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先秦两汉出版史的奠基之作

江 凌

摘要：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所著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概貌及其规律进行了较为精深的考证和全面系统的总结，填补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史的学术空白，具有开创之功。该书主要特色有：一是大出版现的开阔视野，以文化史、社会史为视角。注重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与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二是吸纳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主流观点为主，融入个人创见；三是强调出版载体、形制等技术要素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推动作用；四是论从史出，史从考出，史料严谨可信；五是以史为鉴，注重经世致用。

关键词：《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大出版观技术要素经世致用

2008年底，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具体组织协调下。历时8年。由200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出版史集大成巨著——《中国出版通史》终于出版了。该《通史》包括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清代卷(下)、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等9卷，洋洋洒洒400余万字、800余幅图片，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出版业的源流、演变和发展脉络，深入总结了我国出版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系中国出版史学的里程碑。其中，近40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作为《中国出版通史》的压轴之作，由北京大学知名出版专家肖东发教授领衔撰写，此书表述了该卷乃至《中国出版通史》各卷的基本撰写思路，回顾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基本历程，勾勒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探索了文字的产生、原始图籍的出现，以及出版的概念与起源，其内容涵盖商周时期原始编辑出版活动的出现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版文化环境、编辑出版活动的兴盛原因和形制特点，秦朝的文化政策与编辑出版活动，两汉时期的出版历史背景、文化政策及其图书编校与出版活动、图书的流通与贸易活动，两汉时期所编辑出版的哲学、文学、史学、科技、字书与工具书、宗教著作。以及两汉时期的出版物形制和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先秦两汉时期的著名图书编撰家，以及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思想、出版特点及其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等等。总之，《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概貌及其规律进行了较为精深的考证和全面系统的总结，可谓填补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史的学术空白，具有开创之功。纵观是书，其主要特色有：

大出版观的开阔视野——以文化史、社会史为视角，注重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与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出版史家叶再生先生曾说：“出版史是文化的一部分，又与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革密切相关……应该从文化积累、推动社会变革、促进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对待，了解和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有关出版现象、事件和人物。”出版是文化保存和传承的最重要手段、最重要载体，也是各个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生态。因此，出版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现象密不可分；出版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造纸、印刷等密切相关，与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立意高远，视野广阔，以文化史、社会史为主要视角，作者把先秦两汉出版史放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文化传播活动的大背景下，既尊重先秦两汉出版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又结合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社会变革史、思想史来加以观照和分析，把视野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社会生活的层面，特别是强调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之问的互动关系，把“图书史、印刷史、文字史等出版分支学科整合到‘出版史的框架内，由此在立意、结构、行文等方面形成出版史研究所独有的学术风格，初步确立了出版史研究的新范式”。比如，该书开篇即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的宏观视角切入，把中华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曙光中进行比照，以文明的起源托起我国早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方式，而这正是出版得以萌芽和产生的基础，接着转入本书主题，论述萌芽时期的出版活动，如汉字的起源、原始图书典籍的出版等。开篇布局即彰显出与众不同的立意和宏大视野，为出版史研究引入了新的范式。

本书还借鉴考古学、文物学、人类文化学方面的成果，深刻地剖析了文字的起源与产生、出版的起源与概念、出版载体、编辑出版活动、出版文化传播等出版现象、事件和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动因、特点和社会作用，这不仅大大增强了该书的思想性，而且无疑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的出版文化活动、出版文化成就，展示了一个多维的窗口。

吸纳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以主流观点为主。并融入个人创见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的领衔作者肖东发教授系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在该书编写过程中。他和其他作者借鉴和利用前辈在史学、出版史学、印刷史、文化史及其他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而且善于吸收中外学界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比如考据发掘方面的新成果等)，融入个人的创见，既有所师承，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使《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洋溢着新世纪的新鲜气息。比如，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出版思想的萌芽及出版的首创和奠基时期，在该书第十章《先秦两汉的出版与社会》中，作者从教化、美刺、尚用、流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五方面论述了先秦两汉的出版思想，并把先秦两汉出版的特点归结为“创新性”、“从封闭到开放”、“从自发到自觉”、“从零散到系统”四点，颇具个人创见。同时，《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先秦两汉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于先秦两汉出版史上一系列重大史实及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研究。并力网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学术观点分歧问题是学界的常见现象，《通史-先秦两汉卷》一书中牵扯到一些学术观点争议问题。如文字的产生、出版的起源、造纸术的发明，等等。如何处理这些争议问题，作者坚持学术民主的良好风气，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求大同存小异，以主流观点为主，链接与融合不同的学术观点。例如，关于出版的起源问题，外国的学者讲到出版起源的时候，强凋出版产生的二三大因素：文字、纸张、印刷。这三个要素和出版的发展紧密相连，不可或缺。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要素是渐进发展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国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的不同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字的产生和甲骨、龟甲、简册、帛书等载体的出现是出版的开端，即先秦说：第二种观点认为纸张、抄本，书肆的出现是出版的标志，即汉代说；第三种观点认为有了印刷术才有真正的出版，即隋唐说。对这三种说法，《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没有简单地把这些观点对立起来，而是立足于先秦说，将

