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背后的政治诉求解读

杨建宏

摘要：北宋前期礼制的政治诉求是从文化传统上确立赵宋王朝的合法性。中期礼制核心则在于从制度上防范女主专权，并确立一代政权的规范典则。后期的礼制则在于贯彻神宗以来的政治改革路线，同时规范失范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北宋：礼制：政治诉求

中图分类号：G1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1-0103-04

北宋王朝是经过唐末五代社会长期动乱之后建立的统一国家，为了走出社会长期动乱的怪圈，避免重蹈后周式的政治悲剧。宋王朝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朱熹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自胜如唐人。”从《宋史·礼制》的记载来看，北宋王朝先后制定了《开宝通礼》、《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庆历祀仪》、《太常因革礼》、《续太常因革礼》、《五礼新仪》。本文拟把北宋王朝的礼书制作分作三个阶段，力求探讨北宋王朝礼书制作演变过程与其政治诉求之关系，希望能对宋代礼制研究所有补益。

一

北宋前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礼制建设。太祖建隆元年春陈桥兵变之当月，即“追尊高、曾、祖、祢四代号谥，崇建庙室。”“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袷，以孟冬；五年一稀。以孟夏。”融确定宋王朝的宗庙之制。建隆二年(961)至建隆三年修订并颁布《南郊行礼图》和《从祀星辰图》，建隆三年十一月举行首次南郊合祭天地大典。至开宝中又制定全国礼典——《开宝通礼》二百卷和《通礼义纂》一百卷。虽然太宗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完成北宋政权的统一，但是太宗对礼制的建设仍然十分关心，《宋史，礼志》云“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真宗景德以后，宋与辽、西夏相继和好，外患已去，国内经济已开始复苏，民族矛盾与国内矛盾相对缓和。大规模完善礼制建设时机更加成熟，“上既罢兵，垂意典礼”。因此，真宗时代礼制建设成就十分突出。这首先表现为补充完善北宋王朝典礼仪制。据史料考证真宗完善了宋辽使节往来之礼、祭祀诸神之礼、大臣安葬之礼。此外，真宗还“复先蚕之祀”、颁布阁门仪制。真宗还规定地方州县祭社稷。释奠礼。其次是编修《礼志》。详细记录整理自宋代开国以来的“礼文损益沿革制作之事及论议评定文字”，以供后世参考检索。再次是造神与封禅。真宗为了进一步加强赵氏天下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加封道教人物赵玄朗为保生真君，并不断从《道藏》中发掘赵姓神仙人物，列其事于景灵官。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赵玄朗的形象，为此真宗修编了有关赵玄郎的事迹之书——《圣祖天源录》五卷、《先天记》十二卷，后增补为三十二卷，并亲自为本书作序。在此基础上，真宗又制作以赵玄郎为先祖的皇室玉牒《仙源积庆图》，并向京师及各地名山大川颁赐“圣祖牌”。真宗在造神的同时，接受“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的文化传统，又举行了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的礼仪活动。真宗的上述礼制活动，既是对宋代礼制的演习与实践，同时也是继承太祖以来确立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北宋初期统治者汲汲于礼书制作与礼制活动，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礼制建设确立“中心”意识，确立“王权”意识，进而从思想文化认同的意义上完成国家的统一。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意识的确立对于宋王朝走出五代循环动乱，天下汹汹的怪局。进而实现天下治平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有意义的。因此。北宋中晚期蔡襄说的好。“宋兴五十余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结好之后，遂至无事，朝廷礼文，罔不修举。”这个评论谈到太祖、太宗以兵威助治。然后论及真宗时期礼制的修举，其中心无非一个关键词——“治”，显然制礼的政治诉求就在于求治平，在于走出五代的动乱政治怪圈。

二

宋仁宗至宋哲宗时期，北宋王朝进入统治的中期。这一时期既是宋王朝政治经济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不断孕育与激化的时期，为了规避危机，持续发展，宋王朝此间制定了几部较有影响的礼书著作。其中，宋仁宗亲政前后，先后修订了《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庆历祀仪》；《太常因革礼》诸礼书。兹将这些礼书背后后的政治诉求略述如次：

(1)仁宗亲政前的《礼阁新编》

宋真宗中后期，致力“神道设教”，举行了排场考究的封泰山、禅梁父、祀汾阴后土寺、封五岳帝号、尊赵氏圣祖赵玄朗为帝等等礼仪活动，同时又建造规模仅次于太庙的景灵宫；建立道教官观玉清昭应宫，供奉玉皇大帝和圣祖神像。对此活动，后人以为是“一国之君如病狂”。但是真宗死后。曾经的当事人，后来的垂帘听政者刘太后对真宗的礼仪活动却是从内心里坚决予以支持的，此点从其坚持重修为雷火所毁的“玉清昭应宫”可以得到明证。

