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时刻

吴洪森

■正文

1970年4月6日是我离开上海，去江西山区插队的日子。

那一年我十七岁，那一天我早早就醒了。

我下放的地方叫修水，先坐船，乘长江轮到九江，然后再换汽车。

船是下午两点开。本来长江轮在十六铺码头，离我家很近，走路只要五分钟。现在送知青下放的专轮改在公平路码头上船。乘公共汽车去至少半小时，行李是不能乘公共汽车的。我有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大箱子特别大，是用我睡觉的床板一剖二做的。为了不浪费木料，箱子能做多大就做多大。做成后，我可以曲着身子躲在里面。

箱子是同学胡梦林做的。“文革”停课两年期间，他跟随一个木匠学木工活。进了中学，我们相识，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下课十分钟我们在一起，放学后，他也总是待在我家，直到吃晚饭才回去，吃过晚饭后，他又来了。那时我们家像个俱乐部。我的同学、我弟弟的同学、我妹妹的同学，都喜欢聚集在我家玩。虽然地方很小，但三个小房间都是各自独立的，三帮同学可以各玩各的。唯有胡梦林受到邻居老太太们欢迎，自他成为我家常客，周围人家桌椅板凳就不怕坏了。凡是需要木工活的，只要和梦林打个招呼就行。他是太好说话了，以至于老太太们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只知道“小木匠”。

“小木匠”这辈子第一次做这么大的箱子，也是最后一次做这么大的箱子。我走后，再过一星期，他也要走了。他是去安徽农场。他家比我家还要穷，不但腾不出床板给他做箱子，连像样点木料也拿不出。父母只能给他一个小小的旧箱子，放点换洗衣服。被头铺盖用纸箱打包，待运到安徽农场再说，乡下总有木料的，也比上海便宜。

梦林很想和我一起去江西插队。他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到哪里都不怕。但农场有工资拿，插队是没有的。安徽农场的名额非常少，班上只有经济最困难、平时表现又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梦林如放弃就太可惜了，一个月三十元的工资，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补贴家里呢！我和另位同学劝说了他好几个晚上，他才总算答应独自一人去安徽农场。为了相互鼓励，我把毛主席抄给阿尔巴尼亚同志的两句唐诗转抄给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过我比毛主席多抄了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梦林帮我做好了箱子，还把这口旧木板做成的新箱子刷上了棕色作底的清漆，我父亲买来了镀铜的包角和箱锁，扎扎实实钉上，就完全是口巨型新箱子了。

待会我们动身去公平路码头时，梦林不能和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他和我大弟还有邻居永海轮流踏黄鱼车，把装满行李的大小两口箱子，送去托运。

我一早醒来，很不想起身。出发离开上海的日子竟然就在今天！尽管半个月前就知道了，但早上醒来后，我还是觉得今天来得太突然，想在被子里多赖一会儿，又怕扫了来送行的兴。

起床后到父母房间，只见父亲把昨晚包扎好的大小箱子又一一拆散，把箱子里的东西统统拿出来，摊放在桌上、凳上、床上，然后又一一重新放回去，把箱子重新包扎好。他感到这样一来，箱子就经得起长途运输的折腾了。

母亲已在准备中午的饭菜。今天中午有油面筋塞肉，这是我最欢喜吃的菜之一。同学们还没来，胡梦林也没来。家里的事插不上手，在旁呆看着，没劲。我走出了弄堂口，看有无同学来了。

同学没看到，却看到外婆正穿过马路，步入小街，一步一步走来。她走得十分艰难，我赶紧迎上去，心里非常内疚。本来昨晚去外婆家向她告别，但几位同学到晚上十点还不舍得走，外婆家就没去成。没想到她今天居然走来了。

外婆半年前发现得了食道癌，已是晚期的晚期。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我这一走是再也见不到外婆了。

两年前舅舅家的大表哥分配进工厂，拿到手的第一个月学徒工资，就给外婆买了点心，还给了外婆零用钱。外婆很高兴，说大表哥成人了，懂得孝顺外婆了。看到外婆那么高兴，我心里就暗想，等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我也一定好好孝顺外婆。

