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裁伪体亲风雅　转益多师是汝师

陈　强

杜甫被称作中国诗歌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诗人。元稹谓之:“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他的诗作茹古涵今,律切精深,继承了中国古诗各种体裁风格,且为后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屈原是被称作中国古代文学泉源的楚辞的创立者,他的创作思想泽被后世,成为历代文人宝贵的精神遗产。而杜甫的诗作风格、忧国忧民的精神及叙事方式等方面处处流露出楚骚的痕迹,李纲《杜子美》一诗评价杜诗:“风骚列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清人仇兆鳌作《杜诗详注》时也多次引用《楚辞》来注释杜诗,足证楚骚对杜甫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由此我们看到,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兼收并蓄的精神,尤其是对屈原创作精神与手法的继承与发展更体现出了他“转益多师”的承继观念。

一、忠君恋阙、忧国忧民的政治理想的袭承

在政治经历上,屈原和杜甫都生于社会的兴盛时期,也都经历了动乱和衰落,而这动乱和衰落的原因又都与君王昏聩、小人当道分不开。但二人均以救世济民,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着相同的政治抱负。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和楚顷襄王三朝。怀王前期楚国政治开明,国力强大,屈原深得怀王信任, 故而产生了“美政”的治国理想,他在《离骚》中称颂禹汤文武三代圣君的清明政治,褒扬“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的圣贤。“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更体现了他的忠君思想。想成为怀王的领路人,希望怀王成为具有崇高德行的君主。可后期的楚国朝政昏聩,自己遭遇“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命运,在《离骚》中屈原表达了对昏聩君主的满腔怨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对奸佞当道、壮志难酬的痛心、忧国忧民甚至无怨无悔付出性命的决心。

杜甫在盛极而衰的唐代一生也经历了玄宗、肃宗和代宗三位君王。他自比古贤臣稷与契,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并鞭策自己,“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死为辰星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休”(《可叹》)他也把实现尧舜之治的理想寄托在当朝君王身上,是以苏东坡评价杜甫“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可玄宗后期骄奢淫逸,大权旁落,到肃宗、代宗时期,动荡和战乱之中的政权致使杜甫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怀着忧国忧民莫大的悲痛,赍志而殁。

颠沛流离的杜甫在他的漂泊生涯中深深体会到了楚大夫当时的境遇,发出“遥怜湘水魂”(《建都十二韵》),“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送覃二判官》)的感叹,心灵的共振,思想的共鸣一脉相承,成就了这千年的知音。

二、幽深郁结、清苦茕独的诗作风格的缵承

屈原的《九章·惜诵》中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人格理想是以耿介正直、高尚纯洁为目标。但当时的统治集团处处充斥着政治腐败,“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斤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楚辞·卜居》)后期的楚国黑暗政治,对屈原而言,即是理想在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压迫之下趋于毁灭,而由此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成就了屈原“发愤抒情”的思想核心。

杜甫则深受这“犹发愤懑……以讽谏君也”(王逸《楚辞章句》)的创作思想的影响,步尘屈原。国家的灾难,人民的苦难在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北征》、“三吏”、“三别”等作品都有所体现,诗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和对家国人民的深深忧患,把个人的感情融入对民生对国家存亡的关注中,沉厚博大,使诗人情感的抒发更加深沉,他的沉郁顿挫是对屈原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叙自京赴奉先县道中见闻,而致感慨于国奢民困,感情激切,先表达自己的稷、契情怀,后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民本情怀,再有“独耻事干谒”的正直情怀,最后写理想破灭的悲痛心结,正合《离骚》以情感发展记叙生平的行文顺序。

三、浪漫无羁、神灵仙境的想象手法的踵承

杜甫奇特丰富的想象,瑰丽诡谲的辞采格调,与屈原一脉相承。屈原的创作中,通过奇谲瑰丽的象征体系,达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他的《远游》中有:“祝融戒而还衡兮,腾遣鸾鸟迎宓妃。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缪虬而逶蛇。”杜甫《渼陂行》中瑰丽的仙境:“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枝翠叶光有无。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与屈原描绘的神灵仙界惊人的相似。

杜甫其他的作品中的“羲和”、“虞舜”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湘娥”、“山鬼”(《祠南夕望》),“击鼓冯夷”(《玉台观二首》之一),“苍梧帝子”(《过南岳入洞庭湖》)等形象都是屈原作品中的神话人物,甫将之借用,这是楚辞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杜甫的诗中也提到对屈原的继承:“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戏为六绝句》之五)“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其一)“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陈拾遗故宅》) 另外,杜甫的诗中有很多句子是从屈原赋里的句子演化而来的,如“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与“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无边落木萧萧下”(《登高》)与“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等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其中的承继关系。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继承。”杜甫的诗作是一种强大生命力的磅礴激荡,诗人的爱国忧民是一种灼热激愤的情感,他的创作中蕴涵了诸多楚骚传统的因子。从屈原到杜甫,从《离骚》到“诗史”,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诗歌艺术发展一脉相承的内在规律,杜甫则是继承和发展这种民族诗歌艺术精神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杨仲义.诗骚新识[M].学苑出版社,1999.

[2](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M]. 中华书局,

1979.(编辑/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