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西行漫记”

张琼文

2009年9月,北京版权代理公司的黄雅莉比往常忙些。先是忙16届北京图博会联系事宜,之后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之行更是一台“唱”主宾国的重头戏。

在这家版权的中介机构,黄雅莉专做日韩图书版权代理。手边的电话不时地响起,是几家国外出版社的频繁来电。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做了多年业务的黄雅莉知道,国内出版“墙内开花”,在国外却有些沉寂。她依稀记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在美国拿了奖,曾有日本出版商上门点名买它的版权;后来出自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往古的滋味》对中国饮食系统详细的阐述,也曾吊起日本书商的胃口。

黄雅莉联系到了这两家出版社,与日商的版权合作顺利拍板。不过此后,日商主动登门者寥寥无几。经过多年的接触,其实黄雅莉也了解到日本人对书的品位的“刁钻”。他们看重实际价值,对作者的实力和名气尤为在意。大多数时候是黄雅莉帮国内出版商向日韩方买进版权。日韩的书刊定价是国内的3倍,因为多成体系、订阅量也大,国内版权输出和输入的逆差可想而知。

图书“向外看”的窗口却打开得早。1949年,国际新闻局(即后来的中国外文局)成立,担起对外传播和宣传的任务。那之后的对外输出,以实物为主。新闻局翻译推出《毛泽东选集》,以及中国传统名著,以43种语言出口。随着发行渠道打开,海外关系也建立和稳固下来,外文局在国外设立了分公司。随之外文局的工作进入到寻找合作伙伴、与当地出版社合作的阶段。合作双方共同开发有关中国的选题,或者外文局设计选题,由对方翻译。在进一步的合作中,前期的费用双方共同分担,在多区域分头发行,互相分享效益。

在这种跌跌撞撞中,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敞开和接受则水到渠成。上世纪80、90年代,继社科院外文所的《世界文学》和先锋性强的《外国文艺》引进和翻译外国文学之后,《译林》引进了通俗文学,给读者一个更亲切的国外现代文学。但当时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时机并不成熟。

出版商并没有放弃这种尝试。2001年,磨铁出版社卖出春树《北京娃娃》的英文版权,这是磨铁的第一本书,并使磨铁从此进入国内商业文学的主流市场。而春树则在此前登上美国的《时代》周刊。西方人对中国新的青年一代生活内容和方式顿生兴趣,而译成多种语言的《北京娃娃》,更是出现在国外的各家机场。

这些看似孤立的个案并非偶然。同时也似乎在说明,国外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变化,并试图更近距离地解析这一切。

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中国图书走出去”工程。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推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又以资助翻译费用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

中国故事

1937年,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初版,并向世界传递出一个西方人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可是70多年后,当国内图书真正要走向西方,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的纠葛却是层出不穷。

一些出版社自费参加国际书展如法兰克福书展,或到国外出版社在华办事处“毛遂自荐”。更有出版社从“借船出海”发展到走出国门建立分支。它们的图书输出从实物输出发展到版权输出、数字输出多种形式。

10年前,北京俏佳人文化传播公司传媒涉足进入版权的国外交易。之后,俏佳人在美国成立了公司。但是作为一家民营公司,高昂的物流成本使公司一直周转困难,直到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助打开渠道,才算敲开国外的市场。俏佳人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在国外设“点”的国内出版单位,是否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畅通的渠道是很大的考验。

人民卫生出版社不久前收购了美国一家医学公司。这些出版社或民营机构承受着两头征税。几年下来,很多出版社的“点”经营不善,赚不到钱。

外文出版社的副编审胡开敏表示,拔寨海外只是第一步,对出版社的运营能力和市场开拓力同时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专业性出版社,还要及时发布业内先进理念,才能引起关注。

在当地市场调研后,俏佳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线,与国内的音像行业联合制作了武术、养生以及杂技的VCD,向海外捆绑销售。不过,国内的翻译并不受推崇,他们只好在之后的《跟我学汉语》中请美国脱口秀配音。

名目繁杂的中草药如何翻译,使中医药出版社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因为缺少先例的参考,他们高额聘请了国外的编辑。

译林出版社在编一套京剧图书的时候,特意请了一位毕业于伦敦大学京剧专业的硕士。而从后者的视角反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似乎更接近西方的审美和表达方式。译林出版社主编刘锋认为,全然按照中国的方式照搬,只能事倍功半。

中国文化如何言传,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但这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的迥然不同,也使中国作品在内容及关注点上与西方有所差别。万卷出版社的编辑室负责人王会鹏强调,这只是差异问题,不是优劣问题。

刘锋认为,使世界了解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人。而到国外做市场与在国内殊途同归,都要做最擅长的、且感兴趣的领域。

7年前,辽宁科技出版社顶住汇率的压力、以及国外书商的逐利压价,打进国外市场。他们像“温州卖鞋人”一样到处兜售,走差异化路子,并放弃了国外受众不多的中医药选题,专攻设计类,制作出鸟巢、水立方的图书。此时,鸟巢、水立方频繁出现在国际视野。出版社则巧妙地抓住这一卖点扭转了在国外市场的困局。

而中国日益凸显的国际角色无疑是一个吸引人的中国故事。就像黄雅莉所说的,外国人买中国的书不再因为孔孟或者唐诗宋词,他们开始关心当今的中国。

2005年,企鹅出版公司买下了《狼图腾》的英文版权。书中贯穿始终的草原背景成为一种神秘的中国符号,其涉及的环境话题也使企鹅公司以高版税拍板,并利用自己的“全球出版网”保证了《狼图腾》的英语世界范围发行。

