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媒介中的公共领域建设

唐 晓

摘要：公共领域是民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空间，它的形成是公民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体现。在现代社会中，公共媒介成为人们发表意见的载体，而电视媒介因为同时具备了“公共性”和“批判性”的特质。对社会舆论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所以电视是可以积极拓展公共空间的一种重要公共媒介。

关键词：公共领域电视舆论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为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莫斯可也在其著作中指出，公共领域对于民主、平等是必不可少的过程。是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它们，公众获得了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所需的各种信息，进而就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形成舆论，并最终约束或抑制各种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是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公众在其间通过公共媒介发表意见，导致舆论的产生。今天，电视便是这样一种重要的公共媒介。

电视是形成“公共领域”的大众媒介

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领域，是以咖啡馆、茶室、剧院、博物馆、音乐厅等为活动空间，以对报刊的阅读、讨论为主要内容。并通过私人社团、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宗教社团等形式成长起来的。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那些公共论坛衰落，大众媒介成为公共领域最理想的建构空间，有学者说，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在当今时代就是指向大众传媒，尤其是通过记者来帮助公民更多地了解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辩、对采取何种行动作出明智的决定。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公共领域是由全体公民参与并以大众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公共话语空间。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主体是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大众媒介就是这些群体发表意见的平台。

目前，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已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着社会公共领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电视逐渐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公共平台，电视的民主化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叫专统的电视节目内容固定，观众只能被动接受，现在的电视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开放、流动的空间，虽然还不能达到与受众完全自由的流通，但因大量平民娱乐节目、新闻评论及新闻调查节目的出现，参与到电视传播中的公众日益增多，电视为公众提供的话语平台也日益健全。

电视的媒介特性，使其能够向“公共性”和“批判性”方向延伸，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提供了一条理性途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认为，电视正在成为提供“公共领域”的大众媒介：电视媒介将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人们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此外，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电视理性地展开讨论。未来的电视，其传播实质应该能够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使公众能够知晓他们对于事件可以选择的意见是什么，他们应该或者不应该支持某种意见的理由是什么。并可以系统地、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

电视是大众参与的公共性媒介

公共领域的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公共性”，公共性不仅以批判和开放为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基石。在媒介迅速发展的时代，电视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电视媒介为公众提供更多参与社会讨论的渠道，二是参与电视媒介的社会群体逐渐多元，三是电视的权威性保证了它的公共性。

随着社会公众整体素质的提高，其要求参与信息传播的欲望也随之增强。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电视传播也在适应性地变革，不仅让普通观众走进演播室，还充分借助电子技术，将电话、手机短信、手机视频、网络留言、网络电视等渠道向公众开放，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和民主意识。

电视参与的门槛也在降低，有的电视栏目甚至成为全民总动员的大联欢，这让参与大众传播不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事，而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自“超级女声”之后，红及全国的电视选秀节目虽然遭到很多批评，但从社会民主进程和电视媒介开辟公共领域空间的角度看，它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公平的舞台，任何人都能向社会充分展示自己，这对于构建法治、民主、和谐社会而言，意义是积极的。

公共领域是适合舆论产生的地方，其中必须有舆论领袖的存在。舆论领袖是值得人们信赖的、具有某方面专长的人。他能够向人们提供建议并改变他们的态度，甚至影响他们的行为。在公共媒介中，以思想深刻见长的平面媒介是舆论领袖大量存在的地方，但它在公众参与的普及性上远不及电视：而看似参与程度更高的网络媒介。却因其缺少“把关人”而显得权威性不够。所以相对来说，电视媒介是更加合适的公共领域的构建空间。

电视是影响舆论的批判性媒介

作为一个具有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公共领域可以形成对公权力的监督与批判，这是民主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现代社会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从宪法上确定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其具体的实现途径。就是社会舆论的勃兴及其实际力量的展现”。叫旦是，新闻媒介如果成为“为权力机构授予地位、给其穿上合法性外衣的工具”，就会使公共领域徒有虚名。因此，作为公共空间的电视媒介，设置公共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对公权力实施监督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的电视媒介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的，并肩负教育启蒙、传承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所以它必须重视公共议题的设置和讨论。《新闻1+1》是央视新闻频道的一档时事评论直播节目，每期节目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选题中选取当下最热门或引发人们争议的话题来分析。比如《莫拿“户口”换“土地”!》，作为特邀观察员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和记者柴静一起讨论了我国在取消农村户口、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再如《“惠民工程”为何变成“祸民工程”》，深入调查宝鸡市输水管道多次爆裂事件，因为官员的贪婪和玩忽职守让受到缺水困扰的宝鸡市民在长达lO年的时间里不能安心生活。全国电视媒体都纷纷将报道重点转移到百姓生活上来，公众因此可以全面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同时也给那些没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官员敲响了警钟，民生新闻的红火就是佐证。

社会舆论的形成离不开公民充分享有知情权。2003年“非典”事件的初期，国内主流媒体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招致社会的恐慌，也引发学界的深入思考。其实，在重大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件发生时，也是最需要电视媒体正确引导舆论的时候。被评为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电视新闻节目《70亿维修基金的困惑》，走访了多位政协委员，对北京市住宅维修基金金额的缺失作了详细调查，也表达了有关职能部门在相关政策颁布6年来难以实施的困惑。这样的节目能够真实反映出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政策改革滞后的矛盾，问题也得到北京市建委的重视。可见电视报道已经打破了原先“舆论一律”的局面，开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个公共话语空间。

结语

当我们从“公共领域”的角度来审视电视媒介话语空间的现状时，可以看到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电视的公共性和批判性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比如公共议题重经济、轻政治，娱乐之风持续削减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热情，社会舆论形成过程中国家力量依然绝对强势等。电视媒介受到宏观政策和市场竞争的双重挤压，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变得并不容易。这既需要政府进一步放开政策，更需要媒介自身对于崇高社会责任的坚守。哈贝马斯1999年在关于公共领域的答问中说。尽管将西方理论用到中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将最终促进而且也需要民主形式的舆论必须植根于其中的、我们称之为政治公共领域和联系网络的某种等价物”。电视作为公共媒介，完全能够继续开拓公共话语空间，成为哈贝马斯所称的那种“等价物”。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