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麻雀一样蹦跳

■隐秘的声音

那些年，内地县城的汽车站几乎千篇一律：班车没有规则地停放在不大的场地上，水泥地面的油污斑驳陆离。小摊贩散落在各个角落。售票窗里不多的几个男女一边聊天，一边往嘴里丢着瓜子；有人买票，其中一个女售票员问一声，便随意而悠闲地从窗口抛出一张车票（以后的年头，这样的情景慢慢在改变，我说的是“慢慢”）。空气中漂浮着汽油和食物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令人迷惑。果皮。脏污的纸巾。没吸完的烟屁股。走动的人。走动的人茫然。兴奋。依依不舍。憧憬。低声地哭。甜甜的笑。剩下的坐着。站着。斜靠着椅子。聚拢在一堆。候车室里的人们来历不清或去向不明只有他们的车票可以见证他们的终点。也许，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最后的终点在哪？只是眼前，所有准备出发的人强行黏合在候车室。表情，衣装，包裹，脚步，声音……成为每个人的符号，暂时被车站这个磁场吸附到一处。真正的磁场并不在此间，而在远方。东面、南面、西面、北面，呈放射状扩散。只是这个远方的距离因人而异，看你喜欢走多远。或者说，看你喜欢寻一个什么样的终点停靠下来。

1993年9月20日早上7点，我背了个蓝白色的牛仔包，走进了晨雾中的石城县汽车站。这之前，县汽车站已经释放了许多人最初的梦想，在我登上开往南方的班车之后，必定还会有人不断地去往不同的地方，寻找不同的目的。班车还未开出站外，这里的气氛就是一种复杂的“蠢蠢欲动”。我感受出留恋和期待之间的瞬间纠缠把车站撕裂开来，我听到了暗处难以触摸到的哔哔叭叭的声音。暗处，不在眼睛可以注视到的地方，在内心。内心的声响混沌、模糊，但是我知道这种声响在有力地抖动。它透过血管，传递到我的四肢六脉。就是这种来自内心的声音推动着我的躯体，把我从三十里外的钱戳湾村推到县汽车站，并且还将推向别处。不仅肉身，还有灵魂。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此间，那天清早的我其实很茫然。

阳光穿过东边的山垭口，落在小山城的每个屋顶和每条街道上。屋顶上方飘浮着淡淡的烟尘，县城因此有一种安静的温暖。隔着几条街道，东边，大块稻田和房子之间，琴江河像一条带子流过老城墙的墙根，逶迤向南。坐在班车里，我看见那条浅水清澈的赣江源水流弯弯曲曲地缠绕着山峦，清晨的山川青雾弥漫。高过屋脊的老塔披了一层霞光，正俯视着脚下的尘世，像一尊佛在注视着人间。视线之外，我看不见塔檐上的风铃，野地吹过的风肯定摇曳出悦耳的铃声。我和老塔之间隔了老远，我只能想象，无法再一次亲聆那种美妙的声音。车子慢慢驶离县城，老塔伫立江边岿然不动，我却离它越来越远。车子载着我，整个县城被抛在我的身后，我背离了一个源头，顺着江水的流向往前漂去，摇晃的车厢实在像条船，在陆地上一路飘荡。

坐在这条“船”上，我的心绪沉静不下来。二十八岁，这是个好年龄，应该经得起这种飘摇的状态。所以，我一路虚构着后面的道路：往南，让赣南九月的一路稻花香陪伴，越过九连山的豁口，我会看到荔枝、香蕉、芒果、鱼塘遍布在岭南的大地上。终年的绿色和湿润的气候把一切装扮得清新悦目。我要到达的地方距离大海不远，我曾经疲乏的肉体会在潮湿的海风吹拂下渐渐苏醒过来。在那里，我会很快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那里的状态有别于我以往所有的经历。一切都是新鲜的，令人满意的。不用多久，我会把在老家背负的债务全部偿还。如果可能，我还会尽早重返钱戳湾，种菜。砍柴。栽稻。闲时读几本古书，写几首诗歌，念给我的爱人、儿子听听。我甚至会带着一家四口，去山上看野花静静开放，下河里摸几条鱼儿养在水缸里，在门前植几株果树。春天时，梨花、桃花红白相间，风一吹，粉嫩的花瓣从院门前飘落窗台，不仅仅在春天，每一个夏夜，每一个秋日，每一个冬天落雪的日子，我们都活在诗意、画意里。五年或者六年、七年过去，那种困顿、破败的愁苦日子将不再折磨我们……我坐在车里的时候，思绪遥远地飞翔起来。我虚构着南方所有的好际遇。