不过，应该看到对于真宗的礼制活动。朝中大臣持异议者却是不少的。龙图阁待特制孙爽就表示了对天书的怀疑，声称“天何言哉!岂有天书!”真宗西祀汾阴时，孙爽更上书警告真宗“不念民疲，不恤边患，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饥民无黄巢?”名臣张咏也多次指名抨击主持礼仪活动的王钦若、丁谓等，表示要杀之以谢天下。当时策划各项礼仪活动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琏等被人们目为“五鬼”。

真宗在世时，鉴于王权的独断，双方的矛盾得以控制，但真宗死后，女主刘太后及其支持者继续坚持原有政策势必引起反对派大臣的更大异议。因之，如何平息政争，达成共识。成为女主刘太后执政时的一项基本任务。

为此，刘太后罢除了一些真宗时期劳民伤财的节日庆典。同时，她支持并完成了《礼阁新编》的编撰。其实本书的编写早在真宗天禧(1017-102)间即由同判太常礼院陈宽开始进行。但是至真宗驾崩时未能完成。刘太后专权时，不遗余力，经过五年的努力，于天圣五年(1027)修成《礼阁新编》六十卷，涵括了上至太祖建隆(9601下迄真宗乾兴1022)的全部国家有关礼制诏令。显然，刘太后在位期间，几乎把朝廷有争议的真宗朝制礼活动与太祖、太宗置于一体，勒成一书，其政治诉求是在于肯定乃夫真宗的制礼活动，同时也是借“非圣贤不制礼”的传统，来确立自己女主的权威地位。

(2)景祐庆历年间的《太常新礼》与《庆历祀仪》

明道元年(1032)刘太后病逝，此时已经24岁的仁宗终于摆脱母后的控制，实际执掌了政权，在长达十年的非亲母后的高压下，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因此，从制度上防范母后干政，成为他的首要工作。于是，景祐四年至庆历四年间，仁宗着手完成了40卷本的《太常新礼》与60卷本的《庆历祀仪》之编写。

根据王应麟《玉海》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太常新礼》与《庆历祀仪》两本礼书始修于仁宗亲政后第四年(景祜四年，1037)，提出修订者是吴育。吴育在奏章中称。宋代礼院的礼文故事。“未经刊修”。事实上，天圣五年新修的《礼阁新编》已把太祖建隆至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的礼制文献进行过整编，此所谓“未经刊修”

则无疑是指从仁宗即位的天圣元年(10231至景事占四年(1037)14年之间的礼制文书。考之《宋史》此十四年之中有十一年是刘后专权，所以景祐四年提出重修礼书，其实质就是对刘后专权时所定的礼制进行编修整理，以便从制度上对女主专权进行限制。

那么，刘后专权的十一年里，究竟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礼制活动呢?这些礼制活动对宋代政权的建设与稳定有无影响呢?

我们不妨看两个例子，一个是天圣五年正月贺正旦的礼仪。《长编》卷105记录其仪式为五个部分：一、朝廷百官及外国使节黎明列于会庆殿。二、皇太后就廉内座，皇帝著鞯袍于廉内再拜皇太后，并向皇太后献酒，再拜。太后答拜。礼毕，皇帝归位。三、百官再拜后，太尉领衔于廉外拜。毕。再献酒。太后答拜。四、太尉与百官行酒三巡互贺。五、皇帝服天子服，于天安殿受百官贺。

在这个仪式进行过程中。天子及百官先是在会庆殿朝拜皇太后，且天子还不得著天子服。拜完太后之后，天子才著天子服，于天安殿受百官贺。显然如此礼仪的背后暗示着皇太后第一。皇帝第二，它向群臣传达出当今天下权力中心在皇太后而不在皇帝的信息!

