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世纪文白之争的几次高潮及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王珍源　莫书武

文言文是用文言写成的文学作品,文言文在我国文学遗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一直拥有崇高的垄断地位。白话文是白话写成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至此以后,白话文成为了文言文的死对头,上世纪初的“文白之争”曾经轰动一时,至此以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地位争论在语文教育领域经历了几次争论的高潮,而这几次文白之争对我国语文教育影响巨大。

一、白话文运动领起语文教育领域文白之争的第一次高潮

第一次语文教育领域的文白之争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一段时间,在白话文运动中发生的文白之争,在教育领域也成为争论的热点之一,在语文教育里到底怎么样看待文言文和白话文问题,成为文白之争的主题,1916年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1919年3月,在国语研究会基础上成立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为了教育部的一个附属机关,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提出改编小学课本, 议案主要内容是小学各科课本改用文言文为白话文。其中,在1917年10月,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了《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并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在各个社会机构和民间民意的呼吁下,教育部在1920年发布决议案,宣布改文言为语体文,文言文教材分期作废,对于这个影响结果,正如胡适说的:“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但是,部分知识分子对传统蒙学的价值依然坚持,提倡儿童读“经”“子”, 1920年,浙江省教育会提出了一个国民小学以上各学校每星期读“经”“子”的提案。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以14票对12票的多数通过审查。为此,陈望道、玄庐等联名发表了《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书》,对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怒加痛斥,并郑重声明:“我们只有希望审查会打消;不然,再希望不赞成本案的退出这种联合机关;再不然,我们只有直接唤起全国人民不承认你们是一个有益于儿童的教育机关。”这次“读经运动”在新派势力激烈的反对下夭折。

在中学教学中是否采用文言文,如何采用文言文,是当时学术争论的问题,穆济波等主张文言、白话分教,初中教白话,选修文言,高中教文言,选修白话;有人主张初中完全不采用文言文;朱自清则认为:“文言有时代的价值的”,“现在的书报许多还是文言的”,“白话的词类、兼词、成语等甚是贫乏,势不得不借材于文言;阅读些文言,于了解别人文字与自己作文都有帮助”。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的《暂行标准》。标准确定了文白兼教,规定初中各年级文白比例递次为:3/7,4/6,5/5。关于文言写作,在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养成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至此,在官方文件的规定下,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地位之争论得到了缓和。

第一次文白之争对语文教育影响巨大,白话文最终打破文言文一统语文教育的局面,至此后,语体文即白话文成为教育教学的语言,教材也改用白话文,白话文打破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几千年的垄断地位。

二、“抢救国文”的呼吁引起的语文教育领域文白之争的第二次高潮

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中学生国文水平低下,从而引发了“拯救国文”的讨论,后来由开始的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归结到文言文教学问题,文言和白话的界定,文言文教学目的和教材编制问题。这就是语文教育领域的第二次文白争论,这次文白之争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在当时,国文科教材中要不要选文言文或要不要选白话文,都已经不成问题;初高中国文教材文言、白话两种语体的选文比例,在当时教育部的课程标准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规定,这次争论,主要是如何确定文言、白话的界限,教文言文的目的及选文程度应该怎样,文言文、白话文两种教材如何编辑组合等等。文言与白话,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含义近似又不完全相同的名称,有国文、古文、国学、古语、死语等与文言相近的名称,有国语、今文、语体、口语、活语等与白话相近的名称。而要讨论语文教育中的文、白问题,首先要界定文言和白话的界限。1944年,吕叔湘发文《文言和白话》,论文最后的结论说:“由此,我们可以给文言和白话试着定一个界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文;其中有在唐以前可称为语体文的,也有含有近代以至现代还通用的成分的,但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它的地位。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比较早的白话也许需要一点特殊的学习;文言是现代人必须用视觉去了解的。”这个界定,可以说得到大多数认可。文言和白话有了界定,学文言的目的是什么呢?朱自清主张从文言文学习中学习文化,朱自清还专门为学习文言文写了本《经典常谈》,序言中写到:“在中等以上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解读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朱自清提到了读经运动,“大家认为是开倒车”被废了,但“经典训练不能废止”,希望青年读了《经典常谈》后,去读古书,读经典,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叶圣陶也认为应该通过学文言文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叶圣陶强调,让中学生学文言文,必须选材得当,难易得当。认为应该选经典,选浅易的文言文来学习,从而逐渐深入。