1993年9月之前，除了读书的年头，从二十一岁开始，到我拥有两个儿子的八年间，我把生活过到颜面尽失的地步，因为钱——一个家庭难以放得下的基本的物质保证。钱戳湾的大部分人家并不富有，但是对于贫穷者，乡村有时显得那样不可包容和宽恕。我几乎借遍了四邻八乡，男人的尊严一次次地在别人异样的眼神里被生吞活剥。一个不善经营的男人，注定要为家出走。源头上的故乡把我远远地抛离出来，我一个人离开故乡，离开家，丢弃过去的生活，我期盼着1993年9月的出走能得到一次彻底的回归——回归我的幸福、自由、独立姿态。

班车走得慢慢腾腾。那时的道路全是砂土，坑坑洼洼，很像我那些年百孔千疮的生活。瑞金、会昌、于都、赣县、信丰、南康、龙南，江西南部的山水一一从我眼前晃过。往南，再往南，一个叫东莞的城市正躲在我的猜想里，躲在我想象的芭蕉林边，扑朔迷离。

真实的情况远远比预想更糟。这年秋天，南方过剩的阳光在我行走的路上滚动着火球。穿过东莞市喧嚣的城区，我抵达的最初地点在距市区三十里的厚街镇。好像是一个隐喻，注定了我始终在城市的外围打转。先前约好的一个朋友本来还在市内上班，等我寻踪而去时，才发现人影渺茫。有人告诉我厚街的江西人遍地都是，说不定可以遇上老乡。毫无疑问，我只有一路寻找了。

在南方这个尘土飞扬，遍地的工厂、汹涌的人潮把所有的绿色逼到绝地的小镇上，所有的事物都陷入激烈的躁动不安、漠然冷酷的泥沼里。重重叠叠的诱惑隐藏在水泥与水泥之间的暗影里，灯火与灯火相互映照的暧昧中，让每一具靠近它的肉体百味交织，欲罢不能。陌生、动荡、焦灼、恐慌、无所依附又无所不包的内外煎熬，可以让弱者的神经瞬间崩溃，也能令一些寻梦者瞬间发狂。脆弱、坚硬、柔软、温暖，各种相互抵触的情绪如此粗糙的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的磁场，令人联想起二百多年前，美国西部土地上的繁华与血腥。

我是一个对环境有着天然敏感的人。老家的个人血脉中断以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在厚街的一堵堵厚墙下、一扇扇铁皮门前、一口口发臭的死水塘边徘徊奔跑，我虚构的图景被现实的刀锋刺划得支离破碎，不堪入目。悬浮，冲突，抗争。内心深处的一次次震荡，会让一个人向两极靠拢，要么撤退，要么固守。我当时选择了后者的姿态，因为我看见了老朋友老谢。

我当时并不清楚，我的同学老谢已经在厚街的一个台资厂里打工。那天下午，我走得累了，便站到一个门口有片树荫的厂房前。我汗涔涔地站着，透过铁栅栏往里面看，老谢就无意中进入我的视线。他穿了一件夏天的工作服，在厂区的路上往一栋气派的办公楼走去。我第一次看见花格子的粗鄙工作服——布料轻薄。短袖。胸前印有厂名。袖口上有口袋，可以插笔。老谢就穿着这样的工作服出现在我的眼前。隔了铁栅，我喊了他一声。我们已经七八年没见面了。喊他时，我内心流溢着久违而亲切的感情，我想他也许都一样。何况，我们这样的偶遇是在异地，隔了铁栅栏。门外的人愁一份工作，门里的朋友却穿了印有标志的工作服。两个保安守在门里，我觉得里面的朋友正幸福地被守护着。那保安戒备的，反倒是我——站在外面张望的人。我私下以为这个情节有点尴尬，至少和电影里的某个情节雷同。对了，我无比安慰地喊了一声“老谢！”满以为他会欣喜地回应我，像十多年前我们在琴江河里游泳一般发出一声酣畅的惊呼。我错了。老谢看到了我。他略微迟疑，时间只有几秒，不吭一声，低头径直往他的办公室走去。那时，我有理由相信，老谢变成一个自愿失去自由的“人”。他的不自由与我的负债以后寻找工作的不自由，意义上不是一个概念。