另一个是耕籍田礼及谒太庙仪注。《长编》卷110记。录刘后专权时在讨论耕籍田礼与谒太庙仪中，皇太后始终坚持以“天子之礼”进行两项仪式，“始，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参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为对，失太后旨。辅臣皆依违不决，薛奎独争曰：‘太后必御此见祖宗，若何而拜?固执不可。虽终不纳，犹少杀其礼焉。”在这个案例中，太后坚持服天子服参与耕籍田仪式和谒太庙，虽然遭至百官的强烈反对，但太后“终不纳”，只是稍稍作了一点变通。可见，在刘太后专权时期。朝廷对于女主的礼仪约束还存在着一些制度上的缺失，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皇帝权威的神圣性与不可替代性，深受其害的仁宗在亲政后必需彻底地从制度上反思权力的保障机制。因之，重新修订宋代礼仪也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故吴育在景祐四年向仁宗提出“约古今制度”，“参定成一代之法”，修订新的礼书后，立即得到仁宗的认可。在仁宗看来，就是要有一个“一代之法”从制度层面限制母后的专权，维系赵家天下的安全稳定。

(3)嘉祐治平间的《太常因革礼》

宋人李清臣说：“开宝已后。三辑礼书，推其要归。嘉祐尤悉。”可见，嘉祐年间欧阳修主持编写，苏洵、姚辟执笔的《太常因革礼》，是北宋仁宗时期最重要的礼书。按《宋史·礼志》的说法，本书体例上以《开宝通礼》为参照，《通礼》所无者以类相从，别为《新礼》，而通礼所有，后废而不从者，也以类相从，谓之为《废礼》，宋代立庙的诸儒议论则别立为《庙议》。本书作者的目的是要纪录宋代嘉事古代以前的礼仪制度沿革变化的历史过程，是一部资料汇编，并无深刻的政治诉求，兹不累述。

(4)神宗创制新礼与对旧礼的继承

北宋熙宁元丰年问。神宗启用改革家王安石对北宋中期以来的社会危机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经过这一次变革，宋代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对于支持变法的神宗来说，需要用“制礼作乐”的方式予以肯定，所以神宗时代制定有宋一代新礼也便提到日程之上。

《宋史·礼志》云：熙宁十年，知谏院黄履认为仁宗庆历以来“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与此同时，陈襄也指出宋朝礼制“大率皆循唐故”，“亦兼用历代之制”。由于宋代礼制是唐礼杂合历代之制，所以在协调两者之关系上，出现了“情文讹舛，多戾于古”旧的矛盾。因此，他也提出创作新的礼仪制度，以适应宋代形势的变化。至于元丰年间曾参与仁宗时《太常因革礼》体例拟定的苏颂也呼吁重修礼制，请求神宗“再命诸儒，讨论国朝以来自《开宝通礼》至近岁详定礼文以及有司仪注沿革，依三礼随类分门，著为《大宋元丰新礼》，付之太常。颁于学官。”

总之，在熙宁、元丰年间，宋代变法时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制礼的呼声。这一呼声偏偏出现于变法进行了十多年之际。正反映出一部分支持改革的官员企图以制礼的形式巩固变法成果的愿望。这种愿望与神宗思想正想吻合。所以他“诏履与礼官讲求以闻”，并在太常寺正式设制礼局以统筹其事。

元丰初，在宋敏求等人的努力下，礼制创作取得了如下成果：《朝会仪注》四十六卷，共分为《阁门仪》、《朝会礼文》、《仪注》、《徽号宝册仪》四门；《祭祀》百九十一卷，分为《祀仪》、《南郊式》、《大礼式》、《郊庙奉祀礼文》、《明堂袷享今式》、《天兴殿仪》、《四孟朝献仪》、《景灵官供奉敕令格式》、《仪礼敕令格式》九门；《祈禳》四十卷，分为《祀赛式》、《斋醮式》日《金篆仪》；《蕃国》七十一卷，分为《大辽令式》、《高丽入贡仪》、《女真排办仪》、《诸蕃进贡令式》；《丧葬》一百六十三卷，分为《葬式》、《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孝赠式》。据《宋史·礼志》这套制度“其损益之制，视前多矣”，实可视为宋代中期的礼制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宋神宗虽然在创制新礼，巩固变法成果上不遗余力，同时，他对宋代礼制的因革变化仍然给予重视。神宗元丰七年九月完成了《续太常因革礼》的编修，本书上续欧阳修《太常因革礼》，把治平至元丰年问的礼仪制度文章进行了总结汇编。

三

宋哲宗时，北宋社会已进入期后期，此时北宋政局动荡。哲宗元祐年间，改革的反对派司马光执政，政治上全面复古，随着内部政治实力的变化，又出现“绍圣”。与内部政治动荡的同时，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进一步尖锐，社会秩序呈现混乱状态。哲宗时大臣朱光廷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无礼而然也。”因此，他强烈要求召集礼臣制作，一代之大典，垂诸象魏，颁诸四海。朱光廷的奏疏在哲宗时代并没有引起宋廷的重视，然而至北宋晚期徽宗朝时。却得到了回应。

