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向谁下跪

孙玉祥

将近一个世纪前的1915年，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新文化运动。那时的国人通过思想启蒙，已经认识到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中国要想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必须推翻专制统治。要想推翻专制制度，必须打倒孔家店。用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的先进文化，取代愚昧、屈辱、迷信、落后的儒家文化。自然，代表封建等级制度的磕头下跪礼仪，也随之取消。

然而，有的下跪却并不让人想到愚昧、屈辱、迷信、落后、“封建等级制度”，倒是让人肃然起敬。譬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德国总理勃兰特1971年访问华沙时，在一座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杀的五十万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再比如，刘节对自己老师陈寅恪的真诚叩拜。

刘节(1901年～1977年)，字子植，温州朔门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该院第二届学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10月，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刘节任历史系主任。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必对老师行传统的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当然，这种叩拜绝非作秀，而是渗透着作为学生对自己恩师的真心实意——蒋天枢教授编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67年条下记载：“本年底红卫兵要抬先生(指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也正是刘节，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嘉乾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这些表现，正是陈寅恪所要求“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之体现。明乎此，我们对刘节向陈寅恪下跪叩拜，除了肃然起敬外，还能轻薄什么吗?

然而，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下跪一据2008年12月8日《华西都市报》报道，2008年9月27日课间，四川攀枝花市新华中学二十八岁的女教师李虹蓉，因未同意某走读生提出的不上早晚自习的请求，而导致师生二人发生矛盾，李虹蓉便拒绝该生继续就读该班。可在其后解决此事的过程中，该生亲属对李虹蓉的真诚道歉总不满意，在此情况下，李虹蓉不得不当着两名校领导、当事学生及其亲属的面下跪。随即，李虹蓉发疯住进精神病院。

我想，做过老师的人都知道，当一个老师对自己学生下跪后，她的出路恐怕就只有发疯住进精神病院了——否则，她还如何能够面对包括自己曾下跪过的学生在内的莘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所谓“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用在老师身上，一样适合。否则，也就没有“师道尊严”一说了。而李老师却尊严丧尽地向自己教的学生、学生家长下跪，这种奇耻大辱，像宫刑后的司马迁一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既然没有司马迁之史才，将此奇耻大辱转化为创作动力发奋写《史记》，当然就只好发疯住院了。

我们现在不敢奢望再有刘节这样向老师真诚下跪的学生，只希望李虹蓉这样向学生下跪的老师不要出现——否则，这个社会的文明进程，恐怕会因此终止。晚清时，一位读书人杨乃武被冤判死刑。一位报人为扬鸣冤文章的题目就叫《乃武升天，斯文扫地》!对此，社会学家郑也夫的评论是：“斯文为什么扫地了?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意义上的教师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原载2008年12月22日《西安晚报·副刊漫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