暮色没有办法包围这片空间，因为许多妖艳的灯火明明灭灭。老谢还是走出了铁栅栏。他提前下班了。他请了一个小时的假。我们多年未见，却只有一个小时的会晤时间。一瓶菠萝啤酒，一份炒粉，一碟花生米。三种食物摆在桌上，桌子摆在厂子旁边的一家大排档的门口。老谢坐得歪斜，我狼吞虎咽。三种食物顷刻间风卷残云，我空不出嘴巴来回答他的絮絮叨叨。但我知道，他没办法帮我找到一份工作，就算是清洁工也不可能。要工作，只有继续寻找——自己找，不停地奔走寻找。他也没办法借钱给我，因为他还没发工资，即使发了，也只有二百四十块钱，生活费都不够。七八年来的老谢过得和我差不多，老家欠下的外债惊人地和我一样多。当时，我记得我打了个嗝，一股酱油味道直冲喉咙。奇怪，我们竟然笑不出来，麻木地坐在那里，直到他那一个小时的假到了。他进去了，我慌了。

既然老谢在这里，我决意留下来。根本的原因是：我没多少钱了，买不起回程的车票。

厚街是一个原点，围绕这个点。第一天，我从住地（一条河的草滩上）往北，一家一家工厂找下去。宝屯—三屯—赤岭—陈屋—白马—附城—东莞，南北三十里，清早到夜晚；第二天，我再从住地出发（一个水泥筑就的气派坟地）往南，一家一家工厂找下去，南北还是三十里，清早到夜晚，珊美—新塘—双岗—溪头—宝塘—沙塘—白濠—虎门—长安。尘土飘落我的脸面，紫外线灼伤了我的心魂。我的脚底，水泡慢慢磨成了茧，我的心肠慢慢坚硬起来。

“你这里要人吗？”我问。

“你看看招聘通告，我们只找熟手。”有人答。

“我只有高中毕业证，你这里能否做个杂工？”我再问。

“对不起，我们要身强力壮的。”有人不耐烦地答。

“你好！我看到你们找一个文员，我的字好，会写。给个机会吧！”我装着很文雅地还问。

“去去去，我们要女的。你是女的吗？”某家工厂的保安撵着我。

……

男的。二十八岁。生手。外表老相——从坟头上和河滩上走来的盲流。我整整走了两个月，问了两个月，重复了两个月的话语。两个月，我把今生的道路走完了，把今生的话说完了，把今生的饥饿、愁苦、绝望、惊吓……一一过完了。我可以去安然赴死。可是不能。老家还有一条线，一条债务、亲情编织出来的麻绳，牵引着我一次次起死回生。今后的日子，不论我在哪个方向，厚街汀山村旁边山头的坟地、河田村的河滩地时时会悄然走入我的梦里。我想知道：两个月的苦，是否会在一个青年的心灵刻下深深的烙印？这种原始状态时的痛会不会成为他今后怀想幸福的一个理由？

顺便要交代的，是住在野地的起因——缺钱、治安员拉网式对出租屋的搜查。

初冬终于慢慢来临，南方的季节缓缓交接。我依靠老谢想方设法借来的一百多块钱，度过了最初的奔走姿态。在汀山，靠近横岗水库的道旁，两行橄榄树枝繁叶茂刺向蓝天。天像个蓝色的厚壳，高高地覆盖在我们头顶。谁也无法伸出双手，抓住一片厚天里的云彩。我不止一天地踟蹰在橄榄树边，心里在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1993年11月10日。我对一个台湾老板说：“给我一个工作，管饭就可以……”我得到了。一扇大门从眼前打开——这是一道窄门，但属于生门；另一扇死的、黑暗的大门在我身后轻轻关上，严丝合缝地关上，不留缝隙。

