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家的图像符号及其意义

胡震：作为一位艺术家，你同时兼具法国，美国和伊朗国籍，多重文化背景的利弊何在?

马大维：因为我出生于墨西哥，甚至我还可以拿到墨西哥护照。然而，多一本护照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坦率地说，无家可归的感觉，或者如你所说的多重文化背景，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一种不利因素。

胡震：你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

马大维：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你说的这个问题。也许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然而遗憾的是，在美术领域，我们仍然倾向于某种“村落意识”——艺术活动，双年展。美学、艺术批评以及其它艺术行为，通常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或者围绕一个群体、一场运动或某个地方引发的主题和身份特征。我既不属于任何群体，也不参与任何运动，更不属于某个地域。我是个无家可归，四海为家的人。

胡震：真的没有什么优势吗?

马大维：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优势在于，就创作的深度和涉及的语境而言，在美学。哲学和语言方面，我比大多数人更具优势。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我有更为开阔的视野，能对全球背景下艺术思潮的变化和影响作出自己的估判。

尽管当今国际艺术市场更趋向地方性，然而，令人鼓舞的是，有些艺术家正在像我一样，努力超越国籍的影响，摆脱各种艺术群体和艺术运动信条的束缚。许多人认为，做一名全球文化的流放者非常浪漫。事实上，浪漫主义运动在所谓“民族精神”(VoI kskunst)这一概念的影响下，将“身份政治”(Identlty politics)引进了艺术。这真是一种荒唐而且危险的观点。当然，这要另当别论。在我的生活中，我很少遇到自己感觉无处为家的人。

胡震：对于艺术家来说，要想真正意义上超越国籍、超越群体和艺术运动信条，其实非常困难。令我感到好奇的是，在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之后，你是怎样以与众不同的创作区别于其他艺术家的?

马大维：一开始，我对自己所画的东西想得更多。我发现，在艺术院校学习时，自己被灌输了很多毫无意义的历史和美学知识。渐渐地，我在不断积累中有了自己对艺术的评判标准。我什么都读，什么都看，我不断地询问自己，对自己的生命和创作而言，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最终，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现代主义绘画和后现代主义绘画让我觉得索然无味，也就是说，我对“为绘画而绘画”(Dainting about paintlng)，或者将绘画作为自我疗伤的工具不感兴趣。同样，我也并不认为视觉规律是个深奥的主题，例如，我对色彩本身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假如一个作家谈论自己的作品时，主要说的是虚拟语气和分号的话，那是非常古怪且愚蠢的。

总而言之，我不想在自己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回首往事，才发现自己一生只是画了一些平庸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够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作品——至少对我来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提到，找到对于我，对于我的作品来说，真正重要的，而不是被当成重要的东西，这点很关键。“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art'ssake)是个非常美好且浪漫的说法，然而，从本质来说，这种说法毫无意义。艺术是为人民的——当然，这并不是指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随处可见的招贴海报。

胡震：在与艺术史家茱莉亚翰图(Juila Hountou)的对话中，你曾提到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历的一次危机，当时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那次经历是你生命中的一次转折吗，这次特殊的经历是否影响到你对艺术的看法，以及对创作题材，技法，构图，乃至造型特征的选择?

马大维：我问自己，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以及就绘画本身而言，我到底喜欢什么?这些问题既关乎美学又涉及个人的行为规范。当你从实际的角度思考时，倾其一生于绘画显得异常荒谬。无论如何，我都会回顾、审视自己的旧作，寻找那些对我仍然有意义的东西。我开始扩充我的图像符号，后来，为了巩固我的绘画基础，我选择复制古典绘画，并且在复制的基础上进行变体，对我来说，这种做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约在2005年至2007年，我在画布上完成了一系列尺寸巨大的素描作品，以表现我关心的那些主题。我并不认为这种探索和质疑是一个转折点，它们更像是一次心灵的净化。此外，对于任何画家来说，技法和视觉语言都非常重要，它们决定了你可以画什么，不能画什么。有些东西只能用绘画来表达，有些则更适合采用其他媒介，例如电影、文学、舞蹈等等。

胡震：每种媒介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循着先辈开创的现代主义足迹，运用不同的媒介和材料去创作出跨媒介的作品，您认为这是一种理解和表达外部世界和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更好方式吗?

马大维：对你所说的“跨媒介创作总体而言是一种更好的沟通方式”，我并不十分确定。有时候，混合多种媒介，往往只意味着其局限性的增加，而不能使任何东西变得清晰。试想一下，我们用多于一种语言去讲述一个故事，这仅仅因为我们相信运用多种语言能更好地与人交流。语言是公开的，而非私密的。私密的语言完全是一种矛盾，而这有时候也成为问题的所在：由于你渴望表达自身的感受，所以你用了一种非常个人的语言，同时你也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媒介，结果是，你完成的这种所谓的艺术最后演变成了一种公开的治疗。在我看来，这并不好。当然也存在例外，一如Rauschenberg笔下的杰作。

在这里，让我告诉你一件有关沟通的轶事，并以此作结。我能说五种语言，如果把说得不太流利的加泰罗尼亚语也算在内，是六种。多年以前，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妇人，她既不会阅读也不会书写，有一天她对我说：“(你能说六种语言，)但同时你也知道，六种语言里你也有不能说的话，这应该是挺让人伤感，让人觉得奇怪的事吧。”

胡震：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时，那些精心描绘的栏杆、柱子，破裂的太阳镜、鞋子，鸽子和贝壳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图像经常出现在你的作品中，对你而言，它们意味着什么?