就如《狼图腾》一样,中国元素像谜一样吸引着国外出版商。国内未饱和且有待成熟的市场使他们纷至沓来。企鹅公司北京办事处总经理周海伦对中国市场很有信心。4年后的今天,《狼图腾》的英文版权仍在带给企鹅丰厚的回报。

在金融危机下,国外出版商在本国市场大幅精简,转而对中国市场投以关注。企鹅公司也将继续每年介绍几十种英文原著进入中国。在国内,各个版本的国外译作一直在不停地出版与再版。忠实的“鹅毛”们在企鹅网站上用英语互动,线下以英文名呼朋引伴。

传统文化一度式微,其间古典作品被“炒冷饭”般地输往国外。不过,国人对国学的继承没有真正断裂。2006年,《于丹〈论语〉心得》刚一出版,就一路走俏,并在之后的三年里签下了国际版权30种。于是有关官员表示,国外出版各种形式的进入可以促进版权贸易和合作的频繁,国内的出版也将得到更多的机会。

国内作家已经开始注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莫言、苏童等作家也不失时机地推销自己的作品。同时80后玄幻小说作家那多表示,他正与西班牙等地出版社谈及自己的新书,希望进入国外市场。在他背后,国内的原创力量正在蓬勃地发展着。网上很高的更新率、作品的高版税可以确保。但是,他们同样希望在出版市场上走得更远。

磨铁图书的版权输出指向东南亚市场;安妮宝贝的《莲花》进入了“图书走出去”的推荐书目;韩寒的作品近日被一家日本媒体转载。

近几年,青年作家有了一批青春读者,并形成了自己对当下青年的解读和视角。王会鹏表示,他们的作品还不能上升到纯文学高度,也还存在着对西方的模仿。

那多也表示,国内的玄幻小说与西方相比就选题、取材及语言来说都逊一筹。如果要像西方的《哈利波特》、《暮光之城》一样给读者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形象,青春作家要做更多的准备。

可见在内容上,仍是西方在做主流上的探讨。面对日韩各成格局的态势,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产业,对创造性应甚为迫切。

在日韩风的裹挟下,日韩畅销书作家也长驱直入。日韩流兴起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为了给韩国的文化造势,韩国多年前给本国文化局提出鼓励和支撑。在出版产业之外,韩国在影视和时尚业有意识地输出着文化产品。这种政府的“有意识”影响深远,韩国文化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象,既摆脱了对日本的模仿,也不同于欧美。

黄雅莉也说得很直接,国内的出版商应该先做好内容,自然有人来买账。

图书里的“游戏规则”

在刚闭幕的16届北京图博会上,接力出版社的《猫眼小子包达达》韩文版权卖到韩国,在幼儿图书方面耕耘多年后又向国际市场接近了一步。之前安徽美术出版社的原创新漫画《三国演义》日文版权卖给了日本株式会社学习研究社,并将作为教材进驻日本中小学校的课堂、图书馆。但是几家出版社的单打独斗不能使中国图书就此打入国外的主流市场。

在文化的隔阂之外,国内出版一直在输出国贸易的壁垒外打擦边球。胡开敏表示,不管是哪种门类的出版,在进入国外的主发行渠道前,都难免遇上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将遇到发行渠道的瓶颈。因为拿不到国外的书号,对方的发行系统是对其封闭的。只有搭上当地的出版社合作,内容经其审核并许可,经由对方运作,才能进入每年的秋季全国征订。因此面对国外的贸易壁垒,使对方认可你的出版社和选题内容,是打进市场的唯一可能。

但同时,这种各国对自己的贸易保护,是将一直存在的。这会使一些出版社吃了闭门羹。而正经历的改制阵痛,使它们疲于应对,一家出版公司的负责人对此十分感慨。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三杰表示,国家对图书出口及版权输出的扶持力度需要加强。他认为,最紧迫的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和财政部会商,出台一套配套政策,特别从资金上解决出版社的后顾之忧。

国外出版的资本运作及市场则比国内成熟。很多大型的出版企业,不仅国际经济依存度高,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生产和销售,竞争能力也很强。相比之下,中国出版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经济实力不强,出版物流通不畅。

一些出版社陆续地设立了专门的对外合作室或版权部,负责版权审核;更多的出版社则无暇他顾,专心为每年1000多亿元的国内发行市场奔走。

另外国内出版社比较分散。拿医药行业来说,就有中医中药出版社、地方医药科技出版社等多家。在选题及内容上,重复罗列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时候是你抄我我抄你,对方就不买了。因此,组建中国出版的航母似乎是大势所趋。

今年1月,中图(集团)总公司与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进行了战略重组。通过关联业务的优化整合,使出版物进出口和品牌资源得到集中。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则经过了从股份制改造、公司到集团化、再到编辑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改制。2000年,辽宁出版集团成立运营。6年后,重组改制成立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今年1月,更名为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据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将在2010年前分两批完成转制工作。张三杰表示,出版重组有利于出版社做大做强,统一探讨业务、选题。而且出版集团是按照地域划分的,可以集中资金“一致对外”。王会鹏也看好改制的成果,因为改制后对选题的灵活操作及敏锐的市场嗅觉可以助力图书的“走出去”。

可见,国家的扶持、出版业的联合都将为图书“走出去”构建一个理想而切合实际的平台。可真正的“走出去”更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