没想到，等待我的是一片红下放。不但没工资拿，家里还要花很多冤枉钱，邻居阿姨对我讲，你去插队，你妈花的钱和别人家嫁一个女儿出去差不多了。

外婆也花钱给我买了棉毛衫裤。我很羡慕大表哥有让外婆好好高兴一下的机会，我是没有这机会了，连给外婆送终的机会也没有了。

外婆是太苦了，她一直都很苦。舅舅因“右派”坐牢去了，她就带舅舅的孩子。三年自然灾害时，酒鬼姨父贪图一笔遣散费作酒钱，单位领导趁他喝醉时哄着他报名回农村。正在月子里的阿姨，又急又气，晕过去好几次。姨夫到农村去两年半之后，两岁半的小表弟在一个阳光明媚下午，看见邻居的孩子们爬上围墙边一堆木板，蹦蹦跳跳很开心，他也爬上去。

他爬上去，从木板缝里掉下去了。没人看见他爬上去，也没人看见他掉下去。他就这样被木板压死了。

阿姨下班回家没见到小表弟，就四处找他，邻居也帮助一起找，终于有人从木板堆的一头望去，看见木板缝里似乎有一件花衣服，赶紧将木板一块一块搬开，不是花衣服，而是穿着花衣服的小表弟。邻居将他抱起来，四肢软软的，脸蛋红红的，跟睡着了一样。

一年多后，阿姨就得了胃癌，不久阿姨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孤儿又靠外婆带。

如今外婆已无力顾及他们，她就要孤身一人走了，她就要离开我们了。

偏偏在这样的时候我又要去农村，去那遥远而又贫苦的山区。

外婆看见我时神色很平静。大概她所有的力气和精神都在对付病痛，大概她对命运的磨难已经麻木了。

我心里难过，我很想哭。我不敢哭。我知道我一哭，就管不了自己，就会号啕大哭。我一号啕大哭，外婆就会伤心，外婆伤心了，恐怕就再没走路的力气，恐怕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所以我迎到外婆面前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外婆你来啦。”

外婆也是淡淡地轻声问我：“洪森你今天要走了？”

“嗯。”

我引外婆进小弄堂。弄堂小得只容一人过，我也无法搀扶她，就让她走在前面。

外婆和妈妈打个招呼，就在天井里看我爸爸包扎箱子。

弄堂外传来胡梦林的喊声，他把黄鱼车已经踏来了。

眼看就要把行李送去托运了，爸爸不放心，又把箱包打开，又重新包扎一遍。

这次有我、梦林、大弟和其他来送行的同学帮忙，只要插得上手的都在用力气，绳子拉得不能再紧，箱子扎得不能再牢，爸爸这下似乎只能放心了。

妈妈临时改变了主意，不让梦林他们先踏车子去托运行李，说时间来得及，要梦林和我们一起吃中饭，吃好后大家一起走。

这时外婆对我说她要先走了，

“出门在外，你要当心自己。”

外婆叮嘱道。她一字一字说得很慢说得很吃力。我知道外婆已经吃不消了，“嗯”了一声后，眼睁睁看着她迈着脚，一步一步离去。

两个月后，父亲在信中告诉我外婆已去世并已火葬。考虑到家中的经济情况和修水的交通情况，外婆临终时就没打电报叫我赶回来。奇怪的是我接到信后还是没有哭。

那天中午的菜应该是很好吃的。这么好吃的菜，我竟然咽不下去。油面筋塞肉，我咬在嘴里，如同咬了一口木屑。我装作狼吞虎咽的样子，趁父母稍不注意，就把父母夹在我碗里的菜，夹给梦林或其他同学，大家理解我的心情，一起帮我掩盖。幸好父母没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作弊轻易成功，可是我妹妹却忍不住扭过头去掉几滴眼泪。多亏汤的帮忙，我总算把一碗饭倒进了喉咙。

动身的时刻到了。

爸爸的眼眶红了，妈妈不时兜起围裙擦眼睛。

不走不行了，我匆忙向父母告别。

“你一定要当心自己的身体，知道吗！要经常写信来，让我们了解你的情况。”

