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回乡偶记

河北：农村老人晚景凄凉

李秀平

2009年春节，我在河北省某地农村度过。我欣慰地看到，农民兄弟依法维权的法律意识大大提升，有过打官司或上访经历者比比皆是；我忧虑地发现，大批农村老人晚景凄凉，由于绝望而走上自杀路的大有人在。

一对老兄弟双双自杀

听说我做着与法律有关的职业后，一位偏僻山村的前村干部骑自行车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我的面前。他和一批村民的林地权益、周围老人的绝境和自己并不乐观的晚景，化作了他的满面愁容和声声叹息。

从他的口中，我得知，哥哥悬梁，弟弟投河，竟然是一对老兄弟的人生归宿。

几年前，老兄弟中的哥哥，为自己和老伴向儿子讨要一年100元的“油盐钱”未果，被迫把儿子告到了法院。拿到胜诉判决后，老人笑着对一个老哥们说：“我让他给100块，他不给，法院判给我200块。”靠每年那200元苦熬了几年后，老人的老伴离开人世。

痛失伴侣不久，老人悬梁自尽。老人悬梁的地点，令每个提及此事的人都唏嘘不已。

在一个清晨，老人拿着一根绳索，一头套在儿子家的大门门梁上，另一头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老人悬梁自尽不久，人们在当地的河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不是别人，正是悬梁老人的亲弟弟。

在我核实老人弟弟的死因时，当地人都言之凿凿地说，“和他哥哥一样，儿女不孝!”

可悲的是，两位老兄弟的命运，在当地农村绝非个例。据了解，近年来，当地每个村庄几乎都有陷入绝境自杀的老人。他们自杀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悬梁、喝卤水。

据了解，当地政府也为贫困人口设立了最低生活保障金，数额为每人每年300元。但是，这笔本不算多的钱，由于种种原因并非全部到了最困难人群的手里，它和子女相对富裕却不孝顺的老人基本无缘。

一对老姐妹的命运

我通过粗略调查发现，和有关部门关于心脑血管疾病成为北京郊区农民健康第一杀手的调查结论一样，在这一带北方农村，不少老人被心脑血管疾病打倒在“炕”上。

有一对年近七旬的老姐妹，她们的丈夫就先后因心脑血管疾病而瘫痪。但是，因为子女的条件和态度不同，姐妹俩的遭遇虽然相似，命运却有天壤之别。

姐姐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妹妹育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妹妹教子有方，4个儿女中的3个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现在都是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3年前，妹妹的丈夫突发大面积脑梗塞后，她的两个儿子合计花费近1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的大医院，把老父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姐姐的4个女子，都是农民。在妹夫瘫痪前，姐夫早已因脑出血瘫痪在床。当地人都说，姐夫的病比妹夫轻得多，他瘫痪在“缺医少药”上。据了解，姐夫脑出血后，在当地医院医了一段时间，在医疗费快花到5000元时，被儿子们接回了家。

“不超过1万块钱，是个标准。”一位乡亲告诉我。他说的“1万块钱”，是当地农村子女为父母承担医疗费用不成文的上限。这个“坎”，让不少有可能康复的老人从此病卧在床。

以那位姐夫为例，从医院回家后，一个不到60岁的人，从此瘫痪在床。

丈夫因病失去自理能力后，这对老姐妹先后被“拴”在老伴的病床前，成了专职“护理员”。由于他们都是除了名下拥有一些已无力耕种的土地外，既无积蓄又没有生活来源的农村老人，子女就是他们的“社保中心”。

姐姐从“社保中心”提取费用极少且极难。据说，姐姐老两口每月从每个儿子那里拿到50元钱，靠每个月合计150元，两位老人艰难地维持着生计。

据一位当地老人测算，两位老人一年最低也要5000元，才能基本维持看病和生存所需。姐姐老两口的生活费用，总共才1800元，连一半都达不到。

与姐姐相比，妹妹的“社保中心”在当地无人可比。由于父辈孝顺的榜样力量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结果，她的两个儿子除了每人每月分别给父母1500元生活费用，过年过节还要额外给钱，离家很近的大儿子更是隔三差五大批地给父母购买生活用品。

妹妹子女的孝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有人甚至说，这样的情况在全县仅此一家。

妹妹子女的孝心和慷慨，从另一个侧面映衬出，当地大多数子女的不孝已然成为风潮。

事实上，在当地农村，如果儿女不孝，老人几无出路。只有孤老才能免费进入政府的养老院，有儿女者绝大多数因无力承受每年7500元的费用而望养老院兴叹。一对双双瘫痪在床的老年夫妻，因子女或不孝或无能为力，正处在“(活着)不如死了”的人生洼地。

