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周为筠

一、抢救大陆学人

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末日的来临，傅斯年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此时此刻所考虑的是学术机构的去留和学术研究的前景。他一向认为共产党是“土匪流寇”，他们也许会毁灭了文化研究，断送了学术前途。在这个成见的左右下，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

蒋介石盘算着日后的退路，看着自己身边人才凋零，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工作。

蒋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议，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同陈雪屏、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协助者为教育部跃、国防部长、华北剿总。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蒋介石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蒋介石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傅斯年认为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这些天，一直东奔西跑，他联系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安排“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席不暇暖，茶饭不思。自己的朋友、同事还在北平，古道热肠的他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

很快他与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在这次南京政府派飞机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学人中，北平各个大学均列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而名单均是傅斯年所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胡适都是傅斯年要“抢救”的第一号人物，当年胡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年纪轻轻就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高足的傅斯年在同学怂恿下负责去探下虚实，他们之间一听一问，一问一答，胡适站在讲台上就心里发毛了。后来胡适坦言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当时国学根底跟自已是难分仲伯，所以从那以后，胡适上课常常是提心吊胆，无形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而傅斯年听了年轻有为的胡博士的课后，被其“截断众流”从周宣王讲史的方法所震动，向同学们力保胡博士并非徒有虚名，并毅然从太炎学派和仪征学统中改投胡适门下。从此他们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而且在最后政治抉择上都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成了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1948年1月14日，傅斯年派飞机去北平接取大学教授，当时的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让离开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傅斯年与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等一起到机场迎候，并把学人们安顿在位于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

当晚傅斯年劝说情绪低沉的胡适，并与胡适、朱家骅等一起商量再次“抢救”空运北平同仁的名单。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傅斯年安排的飞机接回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的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英千里等人。

当此大军压城城欲摧之时，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傅斯年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竞让他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因为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下了飞机。原来“抢救”名单上有的人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有些讲师助教们却因有家属在南方要南行，抢得这次难得的机会。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北平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了下来。傅斯年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抢救”来的这些学者除了胡适去了美国，陈寅恪南下广州，其余的在傅斯年的安排下大多顺利转移到台湾。傅斯年内心企图把台湾作为反共基地，作为中华“正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血脉。傅斯年日后在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所写《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道：“现在台湾不仅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旅一成的根据地，将来‘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正靠这一个宝岛，赤县已沉，瀛洲遂为正朔所在。”这里傅斯年荒谬而顽固地认为国民党为“正朔”，台湾乃中华文化的根据地。正是这种政治正统观的误导，使得傅斯年对共产党一直存有偏见，导致双方向来格格不入。傅斯年与毛泽东在北大时就是旧识，两人曾做过一些私下的交流，但总归是道不同不相为谋。1945年7月傅斯年与毛泽东亲密接触过一次，他与黄炎培等5人被推选为代表飞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几日，他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聊了一夜。

那一夜，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地谈开，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所以心底认为他不过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题了首诗回敬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来自比，自谦没有傅斯年书读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寻味。

关于毛泽东与傅斯年的隔阂，斯诺《西行漫记》里有段毛泽东谈及的细节：“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薪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傅斯年与周恩来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土话。”当时傅斯年为名噪一时的五四健将，而毛泽东则是一个相当于师范中专毕业的J临时图书助理员，两者相形之下地位悬殊甚大。这些心理阴影可能造成了日后毛泽东对傅斯年没有好感，同时也正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佩服之情的一个根源。

傅斯年在延安访问时，看到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毛泽东送的土织毛毯，好像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让自诩清正的傅斯年极为鄙视和反感。

这次短暂的延安之旅，昭示了傅斯年同共产

党之间形成政治信仰的鸿沟，这是一条无法逾越的天堑。

二、归骨于田横之岛

在那党派纷争的年代里，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是非共即国，是很难保持自己的自由抉择和独立个性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也逼迫他们必须有所倾向，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平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国共双方必须有个你死我活，这种选择更显得急迫而必要。此时的傅斯年痛苦地看着国民政府一天天地溃败，自己却难以放下那份保持多年的忠诚。他还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现状，不禁令人想到了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透露出一丝苍凉的悲壮。

傅斯年身体状况在忧愤的情绪下日渐糟糕，他于1948年8月回国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让他回国不要担任繁重的行政职务，如果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傅斯年回国不久，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不得不担负起党国支柱的角色，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紧锣密鼓地布置“抢救学人计划”，一刻也没得空闲，他本来就糟糕的身体已感不堪承受。

等傅斯年这几件事情打理好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已是覆水难收。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社论高调宣布“宜将剩勇追穷寇”，筋疲力尽的傅斯年明白也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了。就在这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让人转告傅斯年，有意请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傅斯年立即毫不客气地严词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因此次失败而改变决定，他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老朋友轮流规劝游说。

让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其实是蒋介石暗自授意。早在1948年冬，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之时，蒋介石心中的迁台计划就已开始萌生了。并开始着力经营台湾，有意让自己的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安顿好国民党最后的去处。蒋介石退守台湾还做着反攻大陆的迷梦，对台湾的文化自然也非常重视。他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是众望所归，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再合适不过的，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民。

在傅斯年彷徨迷茫难以定夺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赴台任职，台大校长一位此时是虚位以待。台大前任校长庄长恭因自感难以胜任校长一职，任职不到半年就知难而退，悄然携眷返回上海，让医学家杜聪明代理校长。庄长恭在1948年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盼望傅斯年立即赴任，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也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与傅斯年，催促其早日往台主持荒废日久的校务。

与傅斯年私交甚好的陈诚此时已经就任台湾省主席，他在1949年新年伊始就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去赴任，电报推心置腹地劝说道：“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朋友陈诚不容拒绝地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平时以办事干脆著称的傅斯年，一向决断有快刀斩乱麻之风，这次却因关系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所以显得格外慎重而颇显彷徨。“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尽管他对国民党政权诸多不满，但是既然自己当初选择错误，现在还有什么好后悔的?他决定离乡背井，暂且去台湾就职。

虽说去意已决，但傅斯年仍抱着“暂目，”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部家属去台湾，但临行前又临时改变主意，把部分远方亲戚留下了。傅斯年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可见他还是期待有回来的这么一天。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从南京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了台湾。当飞机从陆地起飞的那一刻，傅斯年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希望还有回来的那一天，结果谁知道这一去竟是永别!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到台大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傅斯年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笔墨之间满蘸着田横五百士的悲壮，字句之中弥漫了凄怆之感。没想到傅斯年竟一语成谶，最后真的埋骨于这片远离大陆的孤岛，所以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