■杨梅村和它的夜晚

这个名字带点植物芳香的小村落，在1993年的初冬里，孤零零地悬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用一种等待的姿态近距离地观望着南边的深圳。十几年前，坐公共汽车不到二十分钟，经布吉镇那条并不宽阔的街道，出关，深圳的东门转眼就在脚下。那时，我没有边境出入证，深圳于我，是咫尺天涯般的感觉。我只能透过南天偶尔飘来的几丝云彩，去揣度几十里外的繁华与热闹。

事实上，我们在那个名叫杨梅村的小地方，活动的半径不会超出一公里。华台鞋厂霸气的厂区，与杨梅村的村庄相距一里。沿着厂门外新修的水泥路往南走，是一些杂草和荔枝树生长的低矮坡地，以及一些零散、随意地铺陈在路边的小厂房。在一个海拔大约五百米长满南方松树的山包下，杨梅村不多的建筑物毫无规则地散落在通往深圳的大道旁。村民操着客家语言，穿着南方人特有的花格子衬衣，脸上的皮肤大都被强烈的紫外线灼成黑红的颜色。村庄显然在逐渐失却原始的平淡和静谧。来自外省的人群陆续盘桓在村庄的周围，一些外来的老板也把目光盯上了这个紧邻特区、租金便宜的村落。小小的村庄里，不到两年时间，竟然汇集了两家大型的台资鞋厂，一家中型的港资电子厂。我没有办法做一个确切的统计，流入杨梅村的外来人员，恐怕总在上万人以上吧。不过，这些从内地漂泊过来的人群，与杨梅村，与杨梅村居住了多少年的土著们，基本上不发生关系。他们的时间都被固定在了围墙高筑的厂区内，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少得可以用指头计算。青春被关在了一道道围墙里面，杨梅村只是一个挂在嘴边的符号，或者写在信笺封皮上洇染开来的几个汉字。

1993年冬天，我刚刚进入华台鞋厂刺绣课。与此相关的一些场景，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反复描述。我只记得，每天加班的灯火曾经映照过我们每一双失神的眼睛，那些粗暴的呵斥，那些皮革散发出来的阵阵异味，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我们怀念青春的一种调料，适合若干年后被人拿来用在“苦难是一笔财富”这句论调上的有力佐证。

对于我这样一个以浪游姿势进入老板厂的人来说，更多的只是记住了工厂以外的零碎事物。在杨梅村唯独的一间录像厅内，我曾经躲在暧昧的镭射灯光下，把白天和夜晚积攒下来的孤独偷偷释放出来，等到幕布上跳跃着一些色情和武打的片段时，我虚无的身体已经踏上了回厂的那条黑暗之路。没有路灯，一些身份不明、容貌不清的人不时地徘徊在路上。我相信他们都和我一样，同属于丢掉了故乡，寻不到半点星光和月色的异乡人。走在这条深夜幽暗的村道上，我并不在意路上的安全。即使半路被人打劫，一身粗糙的工服和羞涩的口袋怕只会引起恶徒的伤感。那间狭小的、气味混浊的录像厅里，是我的一个秘密通道。我可以穿过这个通道，寻找一种解脱，一种安抚，一种虚幻的存在感。坐在一个角落里，光线暗淡，四周的身体是陌生的，身下的椅子是陌生的，播放出来的情节是陌生的，那些气味、声音、色彩之于我，都是隔世一般的陌生。没有人知道我来自哪里，有什么嗜好，内心在需求什么。我身边的那些不同的面孔，是否像我一样到达这里，心事都在录像以外呢，也没有人会说出来。那样最好，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眼光处于专注与飘忽之间，身体交付给黑暗，情绪往远方飞，飞，飞，飞……