马大维：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我创造了一种属于个人的视觉符号。那些柱子可以追溯到我在纽约的日子，它们仅仅只是界定范围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开始生活的地方，一个潜在的家。这些象征性的符号与我20世纪七十年代初住在纽约时的心态密切相关。

破裂的太阳镜是思考所看到的事物与观察到的世界的一种方式，当你暴露在阳光下、或者当你看到的事物过于刺眼、太强烈的时候，你就会戴上太阳镜——尽管你会因此而看得不够清晰。然而，有时候，即使戴上太阳镜也毫无作用，一些形象过分尖锐强烈，它

们甚至会打破你的保护镜，将你眼前的保护膜撕裂，使你看到事物真实的状态。

在我穷困潦倒、无处为家的时候，鞋子就像我的家。不管怎样，至少我还有我的鞋子，它们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但却保护着我、承受了我的重量，使我远离冰冷的路面。它们甚至都不是皮质的，只是布料制作的鞋。

在一些作品中，鹰成为画面的重要元素。鹰比鸽子更具威胁性、更专注。在20世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描绘鸟类，它们体型巨大，显得极为抽象，甚至面目全非，丑陋不堪。后来，这些鹰变得真实，而且，至少对我来说，它们象征着死亡。最近，我画鸽子。对我来说，总体而言，鸽子更具有乐观积极和充满希望的象征。

胡震：那些圆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喜欢圆形构图?

马大维：这些圆圈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们是一种构图手段，一种视觉元素，它们使画面集中，将画中各种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有的出现在圆圈里面，而有些却在圆圈外面，眼睛的焦距便不断地游离于这些边界之间。其次——也许这点更为重要，这些圆圈也是一种象征和一种形象，至少从哲学的层面来讲，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同时，圆圈使观众想到了自己眼睛的瞳孔，如此一来，一只眼正在注视着另一只眼。

胡震：你的一些画作看起来很像拼贴画。这是否暗合了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所说的“现代艺术的历史就是拼贴的历史”这一观点吗?

马大维：我的创作与拼贴并没有多大关系，倒是和作品的实用性有些关联。

对于赫斯特，他的这句话非常适合他。在我看来，现代绘画的历史是在有意回避意义，是阐释面临崩溃。

我第一次开始在远离居住地的画廊展出作品时，不管谁付钱，运输画作都是价格昂贵，而且会出各种问题。因此我打算，将我所有的画卷起来，也就是，你可以把它们卷起来塞进一个画面中以便船运。这意味着这些画作必须是没有其它材料(否则在卷起来的时候它们会开裂)、没有涂厚厚的颜料，等等。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是纯粹的绘画，而不是拼贴的图像。我用错视画的方式作画和画部分形象，也用伪厚涂法和伪材料。这种画作不上框，使我不仅把画布当作表面来处理，也把它作为一个皮肤或灵活的布局来处理。

胡震：去年在巴黎，我们曾就巴黎的当代艺术进行过交流。记得在和伦敦比较时，你说巴黎的当代艺术完蛋了!为什么?

马大维：巴黎的当代艺术很不景气。但还不至于走到完蛋的地步。如果我这样说过，那可能是在夸大其辞吧。不过这样夸张的说法一点都不过分。你要理解的是，法国政府对文化生活的介入太深。就国家财政收入的分配而言，购买艺术的行为没有得到丝毫的鼓励。艺术市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波澜不兴。

安德烈·马尔罗(AndreMalraux 1901～1976)创设了法国文化部，那是因为，尽管摄影、印象派、立体主义等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运动都产生在法国，但法国人却让它们擦肩而过。最好的作品都被外国人买走。这是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创设法国文化部的真正原因，也由此促成了文化部对前卫艺术和创造性人才的“管理”。这种想法本身就很愚蠢，而且互相矛盾。结果是，政府部门的文化官员们管理着庞大的资金预算，它们一心想着不要错过下一次重大事件，对所有的前卫艺术都予以特别关注，而不是仅仅是努力发现和支持好的艺术创作。如今的法国不过是顶着前卫艺术的旧帽子而已，前卫艺术在法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法国人热爱艺术理论，通常是谈得越多越好。在我看来，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使人想要保持沉默。艺术理论无法造就良好的艺术市场，只能印制成书籍，而且，确切地说，还不是令人激动地惊险读物。

在英国，政府总体上对艺术的介入较少。人们购买绘画和雕塑作品，因为他们喜欢拥有这些作品，喜欢与它们朝夕相伴，喜欢对作品的未来进行投资，这都是让人觉得不错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