说来说去，子女不孝和疾病，是这一带抑或全中国农村老人最大的敌人。

二业：看上去很美

孙欣

一直犹豫春节去不去三亚，椰林沙滩，尤其是在那里度假的儿子吸引着我，但是高昂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平时能打到两三折的机票，现在不仅全价而且晚一步就订不到了。大年二十九，终于还是订了到海口的机票，打算从海口坐汽车去三亚，这样票价能相对便宜些。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都说今年春节海南是最“热”的地方，旅游者越多，被宰的几率越大。我仗着自己几下海南的经历，打定主意不成为待宰的“羔羊”。沐浴在海南暖热的微风中，收到的头一条短信就是海南旅游监管部门发的，提醒游客如果遇到价格欺诈可以拨打投诉电话。我心里更踏实了。

第一个挑战很快就来了。从机场打车去长途汽车站，按照网友们的说法一般也就是三四十元，可是连着拦了几辆出租车，不是80就是100，好不容易遇到一喊60的，还要先送一客人，我们摇头拒绝了。就在我感觉不得不被宰时，那辆喊60的出租车送完客人又回来，在心理战术与情势(又来一出租车)的双重压榨下，40元成交。这件事大大鼓舞了我的自信心。

但是仅仅三个半小时之后，刚刚建立的自信心在三亚轰然瓦解。

三亚以其天然的气候优势吸引了来海南旅游的90％的游客，当然宰人的刀子也更锋利些。

本来从汽车总站到住处打的费也就八九元钱，可是我们花了几乎多出一倍的价钱。先是打不到车，游客如织，卖方市场呀。倒是不停有小三轮车经过，向我们招手，我看就是一条木凳摆放在三轮车上，很简陋，应该比出租车便宜。结果一问，人家伸出三个手指，“30!”我大笑：“给你300愿意不?”好不容易拦到出租车，还没上车司机就冷冷地说：“加5元。现在属于节日期间，三亚就这么规定的。”我注意看了一下车窗上还真有旅游局和物价局联合发的通知，现在应该算节日期间吧，没办法，大太阳烤着，也只有认了。

政府的指导

如同商量好了，从菜市场到饭

店，到旅馆，一律提价。进饭店还没坐下，老板先过来告诉：“所有饭菜都加价20％。没办法，菜都涨价了。”市区5元一把的烟花到了海边就是10元一把，海边有气氛呀。800多元的天域酒店的房间，现在一晚上是4000多元，这就是旺季的价格。100多元的一日游也涨到200多元，还通通爆满。

尽管价涨了，不过跟前几年相比，我最大的感受是，涨得有度，不是漫天要价，比如出租车只加5元，比如饭店只加20％，都是在物价局的指导下，统一根据市场需要适当调整。我还清楚地记得，2007年春节我们一家去海口的美兰机场，50元的行程被司机索要100元，理由是过年就要涨价。

2007年，一四川游客徐先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如此让人恶心的三亚》一文，详细地讲述了他们一家五口春节期间在三亚天涯海角风景区游览时被流动商贩围攻，八方求助却无人声援的噩梦之旅。为此，三亚市领导一行专程到四川向徐先生一家当面致歉，还专门为徐先生通报了5个月来景区的整改情况。

从那之后，三亚的旅游业渐渐走上正轨。每到春节前夕，当地物价局都要发通知要求“对哄抬物价、串通涨价、合谋涨价、以次充好、变相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要依法严惩”。当地政府显然明白，游客就是上帝，暂时的暴利无异于杀鸡取卵。

火热的经济

受到春节价格的刺激，在三亚，少有一连几天不开门的店铺，大都是初一关一天讨个彩头，初二一大早就开门营业了。海边卖烟花的，卖珍珠项链的，大都是包着头巾的回族妇女和小孩。一名回族小伙子告诉我们，他们有自己的节日。但是他每年春节都会到海边卖烟花，生意红火。

在三亚，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很多楼房，尤其是海边的楼房窗户上都打出大大的条幅，上面写着“出租”或者“家庭旅馆”。一名空姐告诉我，她在海边有三套公寓，自己不住，就是出租，春节这个月，30多平方米的小屋能飙升到10000元。迎着这股投资热，房地产在三亚红红火火，到处都有在建、在售的楼盘，价格可与北京媲美。

