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视野下的文化努力与抗争

文 九

电影《光荣岁月》是法籍阿尔及利亚裔导演拉契得·波查拉的作品。作为一名阿尔及利亚血缘的法国导演，由于文化上的双重身份，拉契得·波查拉拍摄此部影片的目的也许就是为那些在二战中为法国的自由、民主流血牺牲的阿尔及利亚人树碑立传，让他们在历史上有一个生动鲜活的形象；而客观上，这部影片也是对一直存在的“西方中心、东方他者”的权力与支配关系的一种思考与回答，体现了阿尔及利亚人为争取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背后所隐藏的边缘对中心、他者对主体的抗争。

争取文化认同的艰难努力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人民拥有宗主国的国籍，但相当多的人却一辈子也没有踏上过法国的领土。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对宗主国有一种神圣的情感。他们视法国为自己的祖国，一旦祖国需要。就奉献自己的鲜血与热情、生命与忠诚。影片以五个主人公，梅萨伍德·苏尼、阿卡戴布德、亚希尔、萨义德及马蒂内中士在战场上的出生入死为主线，刻画了主人公渴望赢得宗主国认同以及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所作的种种艰难努力。

最先出场的萨义德也许是最单纯、最幸运、对法国也最忠诚的一个小伙子。当经历过太多沧桑的母亲希望儿子留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萨义德出于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拒绝了母亲的请求，主动融入到对法国及其文化的认同中。出于年轻、单纯，他觉得法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就连普罗旺斯的泥土都比阿尔及利亚的要香。但是他却是一个有清醒认识以及无甚野心的小伙子。他觉得法国好，但也从来没觉得阿尔及利亚不好：喜欢法国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思念亲人，他多次用阿拉伯语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唱起阿拉伯歌曲，甚至跟马蒂内中士谈起二人的母亲可能就会成为朋友。在萨义德的身上，体现着一种包容与开放的精神：一种争取宗主国文化认同而不丧失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心态。这种精神，正是文化多元论者而非狭义的欧洲中心论或北美中心论者所倡导的积极而开放的精神。

马蒂内中士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他的身上体现着双重文化身份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他是中士，是军官，代表的是“西方中心”；可另一方面，他却无法摆脱他的阿拉伯血统的“东方他者”的事实。因此。他的行动相互矛盾。他在下属们面前常常凶神恶煞。却在上级面前处处替非洲士兵说话，甚至抗争。当上尉称呼阿尔及利亚士兵为“土著”和“穆斯林”时，他要求上尉称呼他们“男人们”。要求“西方中心”以平等的身份和视角，从一个大写的“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东方他者”。在现实而世俗的层面。他成功地融入了法国文化。可在潜意识的深处，阿拉伯文化之根已经浸入到他的血液、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他对阿拉伯身份被透露这一事实的恐惧不禁使人发问：他到底害怕什么?这种害怕与恐惧是不是正好印证了“西方中心”的一种霸权与支配特点?毕竟东方主义通过历史构建起来的“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害怕被边缘化的心理也许是造成恐惧的根源。

梅萨伍德·苏尼的身上也有同样的恐惧。当他独自一人在旅馆里，嗅着法国棉质的枕头时，一种深深的陶醉感弥漫在他的全身。当他与伊莲娜单独相处时，他亦感觉到会心的愉悦与幸福。可一旦有外人推门时，他则有一种条件反射般的、强烈的恐惧与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在我的国家，我们不能同法国女人交往”。他的害怕是对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担忧与对历史记忆的恐惧。政治、军事的压迫与恐惧是暂时的。而文化上的认同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比军事、经济、政治更为强大的一种力量。法国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大肆屠杀所引起的痛苦记忆、祖辈对于法国的痛恨与向往等各种复杂的情感经验与历史记忆建构起了梅萨伍德·苏尼们的恐惧。剑桥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说：“我们如今面临的许多不确定因素是由人类知识的增加引起的。”正是东方主义经过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关于东方他者愚蠢、落后的形象建构，这种系统而宏大的理论知识使得非洲士兵面临着文化身份上的恐惧、失措与困惑感。