这种回应首先是徽宗政和四年，由葛胜仲续欧阳修《太常因革礼》作《续太常因革礼》。其次是宋徽宗大观至政和年间进行了北宋最后一次礼的结集，编订了《政和五礼新仪》。此时，北宋已到了其衰朽残年，按礼制传统应是时逢盛世且圣王在位才能制礼作乐。为什么时逢末世且号称“轻佻”徽宗会热衷于制礼呢?他制礼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首先，宋徽宗在政治上基本执行“崇宁”的路线，以崇尚与继承神宗改革为目标。如前文所言，神宗本人的改革就是包括礼制方面的改革与制作。既然“崇宁”就必然在礼制制作上有所反映。徽宗所作的《五礼新仪·原序》表达了这种思想。“昔在神考，……谓安上治民，别嫌明微，释回增美，莫善于礼。亲降策问，下询承学造庭之士，将因今之材而起之也，命官讨论郊祀之仪，服章之饰，是正讹舛，大勋未集。”他认为乃父神宗有意于以礼安上治民，并着意礼制建设，却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他表示要“仰惟先志，明发不寐，继而承之，罔敢忽怠。”而在《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在昔神考，亲

策多士。命官讨论，父作子述，朕敢忽哉?”

其次，宋徽宗时期，社会政治已经蕴含着深刻的危机，徽宗意图以礼制规范社会行为，以救大厦之将倾。《五礼新仪，徽宗原序》说宋王朝“承五季礼废乐坏，大乱之后，先王之泽竭，士弊于俗，学人溺于末习，忘君臣之分。废父子之亲。失夫妇之道，绝兄弟之好，至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勇威怯，以强陵弱，庶人服侯服，墙壁被文绣。公卿与皂隶同制，倡优下贱，得为后饰，昏冠丧祭，宫室器用。家殊俗异，人自为制，无复纲纪，几年于兹，未之能革。”隐藏在繁荣背后的危机，使得徽宗“以礼乐为急”。

最后，宋徽宗本人是一个酷似李后主似的艺术家，他对书画、图书、音乐、古玩、花石等有独特的爱好，对于艺术之美的追求，与对于礼的追求本来就是相互沟通与渗透的，于是对于艺术的偏好。又刺激着他在礼制方面欲望。《九朝编年备要》说：“大观初，诏置议礼局于尚书省。二年，诏访求古礼器……中丞王黼亦乞颁《宣和殿博古图》，命儒臣考古以正今之失，乃诏改造礼器，自是鼎俎豆笾之属精巧殆与古同。”这里置议礼局——求古礼器——颁《宣和博古图》——改造礼器这一过程，分明表现出制礼与古玩艺术爱好的关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宋徽宗大观政和年间修订了《五礼新仪》凡220卷。

《五礼新仪》既成，即有官员请求在地方上推行。如通判李新曾上书“乞诸州并许公库镂板，仪曹旬以某礼行下属县，置籍抄录，季行检示粉壁及察民间所行之礼过与不及，州委教授，县则有出身官，旦望就学，讲习新仪，监司岁终保明，具奏察其勤弛而加劝惩之。”徽宗采纳了相关建议，并在民间强制推广。规定对不按礼制进行有关礼仪活动者处以刑罚。《宋史·礼志》云：“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强制推广当然导致扰民的现象，《九朝编年备要》卷28称；“初以士民吉凶多用委巷之礼，乃颁新仪。吏奉行甚严。民更苦之。”陆游《家世旧闻》卷下云：颁《五礼新仪》，置礼生，令举行。而民间丧葬婚姻，礼生辄协持之，曰：汝不用《五礼新仪》，我将告汝矣。“必得赂乃已。民庐隘陋，初无堂、寝、陛、户之别，欲行之亦不可得。朝廷悟其非，乃诏以渐施行，其实遂废不行矣。”这样，在民众强烈抗议声中，《五礼新仪》行之不久，即于宣和元年草草收场。

总之，北宋前期礼书制作和礼制活动，主要政治诉求是从精神上确立赵宋王朝合法性。其确立宗庙之制、颁布祭祀天地之制、制定全国大典《开宝通礼》和持续进行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东封西祀之价值指向均以此为目标。而北宋中期礼书制作的政治诉求则在于从制度上防范女主专权，并确立一代政权的规范典则，同时也具有巩固社会全面改革后的成果之政治目的。至于北宋后期的礼书制作，其政治诉求则在于“崇宁”，即贯彻神宗以来的政治改革路线，同时规范失范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