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人作贼

黄百竹

一、佳人作贼

上周的《南方周末》副刊载文揭发政治学青年学者林国荣《解读柏克》一文抄袭、剽窃外文文献，作者武仁也是学院中人，自是行家，故能比勘原文，追本溯源，把事实证据搞得铁板钉钉。

报上同时刊出《林国荣的回应》一文，林氏坦承武仁“所指出的情况全部属实，并无半字虚言”，并表示诚恳的道歉。只是在道歉之后，就私人情况作了一番具体说明，大意是为生计所迫，故率尔操觚、出此下策。这倒是比较罕见的。以前有差不多相似的事情，“被告”一般都是不惜硬拗鬼扯，来个死不认账，甚至滚倒撒泼，对批评者破口大骂。相比之下，做过“小人”的林国荣最终不失君子风度，虽然他所说的个人生存状态不是学术作假的理由，但认错的彻底、干脆还是令我等读者产生相当的谅解，要说一句“知错改了就好”。

武仁肯定林国荣阅读外文原著的能力，叹其“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武仁文中捎带的对林氏一贯文风的批评：“他的文章大多立意恢弘，引人注目。虽然平庸如我辈读后往往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敬仰还是该请教”，还提到，“不错，他那种时常凌空蹈虚、莫测高深的言论，确实迷倒了一大批人。甚至被他指为抄袭的何兆武老先生（前文有“更为匪夷所思的是，林国荣君在自己大肆抄袭之时，居然还在文中放胆指责一位学界前辈译作的注释系‘抄袭”一句），看过这篇抄袭之作后，也让他唬得直发愣，在答辩文中谦卑地——真可怜他老人家——自称‘报废了的一代，而把晚他两辈不止的林国荣尊为‘柏克专家”。据说李慎之先生读汪晖中文论著，“慨其文字艰涩，以为必有独知之虑者，及见其英文论文，则骇其浅薄也。”看来，何兆武先生是过于老实了，止步于对林氏“独知之虑”的想象，不如李慎之的精明厉害，终于看透。

林国荣所治之西学，一般读者感兴趣者虽众，但哪有能力辨识真伪？所以他敢英雄欺世——这次连同行识者也一并欺骗在内了，而他中文著述的“凌空蹈虚、莫测高深”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对我们读者来说，经此“舆论监督”的个案，该知学贵有疑，读书实在不能一味相信，尤其是遇见满纸滔滔却又不知所云的“洋八股”，不必急于恨自己浅陋寡学，倒不妨先疑它一下——讲不清、说不明的会是真学问吗？

二、薛知微的书

得知本市席殊书屋正在对会员全场打五折，赶紧去捡便宜。意外地看到一本《伦理学史纲》，今年1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名出版，封面上有“汉译精品 思想人文”的字样，大概属于一套丛刊吧。因为此书作者署“「英」亨利·西克威克”，我想到了张中行在回想录《流年碎影》中讲到的英国哲学家薛知微和他的《伦理学史纲要》，从名字译音和书名的相似推断，亨利·西克威克可能就是薛知微，于是买了一本。

回家翻《流年碎影》，在“尊师重道”一节，张中行谈了四位对他来说“惠赐最重，没齿不忘的”西学大师——罗素、薛知微、穆勒、弗洛伊德。关于薛知微，张中行说“他治学不像罗素那样方面广，名气没有罗素那样大。著作也少得多，我知道的不超过十种。我买到的有五六种，都没有中文译本”。多年前读《流年碎影》后，我曾在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寻找薛知微的书，总以为几十年后可能已有了中文译本，但没有找到。现在一对照，新译亨利·西克威克确是薛知微，因为张说《伦理学史纲要》原是《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一个条目，扩充后单行，新译亨利·西克威克《伦理学史纲》的作者序也说明：“这本小书的核心形成于我在一些年前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的论‘伦理学的文章。”

张中行谈薛知微，主要介绍他的另一本更为重要的著作《伦理学之方法》，张中行1941年6月读完此书，说“我慢慢读，并没有感到不耐烦。甚至相反，而是感到作者态度的清明和平和，因而越深入越有滋味”，“他的方法是分析、分析、再分析，面面俱到之后，像是他自己并没有主见，而所有的看法相加，就恰好是人类理性所能想的事物的总和”，“仔细读完这本大著之后，我的感觉，所得就不只是广博的伦理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是求真知的智慧，以及求真知的正确态度”。

我还没有开始看新译《伦理学史纲》，希望以后也能读出一点滋味来——我是畏见现在的译文，特别是理论书，但愿这本《伦理学史纲》译得清明可读。不过随手翻了一下，发现此一译本于作者及原著的背景付诸阙如，没有亨利·西克威克的生平，连生卒年都未注明，只说是“19世纪英国著名伦理学家”——张中行介绍，“薛知微（1838--1900），英国哲学家，出身于剑桥大学，后来在剑桥大学任教，主要讲伦理学”；原著出版于何时也无说明，译者熊敏、校者陈虎平为何许人，更无介绍，这么重要的信息缺失，不知是什么原因？

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张中行似乎是钻故纸堆的守旧的文人和传统学者，其实他更是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他的思想包括为学方法主要受西学影响，对此他自己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可惜别人就是视而不见。张中行去世后，媒体称他“国学大师”，既不符合实际，按现时的标准，其实是低估了他。