另一个与我有着亲密关系的去处，是杨梅村的后山。

不去录像厅的晚上，我会摸黑爬上山顶，用一种假装沧桑的目光眺望远方。山下，眼光所能看到的视野里，是龙华镇延伸过来的流光，那些暗夜里泛动温情的灯火，勾引着我的思绪朝更远处走。一切让人觉得时光的缓慢和沉重（这种缓慢和沉重恰好是节奏的疯狂带来的）。有时，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山顶，一个邵阳来的汉子会在黑暗中递过来一根香烟。我们把烟火吸得忽明忽灭，杏黄色的火星微弱地闪烁着，两张并不苍老的脸庞像从未洗过一样灰暗。他是带着婚姻的晦暗走到杨梅村来的，我是物质的困扰被囚禁在杨梅村的。我们同属于一个车间，拿着累得像条狗一样获得的二百四十块钱工资，肉体里深重地烙上了过早的悲情与不屈。那种一眼看不到头的沮丧感曾经在杨梅村的后山上一夜连着一夜地缠绕着我们。黑暗中，两个人，走着走着，不自然地，就会抓紧对方的手。那双伸过来的粗壮手掌，在杨梅村冬天的寒风中，显得温暖和有力。山顶上，喧哗不在，纷乱不在，只是一个安静的场。荔枝林里，成片的草丛并未枯萎，南方温湿的气候给了植物充足的生存理由。即使是冬夜，草丛里的虫子还在唧唧地发出并不明亮的声音。我们坐在黑暗里，慢慢地舔着伤口，心里涌起黑夜中的无边感想。

一张床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它是一枚栖息的枝头？一个躲开纷扰的港湾？一条通往梦想的小径？对于我们，华台厂一点五米宽的架子床，是一个临时的客栈。躺在上面，听室内酣畅的鼻音，闻臭袜子脏衣服的混合味道，你想得最多的是躲避开来。八张架子床，睡了十六条籍贯不一，习俗不同的汉子。枕头边的行李包一卷，随时都会有背叛和逃离的可能。

1994年春天阴冷的季候常常使我夜不能寐，借助天花板上一盏摇晃的日光灯，我在纸上涂抹着自己的思绪和困惑。我常常会在别人的梦境中独自辗转，在文字的纵横间奔走跋涉。同室的工友远远地注视着我，猜疑着文字可以得出的种种结论。当他们枉费一番精力，难以找到文字与现实的契合处时，工友们开始了彻夜的赌牌，或去杨梅村后山上泡妞。那些原本是夫妻的，那些相交了很久的情人，因为厂内宿舍的限制，只好把床安放到了杨梅村的后山。所有的约会简化到了可以省略一切情节的过程，所有的行为都被冠之以“泡妞”的名词。我在山上独自行走的夜晚，常常会发现一对隐约起伏的身影缠绵在荔枝树的暗影里。那些黑暗中压抑不住的喘息和呻吟，曾经像一条条锁链，把我犹疑不定的脚步紧紧绑住。这是一张偌大的床，承载起外省青年所有的饥渴和冲动，你会在这些耳热心跳的夜晚，听任自己的血脉狼奔豕突。那年夏天，等到我把爱人接来身边，两个人手挽手走到后山上时，我们竟然无法像别人那样在厚厚的草丛里延伸自己的爱情。除了听凭黏稠的汗水和怦怦的心跳让我们无所适从，所有关于美好和幸福的含义，都化成了一缕缕羞惭的山风，浅浅低旋在我们席地而坐的背影上。一张宽大的床，一间隐秘的屋子，一个从容温馨的夜晚，距离我们该有多么遥远？置身杨梅村，黑夜中升起的企盼像海岸边的涛声，汹涌而来，而年轮，也在涛声里渐渐长满了圈圈青苔。

杨梅村是我命运旅程里的一个小站台。从杨梅村出发，我终究适应了南方不断变幻的动荡和迁移。就像村庄后山上的那些茅草，并不因为四季的更迭而遁入无形，它们身下的根系，和北方的植物比较起来，应该不会逊色半分。至于那个年代遭遇的所有情绪，都像杨梅村当年的风景，成为了一个值得收藏的影像。

李家淳，男，生于上世纪60年代，原籍江西石城县。先后从事过教师、农民、外资经理等职业。2005年开始写作，在《散文》、《粤海散文》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曾两次获得散文奖，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散文集《像麻雀一样蹦跳》即将出版。现居广东省佛山市。

组稿编辑 姚雪雪

实习编辑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