晚上的海边，鞭炮声不绝干耳，烟花似锦，孔明灯点点如天上的星星。站在欢乐的人群中，我开始相信，中国真的距离经济危机很远很远。

内蒙：大宴洋柿子

李云虹

刚一下火车，就被赤峰刺骨的寒风震住了。没想到，这里的冬季依旧是如此寒冷。

旧的和新的

但赤峰火车站，却变了一番景象。崭新的售票大厅，宽阔的站前广场，一辆辆绿色的出租车有序地排列着。

这次的目的地是赤峰市红山区的文钟镇。曾在朱德的笔下描绘为“炎炎夏日访乌盟，杨柳新栽绕赤峰，黄沙万里今何在，一片青纱映碧空”的红山区如今有了新的变化。透过出租车的车窗，在一片土黄色的田地间，我见到了成片的白色暖棚。处于赤峰市南部的文钟镇属于典型的黄土低山丘陵区，在这个多季风、少降水的地方建造了大片的暖棚，令人眼前一亮。

令我耳目一新的还有公路。原来泥泞不堪、坑洼不平的乡村小路换上了新装，摇身变为了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直接通往各个小村庄。这条公路犹如一串项链，缩短了寂静的乡村与喧嚣的城市之间的距离。

2009年1月15日，国家发布讯息：逐步取消二级公路的收费。随后，文钟镇的二级公路收费点也取消了收费。但令人不解的是，这次春节期间，几个收费点依旧继续收费。

面对收费站，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收他们的，我们绕我们的”。司机将车子开到了公路边的村子内，在阵阵颠簸中，顺利地绕过了收费站。司机告诉我：“要是让收费站的人看到，得罚款。”

不得不吃的洋柿子

在文钟镇的柳条沟，我也见到了暖棚。据了解，在2008年年初，这个宁静的小乡村颇为不平静。在乡领导的倡导下，有不少农户做了第一个品尝螃蟹的人——尝试着种暖棚蔬菜。在这个地下水匮乏的村庄，种植暖棚可谓费时费力。

一年之后，当我再次走进这个乡村时，却发现那些种植暖棚的农户脸上写满了无奈。一个农户告诉我，暖棚的投入大致需要花费2万多元，包括在地上铺设地膜等。这里的农户无一例外都选择了种植西红柿一被当地人称作“洋柿子”。精心呵护的“洋柿子”不负众望，长得相当旺盛，可谓是硕果累累，农户们喜上眉梢。

然而，望着这些丰收的硕果，农户没有了喜悦。

“种植之前，有不少生产番茄酱的厂家都来我们这个村，说需求量很大。”一个农户告诉我，“但这些洋柿子成熟后，来我们村收柿子的人却相当的苛刻：大的不行，小的不行，长得不漂亮的也不行”。

被当地人笑称为“选秀女”的“洋柿子”收购令农户颇为不满，甚至于有的农户在一气之下将柿子全部倒在了沟壑中。

由于种植面积过大，收成颇丰，令“洋柿子”的价格一落千丈。2008年夏天，当西红柿成熟的时候，价格为每斤0.2元。如此低廉的价格，都鲜有人问津。“到后来，几乎成了白送。”

“2008年春节期间，集市上洋柿子的价格是每斤2.5元，而2009年，每斤才0.5元。”

当地人春节期间的饭桌上，几乎天天都能见到西红柿的踪迹。而“在头一年，这可是稀罕物”，摆上餐桌的次数并不多。

依旧走传统粮食收购老路的农户，在暖棚蔬菜的销售上跌了个大跟头。几乎没有一户同厂家签订购销合同，“都是等待着别人上门收购”。有农户望着烂掉的西红柿感慨道：“真应该签订购销合同啊!”

