，放在枕头边。我和弟弟都欢欣鼓舞，怎么也睡不着，时不时伸出手掌，摸一下新衣服（密尔说，物质是最大的幸福原理）。而母亲却没有一点儿笑容，脸总是黑着。大年三十那天，炒了鸡蛋（十六岁以前，我和母亲一样，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给我和弟弟每人一块，再倒在馅儿里。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擀面皮儿，包饺子。我和弟弟拿着零散的鞭炮，点根柴火，东跑西颠地燃放。回到屋里，母亲还是不说话，脸依旧黑着，我觉得难过，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母亲多次说，我小时候，×××伙同他的老婆孩子，还有妹妹，很疯狂地欺负过母亲，几次都把母亲的头发捋掉一大片，发根渗血（我听到数次，每次都有一种愤怒，要是对方任何一个人在，我会毫不犹豫挥拳出击，现在依旧是）。

仇恨不会像感恩那样消失地快速，恩情只是一个瞬间的感动。这些年，每次回到乡村，看到那些欺负过母亲的人，我说不出来是恨还是轻蔑，总是抱有一种戒备。他们笑得再甜，我觉得都是虚假的（有时候他们可能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已被曾经的仇恨遮蔽）。

但一个可疑的情况出现了：这些年来，我变得懦弱，憎恨和鄙夷暴力。竟然没有一点报复之心。母亲说，他们都盼着咱家过的不像样儿，现在好了，他们下不气（南太行乡村方言，意同心有不甘）也没办法。由此，一个更可疑的情况是：作为耻辱和疼痛最深切的体验者和受害者的母亲，心仇恨也消淡了好多。

利益的纠结使得乡村的冲突日复一日。这时候，邻村两家相恶的邻居，其中一家人的孩子失踪了，怀疑是另一家人干的，但没有相应证据，乡派出所问了情况，再无下文（十多年后，那孩子回来了，果真是被邻居拐卖到山西阳泉一带的）。另一个村里也发生了一些情况，其中一件令人发指：一家人的弟兄四个，将一个60岁的邻居骗到房间殴打致死，死者的儿女连案都没敢报，就草草收殓埋葬了。还有一起：女婿是外来人，在煤矿下井被砸断了腰，稍微能活动时，丈母娘将其叫到家中，面条里掺杂了老鼠药，然后锁上房门，夜里，邻居听到这个人的极尽哀求的号喊，早上还闻到浓郁的毒药味儿。

在偏远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或者制度是制定给依靠和信赖它们的人的。而乡村，至今似乎还没有这个习惯（意识），报案只是被欺凌者和伤害者的一种求助传达（同地域人群的暴力行为是不以行政和法律的干预和纠正为既定方向）。我们家一棵可以用来当房梁的大杨树被村主任强行锯掉，据为己有。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愤怒烧红眼睛，但还是听从了我劝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别去人前（自保是弱者的唯一武器）。

夏天，满山苍翠。中午时分，×××红肿着眼睛来到我家。她也被她的邻居欺负了，那邻居的孩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在马路上遇到他娘，迎面拦住，我狠狠说，你再欺负俺××绝对不饶你！这句话，包含了我的许多感恩和怨恨成份，×××对我母亲好，我一定要对她好，她受欺负，就像我母亲一样。

我怨恨的是依仗人多势众欺负弱小，特别是使用暴力的人（暴力者之所以暴力，大致是因为他们唯一的资源就是暴力）。没过多久，母亲知道了，×××也知道了，两个人异口同声说我不应当说的。我觉得纳闷，×××当面还埋怨我说，你这不是给俺罪上加罪啊。

我糊涂了，母亲说：你越是这样，你××家越是受欺负（以暴制暴有时候有其必要和合理性，但不没有足够的力量，得到的可能依旧是暴力受害者）。我无言以对，站在院子里的椿树下面，看对面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更高处的山上长满了松树，青翠的叶子被阳光照耀得一片漆黑。

这一年的十二月，南太行山下了一场大雪，淹没了路径和村庄，大地一片洁白，映得人眼睛发黑，村庄安静到了虚无。我醒来，穿上新发的军装。母亲在院子里忙活，很多人来到，有亲戚也有乡邻，其中还有几个欺负过母亲和我的人，我斜眼看了他们一眼，扭头走进房门。