我连连应声：“晓得了，晓得了。”想尽快摆脱这告别的场面。

爸爸妈妈昨晚就讲好不送我去码头，让弟妹和同学朋友们去。

到了马路口，梦林和大弟、永海踏黄鱼车走了，其余人去乘公共汽车。我回头一看，父母还站在弄堂口，赶紧摆手，叫他们进屋里去。

在公共汽车上，我那小弟弟扭头在一边，不看我一眼，也不讲一句话，真让我难过。

码头上人山人海，一片哭声。

我没哭，我们都没哭。昨晚我们大家都讲好的，今天送我时大家都不哭。要做到还真不容易。要做到就无法开口说话，一开口说话，我们谁都做不到了。大家眼圈都已红了，只有默默地忍着，咬紧牙关，我们才可以不让眼泪从眼眶涌出来，我们才不会痛哭失声。这忍耐的时刻很难过也有点尴尬，我盼望汽笛快快鸣叫，上船的时刻快快到来。

第一声汽笛响了。我对弟妹、同学朋友们说，我上船了，你们回去吧。我上船后，不会出来的，你们不要在码头上等了。

我上船了。

我上船后果然没出来，一直躲在船舱里。

三声汽笛长鸣后，船身开始移动了。这时我有点不放心，怕有谁死待在码头上，看不见我会失望，于是犹犹豫豫钻出底舱，来到船舷边。

这时船离开码头已有一段距离了，码头上送行的人已减少，船舷边也不很拥挤了，我仰起脖子朝码头上看，没有看见我的弟弟妹妹，也没有看见我的同学朋友们，我放心了，也略略有点失望。

就在此刻，我看见码头左侧的水泥围墙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一身海军蓝军便服、个子矮小敦实的，不正是梦林吗！他果然是犟的。船正加快了离开的速度，我一急就爬上了栏杆，连连挥手。梦林看见我了，脱下军帽，向我挥动。

他的身影越来越小了。

梦林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只有我，不知将有谁陪伴他度过即将离开上海的最后这几日？不知有哪些同学朋友会帮他打行李包？他父母年老有病是没力气帮他做这些事的。

我当时想到的只是这些。

我万没想到的是：六年后他会在安徽农场自杀。

他如能再多挨五个月就好了。

但是人到挨不过去的时候，多挨一刻都是难的，又何况是五个月！

船远去了，不但码头上的人影子看不见了，连码头也越变越小，看不见了。

■对正文的补充

《动身时刻》的缘起

1997年春节，回上海看女儿，她那时读初中预备班（相当于小学六年级）。

一天闲聊时，她提到一位颇有点知名度的当代作家，说他的散文编进了他们的语文课本。

她将这篇散文翻给我看，问我感觉如何？

我对这篇散文的印象很坏，通篇都是矫揉造作的辞藻，堆砌出虚伪浅薄的情感。

我女儿感到吃惊！

她问：“这么不好，为什么会选进我们语文课本呢？我们老师还要求背诵呢！”

我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只能简单地说一句：“编选语文课本，有时是需要第一，语文水准第二。”

她听了我的解释，有点似懂非懂，问：“和刘勇叔叔比呢？”

她口中的刘勇叔叔就是格非，她从小就和格非相熟，知道他是个作家，就拿他出来作比较。

我说，“那怎么能比？要比的话，刘勇叔叔是座山，这位作家只是一堆土。”

“真的？刘勇叔叔这么了不起？”

我女儿的第二个问题有点尖刻了。

“和你比呢？”

“也不能和我比。”

我口中说得斩钉截铁，心里却有点虚。因为我拿不出可以比的作品来。果然，我女儿没轻易让我蒙混过关：“你这么骄傲啊！那怎么没见你写出好东西来呢？”

这句话将我堵住了。

我决定写一篇好散文给女儿看。

我给自己规定，这篇散文词汇量不超过小学六年级。

写什么呢？在上海的几天里，一直没找到题目。

回香港打工那天，在机场突然来了灵感。飞机升空后，我就迫不及待打开小桌板写起来，一直写到飞机下降。

到了香港，继续写。写了两天，完成了。

这就是《动身时刻》。

就这样给女儿看，她未必认真对待。没有发表的东西，在她这个年纪，很难引起敬意，我把稿子投给了《大公报》。

《大公报》副刊主任马文通看了，决定全文发表。编辑温海打电话来说，《大公报》从没一次发这么长散文，但你这篇散文实在写得好，我们决定破例，一次登完。

《动身时刻》发表后，我将剪报寄给了女儿，另外还寄了复印件给格非和摩罗，他们是我的好友，也是文章方面的良友。

我女儿来信说，在看文章过程中，她忍不住哭了好几次。看第二遍，她还是感动得掉泪。她问，你使用的词汇那样简单那样平凡无奇，怎么却能产生如此感人的力量？

格非和摩罗以及他们的夫人王方红和杨帆，都对《动身时刻》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动身时刻》是个偶然。