这一次的尝试，令“不少农户亏了本”，在尝试种植暖棚蔬菜的这条路上，依旧任重而道远。

浙江：金融危机来了

沈雁冰

我的家乡在浙江省北部，如同省内大多数的乡镇，拥有自己的开发区，小企业布满村村落落。

如今金融危机肆虐，家乡会受到影响吗?坐在回去的列车上，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忐忑不安。

不景气的外贸行业

金融危机蔓延，受影响最大的是外贸行业。

一位做外贸的同学说，“2008年确实生意差很多”。她说，欧美国家往年都是大户，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导致购买力下降，商品交易少，导致国内企业出口困难。

单子少了，外商的要求却高了。“他们可选择的余地大了，你不做还有其他企业会做”。对于质量不可控制或者有瑕疵的商品，外商会临时取消单子。

这位同学所在的外贸公司，出口到匈牙利的货物，堆满了当地港口的仓库，“整柜整柜的货卖不出去”。

在欧洲一些国家，货到了港口，外商却不来提取。有些外商，承认货没问题，但付不了款。

“外贸基本上都不大好，不仅仅是服装”。出口到乌拉圭的淋浴

房，长途跋涉通过海运到达当地港口，但外商“都不提货了”，导致当地港口停满了装满货物的船。“货物有时候就这样烂在港口上”。滞留在港口的货物，外商就趁机压价，有的国内公司只好保本打折贱卖给对方。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这样，像波兰、韩国、西班牙基本没有影响，这个也要看外商公司本身的实力”。

“现在做外贸的有大把的时间玩开心网了。”这位同学打趣地说。

被波及的下游产业

我的家乡小镇，以印刷、小五金、集成吊顶为主。这些企业规模小，大都是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在出口遭遇艰难的时候，这些下游的中小企业也被波及。

以印刷业为例，很多小企业接外贸公司的订单，印刷制作服装的吊牌、商标、织麦或者印刷其他货物的说明书。当外贸公司的出口受限时，这些小印刷厂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的一位朋友，在印刷行业摸爬滚打五六年，有了车子、厂房。每年年底，是他忙碌奔走的时候。电话不断，不是催债的就是打出去要债的。跟往年相比，今年春节前结账不是很好。

也正因为此，春节前出现了一些躲债人。俗语“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在这里变成了躲得了平时，躲不过除夕。“大年夜总在家吃饭吧”，一些讨债的人会在大年夜上门追债，欠债的人面子上挂不住，觉得这是耻辱。

当绚烂的烟花撒满天空的时候，注定有一些人会感到更加的落寞。

一年到头，生意好、赚钱多的人家，会置办大量烟花燃放，因为生意资金紧张、欠债度日的只能默默地在心里念叨，明年一定要把生意做起来。

乡村经济的变化

每年过年回家，都会有不同的关于财富的传说，人们谈论着谁又发达了，赚了多少多少钱。

可以见到的是，一年间，镇上多了三辆“宝马”车。整个镇在上下班高峰时，甚至会出现短暂的堵车。

做生意的人和不做生意的人之间是渐渐拉大了贫富差距，所以，做生意的风气越来越强，即使一开始做生意失败了，也只能在生意里翻身。

但对于纯粹的农民来说，日子一年不如一年，“钱越来越难赚”。一户人家在工厂工作，10年间工资所涨无几，家里的水稻、肉猪买卖也赚的越来越少，而家庭日常开支越来越大。即使是农民，也过着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水电费、电话费、手机费、燃气费、有线电视费等，几乎和城里人交着一样的费用，大多数人家菜也是买来吃的”。

尽管，在乡村企业工作，10多年不涨工资，但工人们也没有平等谈判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争夺着他们的饭碗。一般当地老板会照顾本地人，让他们做一些管理或者干净轻松的工种。

做生意的人，往往会大起大落，今年兴旺了，明年可能又会捉襟见肘。

每年年底，都有小企业主连工人工资发不出来而逃走的。2008年，更是艰难的一年，有家小企业甚至连铺盖也不卷就跑路了。还有一些企业主是因为有钱后，迷恋上赌博，输光了家业，而使企业倒闭的。

上述那位外贸人士说，最明显的是小服装企业，度日艰难，“接不到单子，没生意做，就关闭了”。_些外贸公司甚至把订单放到更便宜的地方去，比如安徽、江西等，“那里的劳动力便宜”。

小镇上最大的企业，三年前上市，拥有员工2000多人，曾经每年在企业内摆上上百桌过年宴，宴请全体员工，场面相当热闹。

2008年这家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面临同样的困境，据一位车间主任说，企业仓库里堆满未卖出去的产品。显见的是，今年该集团公司的大场面收缩了，改为在酒店宴请中层以上员工。

很多外贸企业，一直在坚持着，“少赚点，也要做下去，熬过‘寒冬就好了”。

一位经营灯泡厂的亲戚告诉我，今年开始外贸上应该会好点，国家提高了出口退税，“很多小企业的利润来源仅仅为出口退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