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也解决不了的“思想问题”

2009-03-30 01:19
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10期
关键词:精神病人精神病院福柯

李 响

福柯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要想倾听疯癫的声音,必须摒弃理性的噪音,必须从造成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处开始

“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1961年,法国哲学家福柯对疯癫史的反思惊醒了“正常”的人们。

时隔30年,福柯引发的地震波及中国。一位叫刘北成的历史学者译介了《疯癫与文明》,开启思想界持续十余年的福柯热。刘北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986年我去美国留学,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惊讶,对疯癫历史的梳理和反思在中国是空白的,如果没有读到福柯,我们对疯癫的理解大多是从精神病学的角度,认为疯癫就是不正常的、病态的。福柯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内心都有‘疯癫因素,究竟谁是病人?我们对待精神病的态度,是不是有问题?”

福柯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要想倾听疯癫的声音,必须摒弃理性的噪音,必须从造成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处开始。

在中国,理性与疯癫的断裂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历史学家杨念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医疗体制以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方式传入中国,并带来了“理性”、科学化的思维体系。

科学理性使正常和异常都被结构化,精神病从此被制造出来——它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个被冠以明确分类的精神疾病名称的人。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国家以高度的热情“拯救”异常的个人,精神病院模式迅速扩张,精神病人被大量“发现”。建国初,全国5亿人口,仅有五六十个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科医生,5个精神病医院,不到1100张床位,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到1958年,全国已有精神病医疗机构49处,床位11159张,规模增长了10倍。

建国初期的10年,精神病院不仅是收治病人的场所,还扮演了主动发现病人的角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征服“疾病”,精神病院成为道德性思维和制度化体系结合的产物。例如在大跃进时期的“制服神经衰弱”运动中,医院与警察系统、基层党委和街道委员会合作,以自我报告和他人举报相结合,发现“可疑病人”,立即出击动员其参与集体治疗。

神经衰弱是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疾病,症状来自“病人”的个人感受。1980年,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将其取消。

在这30年中,精神病与其说被当作疾病,不如说被当作“思想问题”;治疗精神病,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会上扰乱秩序或可能干扰建设步伐的病人组织安置起来,迅速治疗,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主义建设中。

政治治疗在精神病院广泛开展,“医学权威”被打倒,医疗决策由医生、护士、红卫兵共同做出,精神病院党支部针对精神病人与世隔绝的情况,提出“病人养病要政治挂帅”“让精神病人在医院也参加祖国的大跃进”等口号,毛主席语录是指导病人战胜疾病的良药,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治疗计划的核心内容。例如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方法是让他们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篇章,让病人认识到“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从而减轻病人的自杀倾向。

受到福柯的启示,医学社会学专家贾西津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精神病院体制。她的著作《心灵与秩序——从社会控制到个人关怀》,填补了国内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疯癫史”研究的空白。贾西津的本科和硕士专业是医学,博士期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具有进行医学社会学研究的独特条件。

贾西津认为,这种“政治治疗”隐含的假设是对精神病人主观责任的追究,意味着社会对精神病的看法,从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疾病”,转变为“罪”,是政治权威扩大化的表现。

刘北成谈到著名的陈里宁事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精神病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陈里宁,一个基层办公室资料员,在文革前多次给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因此先是被公安部门判为反革命,后被“诊断”为“精神狂想症”押送北京安定医院。1966年,他作为反走资派英雄被红小兵“请”出精神病院,其事迹还被拍成话剧《新时代狂人》;四人帮倒台后,他又被定为反革命罪再度入狱;1979年,公安部复查陈里宁,认为他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为其平反,但他“因病情很重,长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休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异常”“症状”更加敏感,当生活中遇到令人困惑的行为举动甚至遭遇家庭问题时,都可能怀疑他人(包括自己)有“精神病”前兆,并前往精神病院或精神科就诊。越来越多的人被识别出患有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精神病的概念和涉及人群大大扩展了,不少媒体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中国已跟随世界潮流,进入了21世纪的“精神病时代”。

精神病院的作用延伸进了人们的生活,它已经不仅具有控制疯狂的功能,还被赋予了判断精神疾病的权威。

据贾西津调查,到目前为止,强制收治在中国仍然十分普遍,即门诊医生认为需要、病人家属或工作单位同意即可,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一般靠诱骗、强力、药物麻醉或权威强迫病人进入医院。这种强制收治所隐含的假设是“精神病人”的非理性,与社会秩序主导的精神疾病控制模式相关联。

中国在几十年间迅速构建起精神病院体系,却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支持和观念基础,社会没有个人权利底线,因而当精神疾病识别范围扩大时,我们看到更多的个体被纳入强制范畴。福柯的话可作为对这种整合模式的有力质疑:“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颠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颠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本文参考了贾西津《心灵与秩序——从社会控制到个人关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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