可是它又确实是我心目中存在已久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好文章。

■有关我外婆的补充

亲友们看了《动身时刻》，都说外婆和我同学梦林最为感人。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两人做些补充说明。

先说我外婆。

在上海航运公安局工作的二舅，接到家乡来信，说农村粮荒，大家都在挨饿，没饭吃，很多人都浮肿得厉害。他开会时，将家乡这封信读了，结果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向上级申诉，结果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处四年徒刑，发配到安徽劳改农场。二舅妈也被赶出了航运公安局家属宿舍，带着不满一岁的小女儿搬到我家楼上住。

从此，我们不再吃糖。我们要把糖票省下来，买白砂糖。我们还要节省一点粮票，等外婆到安徽劳改农场去探望二舅时，将省下来的粮票买面粉，将面粉放在铁锅里炒熟，再将白砂糖也放进去，等炒熟的面粉凉了，就装进布袋，将袋口扎扎实实缝起来。

在装熟面粉之前，布袋的底和边都已经用针线缝过两遍了。

很长时间没糖吃，会想，看到别的小孩吃糖，我们馋得咽口水。外婆说，二舅遭了难，小孩要懂事，如果不省下一点粮，不省下一点糖，二舅就会饿死在安徽。

不吃糖可以救二舅的命！我就真的不想糖了，后来变得不喜欢吃糖了。

我知道安徽在老远的地方，劳改农场在更远的地方。

外婆背着包袱，拎着行李。

包袱里有炒熟的面粉，里面还放了白砂糖，包袱里还有一罐熟猪油，这也是我们从肉票里省下来的。行李是给二舅的冬衣，有棉袄棉裤。棉袄棉裤夹缝里，还藏着一点全国粮票和一点钱。

外婆总是悄悄动身，半夜三更起来，去上海北站坐火车。

外婆叮嘱我们不要对任何人讲她到安徽去了，有人问，就说住到阿姨家去了。外婆说，省得里弄干部找麻烦。

外婆乘火车到了安徽再乘汽车，乘了汽车下来，还要再乘汽车，才到二舅所在的劳改农场。

每次外婆出发后，我总是担心她会迷路。外婆连上海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我多，她怎么能一下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找到她要去的劳改农场呢？

我猜想，外婆第一次去安徽劳改农场，一定是迷路的。她捏着信封，东问西问，安徽话又不太懂，乘错了几次汽车，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摸到她要去的地方。

不过，外婆第一次去安徽迷路，不是为了探望二舅，而是大舅。

大舅被抓，被判刑，被送去劳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太小。家里将这件事捂得严严实实，直到很晚，到了“文革”，红卫兵来抄二舅的家，贴大字报，我才知道这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一位哥哥也是“坏分子”。1957年因为破坏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被判刑七年，坐了两年牢之后，因肺结核押送回老家保外就医。

1957年，我才四岁。在这之前，大舅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是，我睡觉醒来，天色已晚，听到一个大人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在说话。说话的声音通过床的共鸣传到我的耳朵里，嗡嗡的。另一个人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房间里的灯泡已经亮了，妈妈在炉子上炒菜。我知道坐在床边的是大舅，坐在他对面的是二舅。

他们都只顾自己讲话，没人理我，我就哭闹起来。听见妈妈说：“哥，孩子哭，可能要撒尿了，你把一下。”

大舅将我从被子里抱出来，抱到痰盂前，我没尿。我哭，是没人理我，尤其是我妈，今天仿佛没我这个人。

大舅不耐烦了，他说：“这孩子又没尿，哭个什么呢！”就把我往被子里一放。他这一放，应该说是一扔，因为我的背还没躺到床上，他双手已抽走了。虽然一点不疼，却把我吓坏了，我从没受过这样的对待，一时又惊又吓，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从此以后，我对大舅产生了恐惧心理，一直不愿和他亲近。