没有什么可以在短时间内消灭仇恨（仇恨有时候是一种动力也是压力），再后来，我上车了，一路向西，把大雪留在身后，把父母和兄弟，我的亲人们和仇人们都留了下来。车过黄河的时候，庞大的神话一般的河流是干涸的，我向背后看了一眼，母亲的脸晃了一下，还有时常坐在门槛上抽烟的父亲、刚读初中一年级的弟弟。再之后，是郑州和洛阳、三门峡和西安、秦岭像是一个衣饰华丽的妇女，过了陇西就是金城兰州，越过祁连横贯的河西走廊，到巴丹吉林沙漠，我安顿下来，却发现，村庄和亲人一下子遥不可及了。

到巴丹吉林两个月，有一天晚上，同房间一个河南籍的人把我拉到走廊黑暗处，使劲反掰我左手掌（我的手指出奇细长，他掰起来似乎得心应手），我疼得呲牙咧嘴，勒令其松开，他不松，我气急，右手成拳迅速挥出。

接下来是血，从他鼻孔流过厚厚的嘴唇。我依旧暴怒，他也暴怒，两个人就像两头狮子，好多人来劝架（这在乡村几乎没有，大家都在看热闹，看着暴力如何实施和上演，再谈论哪一方获取“胜利”或者“占了便宜”）。

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在乡村，暴力的承受者是我，而这一次却是别人，我觉得不可思议（暴力每一次获胜就是再一次的促发）。我想到母亲，这么多年，一个强争苦干，不甘愿自己生活落于人后的乡村妇女，性格仗义但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人，她所受的那种疼痛、耻辱和苦难……异乡的第一个春节，我站在窗前，零星的雪花趁着西风，从干枯的杨树树杈之间斜刺过来。

母亲在做什么？是不是还像从前的春节那样，一脸的愁容。一个人炒了鸡蛋，再给弟弟喂一口，坐在寒冷的桌子前，给一家人包饺子……我哭了，大年初一早上，别人都在兴高采烈，我趴在床上，用被子蒙头，哭得鼻涕眼泪满脸都是（我当时的悲伤大抵是源于母亲的苦难和屈辱）。我暗暗发誓，即使我死在外面，也不要再回到那座村庄。

要把母亲接来（远离不是拒绝暴力的唯一方法，但对于个人来说，是妥善的），七年后，我还在筹划此事，包括弟弟的婚姻。后来在外成家，也请妻子帮忙劝说母亲，回到老家，晚上围着炉火，对母亲说离开的好处。但母亲说穷家难舍，金窝儿银窝儿不如自己的狗窝，就是不肯离开（北方人是恋家的，这好像与定居的传统有关）。

我三十多岁了，曾经的乡村还是原先的样子，蒿草遍布山岗，松树铺天盖地，陌生的人越来越多，熟悉的人越来越少。弟弟的眼角都皱纹了，我觉得心疼。在路上遇到旧年欺负和殴打我和母亲的人，我笑笑，尤其是最先给母亲和我屈辱与疼痛的×××，将近100岁了，还很硬朗。在路上遇到，我忍不住搀扶一下，叫一声奶奶。

看着她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远的背影，白发在风中乱舞，我觉得恍惚：这就是当年狼一样欺负我母亲的人吗？（其时，我也想到过一把将她推倒，或者干脆不理睬她。恶是随身而在的，善似乎也是），另外，当年明目张胆砍我们家大杨树做房梁的×××也病了，脑血栓，几乎瘫痪。我去看他，他很激动，嘴巴蠕动着，想说话又说不出来。

×××的四个女儿，都没落下好名声（一个与人通奸，人尽皆知，一个也与人通奸，也人尽皆知，另一个忽然中风，身体虚肿，一个婚后几个月与另一个人私奔，至今下落不明）。还有一个在外地与人斗殴，被砸断了胳膊；另一个半夜去敲邻村一个妇女的门，被其丈夫用菜刀砍掉了右手。还有一个，其女儿与人结婚不到10天，又离婚，男人气不过，在半路设伏，用砖头和棍棒将其新买农用车砸烂。

我听到了，觉得可怕。在巴丹吉林沙漠已经十六年了，乡村还是如此。人不可能改变与生俱来的一些本能和欲望，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问题，暴力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平民唯一的自发性的权利手段）。每次到亲戚家，都要路过他们，一个个的人，有的不在了，但大多数的人都老了，皱纹深刻，须发皆白。

我几乎不去原先的村子，有几位老了的大娘对我母亲埋怨说，献平回来也不来看看俺！？我知道，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活一天没一天，他们都希望我回家时去看看他们，哪怕说一句话，也是高兴的。他们会说起我的爷爷奶奶（现在已经故去将近10年了），还有我父亲童年和刚和母亲结婚时的事情。