东方学视野下的文化抗争

文化努力与抗争的自觉。影片中最有个性的人物是阿卡戴布德。与其他士兵不同。他有文化、有能力，富有斗争策略及智慧。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广阔而伟大的胸怀，他真正相信自法国大革命开始就写进人权宣言里的全球性信条。自然，他也要求同样的文化认可与尊重。当只有白人士兵可以领取西红柿而阿尔及利士兵被区别对待的时候，他愤怒了。他砸了西红柿，然后发表了一段大快人心的讲话。他们要的不仅仅是西红柿，更是一种平等与公平的机会，一种被认可的精神和文化上的需要。非洲的“他者”身份并非自然而然的，它是在长期的、传统的基础上被人为建构起来的。然而，“权威能够。实际上必须加以分析”。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进行平等的争取和努力呢?为什么不可以对权威与中心进行颠覆与解构呢?

如果说，在萨义德和梅萨伍德·苏尼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年轻、顺从与忍耐。在马蒂内中士身上更多的是矛盾与困惑的话，那么在阿卡戴布德身上则是体现着为了平等、自由、博爱而抗争的精神。马蒂内中士的分队深入敌腹，来到阿尔萨斯后，幸存者只剩下五位主角，而马蒂内中士则负了重伤。此时士兵们的精神都已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矛盾与争论达到白热化。阿卡戴布德则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我们是第一批来到阿尔萨斯的法国人，如果我们成功守住阵地。我们绝对可以得到我们应得的。……我们去阿尔萨斯，因为这是我们的任务。即使是付出比现在多十倍、一百倍的代价，我们也要付。这样他们才会承认我们的精神”。

在阿卡戴布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辉。他提倡要让士兵们读书识字；即便是争取认可与权利。他也认为应该是建立在义务与付出的基础上。在经历过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之后。他还是大无畏地再次投入战斗，因为他的内心有着坚定的信念：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他既是英雄也是普通人；既是勇士又是智者：他时时反抗又处处自律，他为不公平的遭遇而反抗，又常常严格要求自己及部下与同僚；他虽是一个非洲士兵。但他的身上集中了人类实现平等与博爱所必备的一切素质与品德。

暧昧的同性关系：东西方关系的隐喻。影片的另一暗线也表达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那就是个子矮小、来自贫困山谷的萨义德与强悍、代表法国军官的马蒂内中士之间的暧昧关系。萨义德因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而差点让很多人丧命。因此，马蒂内中士用枪狠狠地顶萨义德的下身。这到底仅仅是惩罚还是暗示着什么?中士总是主动垂青于萨义德，要给他升职，让他成为自己的贴身士兵。一看到萨义德与其他士兵走得比较近时则会大呼小叫，表现出一种酸溜溜的吃醋心理。就连最后，两人也是并肩而死。他们之间暧昧的同性关系是否正是东西方关系的象征?“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界定为一种性的关系。……东方与性之间一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关联”。0中士总是试图以升职等诱饵接近萨义德，可小伙子萨义德又总是表达着对这一切的毫无兴趣。作为阿尔及利亚裔的导演。拉契得·波查拉这样安排根本就是对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对通过历史而建构起来的东方学的颠覆与反驳。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历史。因此，我们有权利有不同的未来”。毕竟，文化的延续性不是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强权可以征服的。

影片中有三处关于“男人们”的台词，这也许正是导演的立意所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只有把对方放在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把对方当成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和行事主体的“人”的角色而并非传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来对待时，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文化场景出现。毕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舞台。各种力量都有可能在其中亮相、角逐。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可以通过北非人自己的努力而改变的。正是这一原因，在其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了自己的独立，维护了自己的文化主权。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