我妈说，我是两岁那年搬到楼下来住的，因为怕我从楼上滚下来。因此被大舅扔进被窝的事，应该发生在两岁之前。

另一件事，一天上午，母亲牵着我，和外婆从大舅家出发，到阿姨家去。阿姨家离大舅家很近，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到了阿姨家，我听见她们对阿姨讲，下午去浦东采马兰头。我说我也要去。她们叫我在大舅家好好待着，说晚上回来时给我带好吃的。我不答应，回大舅家一路上，我吵着坚决要跟着去采马兰头，一直吵到大舅家。我妈说，只要我好好吃午饭，吃饱了，就带我去。我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饱了，我妈就抱起我出发了。一路上颠呀颠的，很快我就在妈的肩头睡着了。

等我醒来，却发现自己不是在浦东乡下田野里，而是躺在大舅家二楼的床上。听到大舅从三楼走下来的脚步声，我明知上当受骗也不敢哭。

大舅走到床前，看我醒了没有。我闭上眼睛，等他走了之后，才睁开双眼。

阳光从二楼楼梯口西窗，映照到与床头相对的白墙上，我醒来之后一直呆呆望着泛着白光的墙壁，直到楼下传来我妈她们的声音。

我听见妈问大舅我乖不乖。大舅说这孩子今天出奇地乖，一直在睡，一点声音也没有。妈上楼看见我睁着眼睛，就抱起我。

我很沉默。

此后人生中，只要午睡醒来，面对的是泛着白光的墙壁，房里静悄悄的，偶尔从窗口飘来街上人的喊叫声，我就会心情忧郁，产生淡淡的哀伤。

大舅再次从我记忆里出现，是他从乡下来探亲。他一年来上海一次，多半是春节。所以我一直以为大舅是农村人。看了“文革”中的大字报，我才知道大舅原来是在上海的。我才从小时候隐隐约约的记忆里，想起大舅那时候好像是在上海。我想起小时候大舅家房子是那么大，有三层楼。想起了和大舅家大表姐、表哥，还有二舅家二表姐、三表姐在楼上楼下还有晒台上捉迷藏的往事，那时候多么开心。

我明白了大舅突然从我记忆里消失了好几年的原因，也明白了大舅妈为什么把房子一层一层卖掉，先卖掉了三楼，不久又卖掉了二楼，最后把一楼前面一半也租掉了。他们一家挤在白天也要开灯的黑房里。我也明白了大舅妈为什么突然要去上班了，她先在里弄里找到了编织草袋的活，我去看她，在她身边玩，很快也学会了编织草袋，帮她一起编。舅妈总是夸奖我聪明。后来大舅妈又到一家工厂去上班了。

看了大字报，我问妈是怎么回事。妈说，二舅在家乡被动员参加了新四军，随部队开拔后，国民党来了，要清算新四军家属。外公、外婆、大舅、我妈和阿姨全家连夜逃到了上海。大舅原是乡村小学教师，逃到上海，靠在上海的学生资助，开起了粮店，将家乡的粮食运到上海来卖。几年工夫，赚了钱，买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大舅继续做他的粮食买卖，不过变成了黑市生意。政府以破坏统购统销罪判刑七年，押到安徽劳改农场劳动。

我想，大舅坐在床边和二舅说话的那个黄昏，大概就是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了，大舅在为生计着急。我想外婆和我妈、阿姨去浦东采马兰头的那个下午，大舅一个人默默地在三楼踱步，他大概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了。

探望大舅是外婆第一次去安徽。

两年后，大舅肺结核保外就医押送回老家，外婆总算松了口气。曾经做过乡村小学教师的大舅，人缘很好，本乡本土人是不会苛待大舅的。可是不久，二舅又被送到安徽劳改农场去了。