这第二次争论对语文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确立了文言与白话的界定问题,其次,确立了文言文学习的目的,文言文选文的量与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加速了语文教育科学化和文言文与白话文教学的科学化,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三、当代国学热、古诗文诵读工程、文言复兴论引出的语文教育领域的第三次文白之争

继上世纪40年代第二次文白之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后,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争论重新复出,这与近半个世纪的文化思想进程密切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政治化的语文教育,文言文被排斥在主流思想之外。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进入转型期。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但是精神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们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空虚,普遍缺乏信仰,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发出了呐喊和呼吁:社会出现了“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一系列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教育危机和文化危机,促使前进的中国人寻求解决的方法。知识分子在反思中转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希望从中寻求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于是有了国学热、文言复兴论、古诗文诵读工程等事件。在这些事件里发生,发热,发展起来文白之争,就是新的一轮文白之争。这次文白之争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呼应它发生的背景,解决这些问题成为语文教育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目的。

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国学研究》集刊。有媒体盛赞北大注重国学研究的举措。在经济日渐开放、原先的思想教育方式不太奏效的时下,新的时代急于寻找大众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语言,国学热从这里热了起来,学风开始发生转变,人们追崇钱钟书等一大批国学大师,出版的古籍及白话翻译本不断畅销,形成一股国学风。虽然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赞颂,但不少具体结论则在当前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在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语言层面的地位。有关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持续讨论一直不断,后来有了毕耕先生“文言复兴论”。毕耕先生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上世纪的“白话文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打破白话垄断,实现语体多元”,认为“在目前文学创作充满混乱与浮躁的低谷阶段,大力倡导复兴文言写作,对于丰富当代文学的语言形式,促进文学的多元化发展,重整文坛雄风,活跃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毕耕先生的观点是在情在理的,文言文在文学领域的复兴完全有必要,正如先生所说,“重整文坛雄风,活跃文学创作”。但是在教育领域文言文写作的要求,学生要学的东西多,文言文写作难度太大,也许不要求,不反对依然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文章给我们的启示是重新认识到文言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读经运动曾经被“大家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而被禁止,朱自清曾经还说过,“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上世纪90年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读经运动改头换面又来了,成了“古诗文诵读工程”。古诗文诵读工程是在上世纪末素质教育背景下出来的,人们反省中国的教育制度,重新评价了传统蒙学的功过得失,于是,儿童诵读经典被人们重新提出来。这些引发了一系列较大争论,批评者给这些安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大名,赞同者给其加上了“素质教育课本”的美号。其中青年作家摩罗是教育领域的一个反文言的激进分子,2001年,他发文《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认为:“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工具效应”,为了避免“浪费孩子的青春和民族的智力投入”,不如干脆放弃文言文教学。摩罗先生的观点可能过于极端。但是事件给我们新的启示是重新认识到经典训练的人文价值、教育方法和教育意义。

这第三次文白之争是在人文主义精神的背景下发生的,不管争论的结果,总的来说这次文白之争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文学、文化、人文教育在争论中提出来并得到重视,新课程改革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争论的影响就是:文言文教育对人们的人文精神的影响得到重视,文言文教育是对学生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文学的熏陶,文言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美育价值。新的课程标准更明确地表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人文性”首次出现在课程标准,人文性在语文教育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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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适.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5]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6]熊焰.论现代文言文的生存机制[J].学术研究,2007,(5).

(王珍源 莫书武 重庆 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