“出版”作为一种从萌芽到成熟，从不完整到完整的发展过程加以叙述，而不以现代的出版概念“规范”古代的出版活动，从而巧妙地将这三种观点衔接融合起来。

强调出版载体、形制等技术要素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推动作用

任何出版物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出版技术因素对出版物形制、文字载体及其他出版新范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一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之需要，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技术条件，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出版经验的继承”。出版史的特点是同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仅改变了图书的介质形态与复制方式，也改变了人类信息的存储与传播方式。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传播知识的梦想，使出版逐渐成为重要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手段”。可以说，任何出版物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强调科技因素对出版业的推动作用，强调技术在出版历史演变进程中的地位。诸如文字的起源和流变、原始图书典籍的制作、竹木简牍的制作技术、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等，均有专门的章节记述。比如，在该书第八章中，作者通过原始文献考证，专门详解了两汉时期出版物的形制与文字载体，记述了两汉竹木简牍的发现及其特点，如竹简呈细长薄片状、出版物形制丰富多样(简、牍、札、策、检、方、两行、椠、符、削衣、笺、檄等)、简册长度因出版物内容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别等，剖析了两汉竹木简牍的制作方式及其形式。如刮削政治、编简成册、长度内容、书写字体、收卷等，以及两汉时期缣帛的发现及其种类、制作方法(如行格、尺寸、收卷、折叠等)和特殊用途，等等。

论从史出，史从考出，史料严谨、可信

叶再生先生说：“一部出版史著作必须根植于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上。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考证，既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基础，又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前提，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导出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史论，才可能使出版史著作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出版史的写作，需要论从史出，需要建立在翔实而准确的原始文献史料之上，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解读出版史料。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和历史规律。《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广征博引文献典籍和考古发现及前人研究成果，书中所有的引文论据都尽可能地注名出处，注释力求翔实准确，引文意义完整，没有断章取义现象。该书对在出版史料的挖掘、梳理、整合方面用功颇深，考证、补充了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出版史料，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和严谨的学风。作者在行文中大量引用并考释《论语》、《尚书》、《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说文解字》等经典文献史料和其他时人著述，并借近人王国维、柳诒徵、郭沫若、钱穆、顾颉刚等大师和今人李学勤、裘锡圭等大家的著述中的可信史料考订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史实，并善于运用考古发现来加以证明。以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汉字的产生》为例，作者运用大量原始文献史料考证、论述了汉字的产生过程，从结绳记事、契刻到图画符号、仓颉造字，从《周易》、《庄子》、《古文尚书》到章太炎的“造字缘起说”、于省吾的《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唐兰的《中国文字学》，作者广为引用、考释，其中对原始图画的论述多有独创之处。同时，作者又一一列举和分析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90年代原始文字的考古发现。这些新史料、新发现比较权威、可靠，对于拓展出版史研究的视野，对于中国文字史、文化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史为鉴，注重经世致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而编写出版史，应即站在当下的角度，用当今史学话语体系、思想体系作为语言载体和工具理性分析。以“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学术理想和学术实践服务于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以现代视角为出发点，既注重研究先秦两汉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对当时出版文化活动的影响，又研究文字的产生、出版物载体的变革和图书的编纂、出版、贸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总结其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突出先秦两汉时期出版文化的历史感与时代感，以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比如，作者在论述“两汉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活动”时，考察分析了书肆产生的历史因缘与现实基础、槐市的特点，以及其他流通形式，于今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该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考证精深。创见迭出，填补了先秦两汉出版史的研究空白。系一部先秦两汉出版史的奠基之作。当然，金无足赤，此著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一方面，对我国出版史的起源、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出版的比照分析，以及当时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等，有待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获得更加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有些观点不一定完全妥当(比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思想及其特点等)，由多人撰写而产生的文风不够统一等，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