安徽劳改农场似乎专门为我外婆家保留了一个位置。

当我自己也有了孩子之后，我更能体会到当年外婆的心情。

外婆通常是沉默的。我从没在她脸上看到过伤心痛苦的表情。

外婆哭，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次，那是外公死了。外公穿着新衣服、新鞋子，笔笔直直，一动也不动，躺在二楼北面房间地板上，脸上盖着黄纸。外婆、我妈、阿姨等所有的人都在哭，除了我。那年我还不满两岁，我只是惊奇。外婆哭的时候用手绢掩着脸，所以我始终没看到过外婆痛苦的表情是怎样的。我看到过她笑，看到过她生气训斥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她默默无言。即使她在炒面粉，为探望二舅做种种准备的时候，她也是沉默，没有表情的。即使她动身出发去安徽劳改农场，她仍然是平静的。

假如二舅所在的劳改农场和大舅待过的是同一个农场，对外婆来说，就是熟门熟路了，她在安徽的迷路就不会有第二次。但不可能有这种好事，因此，我估计外婆在安徽迷路，至少发生过两次。

有一天半夜，我被外婆说话声惊醒，正想翻起身来大喊：“外婆你回来了！”听到外婆压低了嗓门在和妈妈说话，我想知道她们说什么，就竖起耳朵来听。

外婆告诉我妈，和二舅关在一个农场的同乡人，就在她到农场前一天被斗死了。农场开斗争大会，将他押到台上，管教干部说他态度不老实，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这人没站稳，从台上摔下来摔死了。外婆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担心你二哥的臭脾气过不了这关口，这次我再三叮嘱他，要忍着点，好歹要熬过这几年。

听了外婆和我妈午夜谈话，我觉得恐怖。一个大人怎么可以那样凶狠对待另外一个大人？那个被踢到台下摔死的大人，怎么会这么可怜？我将来长大后，会成为随便被人押上台斗，随便被人踢下台摔死的人吗？

人命这么不值钱，世界这么恐怖，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五六岁的孩子思考这样的问题似乎太早了一点。

好歹二舅没被人从台上踢下来摔死，他活着出来了。小时候，二舅在我心目中是很帅气很威风的，他骑着三轮摩托车来带我兜风，我心里充满了骄傲。但自从我知道他可以随便被人押到台上斗可以随便被人踢屁股，甚至可能被人踢到台下来摔死；摔死了，他的家里人也不敢吭声，二舅在我心目中的骄傲就一丝也没有了。

二舅放出来之后，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一辆载重自行车，到浦东乡下，将农民从田里捞来的螺蛳贩运到上海小菜场赚钱糊口。“文革”抄家挨斗之后，贩运螺蛳属于投机倒把，不准做了。在家歇了一阵，抄家批斗风潮缓和一些，他又找到一条谋生之道，将工厂里用过扔掉的废旧回丝收集起来，载到黄浦江边，用竹箩筐在江水里漂洗干净，然后摊在江边马路上晾晒，晒干后卖给废品回收站。

外婆就守在江边替二舅看守这些废旧回丝。二舅晾晒回丝的马路，是我摆渡过黄浦江去上学的必经之路。我老远看见外婆伫立在寒风中的身影，总是赶紧走到马路对面，远远避开外婆。

同学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外婆会歧视我。

几年后，我初中快毕业前半年，外婆没力气到江边看守废旧回丝了，她得了食道癌，而且已经是晚期。

第二年我下放到江西山区不满三个月，接到父亲来信，说外婆已经去世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就没打电报让我赶回奔丧。

看完父亲的信，我没掉一滴眼泪，只是觉得心口发闷。我也没有把外婆的死讯告诉身边的知青朋友，我想他们一定会问：外婆死了怎么不回去奔丧呢？我无法告诉他们我没钱，我家里也没钱，我下放已经给家里增添了很多债务了。我如果讲了，有些同学可能就会给我凑路费，我不想看到这种场面，再说外婆已经火化了。

得知外婆死讯后的很多天里，我变得沉默寡言。在田里干活，或者走在山里曲曲弯弯的小路上，或者下雨天不出工，躺在蚊帐里呆望着帐顶，我眼前总是浮现出外婆伫立在黄浦江边，孤独地迎着寒风的形象。江风吹拂起外婆斑白的鬓丝，她像座木雕纹丝不动，她的脸上没表情，她的眼睛望着远处。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我想，假如每天上学来回经过外婆身边，我能迎上前和外婆打个招呼，最好还陪外婆说说话，外婆是不会得癌的。