但我还是不愿去，就喜欢坐在家里，冬天围着炉火，或者靠在稀薄的太阳下面，背靠墙壁，听母亲说话；夏天就坐在树荫（院子里有三棵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椿树和梧桐树）下面，看着母亲黑的皱纹的脸，还有日渐花白的头发，听她口舌不停地说话（另一种形式的唠叨）。

近几年，母亲曾多次提到我十多岁时自制的弹弓和硬弓，用镰刀削了高粱秆子，箭头用白线缠住，头儿插了缝衣针（甚至还想到在针尖上涂上类似《射雕英雄传》中见血封喉的毒药）；我一个人跑到后山的森林里，砍回一根手腕粗的青冈木树枝，用火烧掉皮，以母亲搓的麻绳做弓弦，又砍了很多的荆条（柔韧而笔直）当箭，射程可达15米之远。

现在，它们都不见了，成为灰烬或者埋在土里。只是我的性情变了，回乡的目的，就是守在父母身边，听他说话，他们没有女儿，我给他们做饭和洗刷碗筷、衣服。一天也不肯放过。冬天的炉火是温暖的，寒风只在屋顶刮过；乌鸦的惊叫在树枝上，别人的灯火伴随着老年人的咳嗽和婴孩的哭泣，乡村的夜晚依旧，只是父母越来越老了，当年那个吃苦受罪的乡村妇女，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父亲也佝偻成一个胡须花白的老头了。

弟弟的孩子长大了，上学了，我的孩子也在幼儿园。我现在就像母亲和父亲当年，这是一种必然的重复，我时常想到自己的老，在母亲的唠叨中想起童年和少年时代——大多是暴力导致的疼痛。母亲说我十三岁时，同村同学的哥哥，在半路把我拦住打了一顿，此后头疼了好多年。还有一个去年猝然死亡的叔叔，双手合力，夹住我的脑袋，悬空提在幽深的水井上面。

我也在慢慢变老，像院子里那棵椿树（新房子之前就在，和我同龄），皮肤粗糙起来，骨头经常疼。但内心总觉得自己还非常年轻，甚至像四岁的儿子一样小，父子俩像我当年和弟弟那样，在被窝里相互挠痒痒儿，掐肌肉，大呼小叫。我想我还是一个孩子，只有在填写出生年月和履历表，写下三十五岁这一数字的时候，才蓦然觉得一阵悲哀。

这悲哀是人共同的，时间在生命中划下痕迹，这痕迹刀子一样穿过衣饰和皮肉，使内脏和骨头受损和老化。我知道，当年那些欺负过我和母亲的人也都老了，比我更好，有的早已看不到了。就像我自制弹弓和木弓，身体消失，暴力也随之消失（暴力是低级的，完全依附于形体）。母亲一如既往，唠叨起来没完没了，即使说了三天三夜，只要有人听，她会嘴巴不停——而我知道她讲述的那些都是消失了的，甚至乌有（这可能是对母亲所受的苦难的最大侮辱），一点也提不起来当年用汉语拼音骂人和设计报复的雄心了（朋霍费尔还说：“相对于恶者而言，愚蠢对善者的伤害更大。”）。

但我总是忧愁，在睡梦中看到一些遥远的事情，无端冥想，常常会在远眺的时候感到极度困乏，尤其是朝向故乡的时候，那迢遥的路途和漫无边际的天空，自由的云彩是灰黑色的——奥古斯托·蒙特罗索有一则名叫《黑羊》的寓言：“还是很久之前，同样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曾经有过一只黑羊。那只黑羊被处死了，羊群们后悔了，于是为它在公园里竖起了一尊威武的马姿雕塑。从那时起，每当发现了黑羊，就会立即被处死，以便新一代的普通羊可以学习雕塑。”

或许这个寓言对我来说并无多少意义，“黑羊”是不可重复的，人何尝不是的呢？“重复的处决”是一种不妥协的暴力。二零零七年春节前几天，我到北京出差，抽机会回去看望父母和亲人，这一次，很少有人见到我，仅仅半天时间，母亲又对我说了好多。我听了几个小时，才去看望亲戚们。离开时，车到村后的山岭上，我特意回身看了一会儿：古老的村庄，在南太行的皱褶山地之间，零散的聚合，安静的骚动，冬日的阳光照耀枯草，森林和公路，一些乳白色的炊烟、依稀的人声和鸡狗叫沿着红石高起的河谷而来，无边的忧伤一样遥遥而来。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