■关于梦林的补充

1970年4月6日，梦林送走我之后，过了一星期，他也走了。他和我一样也是到公平路码头乘长江轮溯水而上。他所去的建设兵团在安徽宿松县。宿松县已是安徽边境，和江西紧邻，也在长江边上。离我下船的江西九江，大船只差两小时航程。宿松是个小码头，长江轮平时不停靠的，只是运送知青的专轮才破例停靠。坐小轮从九江到宿松，要四个小时，从宿松到九江，因为逆水，就要六个小时了。

我在和湖南交界的修水山里，接到梦林到达建设兵团后的第一封信，告诉我宿松的地理位置，我没什么感觉。但是两年后，因贵人相助，我被招到九江钢厂当工人。

当了两年知青，就进工厂当工人，在当时是非常幸运的。帮助我的贵人是九江下放干部张力才和他的爱人曾凡枚医生。前去招工的厂长孙为钜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一到修水，就直奔张家，问他们有什么人要带走。张力才夫妇推荐了我，就这样，我到了九江。

梦林闻讯大喜，不久到九江来看我。他出门一趟很不方便，先从建设兵团搭班车到宿松县，这一路就要两小时，从宿松码头坐小轮到九江，又要六个小时，再加上走路和等车等船时间，至少要十个小时才能到九江。每天车、船只有一班，为了保证赶上，早上六点就出发，到达我宿舍已是晚上六点。厂里食堂五点钟开饭，好点的菜不到半小时就卖完了，六点钟只剩冷饭和卖不掉的菜。我拉梦林到街上饭店去吃饭，他执意不肯，说饭店太贵了，就在食堂随便吃一点，我拗不过他，就在食堂吃冷饭剩菜。

钢铁厂食堂在那吃肉需要凭票的年代，算是最好的。高温工人有营养菜，每天夜里还有肉包子供应。我对梦林说，晚上11点再吃肉包子和油条。

那天晚上我上夜班，平时吃过晚饭要睡觉，睡到晚上十点半起来，穿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拿着搪瓷碗，先到食堂买夜宵，吃完去车间上班。梦林来了，我们聊天，一直聊到去食堂吃过夜宵，我上班，他回寝室睡觉。

早上下班回单身宿舍楼，梦林已经起来。早饭后，想陪他去逛街，梦林不肯，说我一夜没睡，晚上还要上班，他自己一人去。我确实疲倦，就没坚持，把他送到厂门口，指给他去市区的方向，就上楼睡觉了。

九江钢厂在郊区，步行去市中心要半个小时。我叮嘱他晚饭一定回来吃，我等他。

梦林说在城里逛逛真好，下放两年多，除了回上海探过一次亲，其余都是在农场，日子乏味透了。他每月有三十块工资收入，每年有十二天探亲假，加上三天春节假，回上海一次可以待十五天。梦林说，他今年没回上海。母亲风湿病加重躺在床上，看病需要钱。他弟弟去年毕业分配进了上钢三厂，本以为家里从此开始好转，谁知进厂才半年，就出工伤事故，右脚五个脚趾被吊车放下的五吨钢板压断了，才十八岁就成了残废。看到家里这个样子，他也不想回去，就把省下的路费寄回去了。

他说我到了九江真好，他以后在农场待烦了，就有个地方走动走动了。

第三天清晨六点，我就从车间赶回宿舍，将食堂刚出笼的包子放在桌上，叫醒梦林又匆匆赶回车间上班。回宿松的船早上七点开，从厂里走到船码头半小时。昨晚我们商定六点起床正好。

梦林请三天假来看我，实际只能在九江待一个白天。

梦林每次走的时候总要叮嘱一下，希望我抽空到他们农场去玩玩，回去之后，给我的信里也不忘向我发出邀请。但我始终没到他所在的宿松农场去过。一是请假不容易，当然，真的想去，我可以采取调休办法积累几天假，但我自己刚从农村出来，那里有什么好玩的？更主要的，我觉得梦林邀我去，是想向农场朋友证明一下，他确实有我这样一个在九江工厂的朋友。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些人故意欺负他，说他吹牛，他是个认真而自尊心很强的人，看不出别人是故意捉弄他，他想证明自己，就落到别人圈套中去了。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始终没打算去宿松农场看望他。虽然口头上应付他，说有机会一定去，他也总是信以为真，眼巴巴盼望我哪天到他们农场去。1974年夏天，因为停电，厂里大检修，放了好几天假，我和同事到庐山去玩了，正好梦林来九江，到我寝室敲门，没人。问了门房，门房说厂里停电放假，他们房间人都出去玩了。幸好梦林是在我放假的最后一天到九江，这天我们从庐山下来了，傍晚时候回到工厂。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在门房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门房认识他是安徽来的。

当天是无船赶回宿松的，梦林到哪里去了呢？直到天黑，他才回来，他说幸好在厂门口遇到厂里的广播员，以前见过他，告诉他我们今天就下山回来。所以他就到市区去逛逛。我问他晚饭吃过没有，他说已经吃过了。

之后梦林不再提邀我去宿松的话头。

1975年梦林到九江来的次数比以前几乎多一倍。以前一年来两三次，1975年来了四五次。不过，只是当天晚上在我这里，第二天一清早，就往火车站乘火车到德安去。从九江到德安，火车要两个小时。我们有不少同学下放在德安县车桥公社。梦林到了德安再搭长途车去车桥，幸好车桥离县城不很远。

梦林第一次去德安我还真以为他是去看那里同学的，不久他又来，又说要去德安。我知道他有鬼，问他是否爱上那里的谁了？他红着脸承认喜欢同班女同学李莉。李莉是个很老实的女同学，从不参与其他女同学对梦林的嘲笑，但我怀疑李莉未必就爱梦林。梦林个子矮小，面相也不好看，班里同学给他起绰号叫他“猩猩”。他人老实，嘴巴不会讲，开口讲话常常落下笑柄。他是班里男同学女同学集体嘲笑的对象，不参与嘲笑梦林的，全班少有。即使少数几个要好的，当别人嘲笑梦林时，也会忍不住跟着大笑。

但梦林实在是个好人，和他相处久了，就知道他的人品我们都不具备。梦林比我还大两岁，虚岁二十四岁了，这样的年龄早应该谈恋爱了，但除非和梦林长久相处之后，才能感受到他的难能可贵，梦林怎么有机会和哪个女孩长久相处呢？在学校的时候，梦林和李莉话也没讲过几句，所以我认定梦林是在单相思。

梦林第三次从德安回来，心事重重，说李莉正在设法办病退回上海。这是当时唯一能回到上海的路子，只要有办法从医院里开出证明。梦林心情很复杂，他希望李莉能办成，他说李莉一直和奶奶一起生活，她离开了上海，奶奶就孤苦伶仃了。但是李莉如回到了上海，梦林不是更没希望了。

梦林是乘晚班火车来的。那天晚上他抽了很多烟。他本是不抽烟的，下放几年，抽烟动作变得很老练了。

我叮嘱梦林，李莉如果病退回上海了，要做好分手准备，再说她好不容易回到上海了，再进行这种城乡之恋又有什么意思呢？也应该为李莉想想。

李莉是否已经和梦林确定了恋爱关系，我是怀疑的，我这么说只是给他面子。他嘴上说是的是的，但看得出他心里是放不下的。

大概三四个月后，他来信告诉我，李莉病退的事情办好了。不久，他又来到九江，说要去德安帮李莉打行李，做樟木箱，然后再送李莉到九江来。当他清早赶去火车站的时候，我对他说，到九江后带李莉到我这里来玩。

这次梦林在德安待了好几天。直到第四天，他才回到我宿舍，他一个人，李莉没出现。

我问他，李莉没来？他说赶船时间来不及，他就直接把李莉送到船码头去了。

其实我早就猜到李莉不会来。如果李莉跟着他一起来，不就是承认和梦林有恋爱关系吗？我是想让梦林认清，李莉并没有爱上他。

这一晚过得很沉重，我们都没什么话可讲。明知他心情不好，我却找不到可以安慰他的话。当时我正是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觉得人生消耗在这种无聊的爱情上面，实在是浪费生命。梦林是弱者，我向来不懂得如何去安慰鼓励一个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