三、内部书

北大的李零教授在回忆文《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中说：“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这段往事很有意思，也是重要的史实。不过李零的经验恐怕并无普遍性，他那时身在北京，更有许多干部子弟的同学，所以能看到内部出版物，就是那些灰皮书、黄皮书之类，国内其他各地，特别是小地方的人，可能未必有这个条件。六七十年代这些书仅供相当一级的干部“参考”，读书也如看文件一样，首先是一种政治待遇，换言之，是一种特权——全本《金瓶梅》据说规定卖到省军级高干。只要官够大，“参考”倒真是无禁区的。

去年，我在特价书店买了两种黑封皮的书：陈公博的《苦笑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属于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副牌）2004年出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见封面上赫然印有“内部发行”的字样，不免惊诧：如今出书竟然还有内外之分，难道读书还要控制？既为“内部发行”，却又公然上市，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出版社也许只是玩了个小小的营销把戏，像电影故意提示“少儿不宜”以吸引票房，或者是为了规避某种禁令，公开打了个擦边球，但我看到这四个字，总感到有点不是滋味。

记得八十年代初，看到过萧乾先生的一份讲稿，内容是传授西方书籍的鉴别经验，哪些书可以翻译出版，哪些书不能，翻译出版中又要如何注意“消毒”，等等。萧先生六七十年代被“废物利用”，凭外文特长做了准御用的译者，由此竟悟成了把关专家。大约差不多时候，《读书》杂志创刊，提出“读书无禁区”的口号，当时真是振聋发聩，两相对照之下，就觉得萧先生不免无聊。后来我特意去找他的那篇文字，遍寻不着，想是他老人家已经自悔而悄然收回覆水了吧？

灰皮书、黄皮书本是社会特权和文化不平等的象征，不意流布到社会，却让当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敏感的青年，提前多年受到了思想文化启蒙，成为先知先觉者——今日李零先生讲文史有如此卓越不群的见地，恐怕与他青春之年读的那些书大有关系吧——这大概是彼时的主事者始料不及的。这里，多少也能看出历史的吊诡之处。

四、章诒和说梅

读章诒和《伶人往事》时，对她写了程砚秋、尚小云，却没有写梅兰芳感到有点奇怪。以章诒和及其父辈与梨园的交往之深，她不会不了解梅兰芳，而鉴于梅兰芳在京剧界的领衔地位，又似乎不能不写梅兰芳。那么，她到底为什么不写呢？最近，章诒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梅是个有故事、无往事的人。怎么讲呢，由于梅的个性和位置，1949年以后，事实上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他那之后的那些事，都是例行的故事，都是大家知道的，而不具备个人回忆的往事意味了。”

章诒和谈往事都是通过新旧社会著名人物身世命运的流变，寄寓自己的愤激之情。解放后，梅兰芳在非同寻常的礼遇中平淡因而平安地度过了十二年，而且因为早逝几年，逃过“文革”一劫，所以章诒和没兴趣写他。程砚秋虽然死得比梅兰芳还早，但他个性卓异，建国后一方面对艺人地位的提高感恩戴德，一方面又对政治改造和京剧“改革”很抵触，与新社会还是格格不入，为此还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忠告。我从别的地方看到，程砚秋在1957年写的《自传》中，甚至说：“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这一自白简直令人震惊，由此可见，他与梅兰芳是多么不一样的人。章诒和说，“到后来程完全放开了，大碗酒大碗肉，那酒都是白酒……。”

对于电影《梅兰芳》，章诒和说，“我和陈凯歌是两个方向的，他写虚，我写实，他追求美，我追求真”，“陈凯歌说梅，他不是要抬高梅，而是用梅来拯救他自己，他想打梅这张牌……”严格说来，《梅兰芳》不算一部传记片，因为只拍到解放前，不完整。这与章诒和的说法倒是对得上，进入新社会的梅兰芳都为例行故事，就没戏了。我看过央视的陈凯歌专访，确实，他是想借梅兰芳这个酒杯来浇自己块垒的，什么“孤单”、“纸手铐”之类，分明是陈凯歌自己的艺术人生感慨。《梅兰芳》主打梅孟爱情和梅兰芳与“梅党”的关系，我以为也都是未必合乎真实的想像与加工，我愿意相信章诒和更有根据的判断，“梅喜欢孟，孟也仰慕梅，但梅对孟，也仅仅是喜欢而已，梅从没主动追求过谁”，“这些梅党就是爱他，爱艺术，所以别再过多地投入到同性恋的狭隘想法中”——齐如山（片中孙如白的原型）算是最大的一个“梅党”，他的著述现在成批出版，读过一些就知道，齐如山实是一位有新思想的旧文人，爱京剧、帮梅兰芳只是齐如山生活中的一部分。时下关于《梅兰芳》的评论铺天盖地，章诒和才是真正的内行人言，但这与陈凯歌的电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访谈中，章诒和提到对戏曲的概括性看法：“戏曲就是高度形式美，远远脱离生活。(艺术)不是作用于生活，而是纯审美的东西，思想性基本没有，带有一点点故事，在知人论事上起点作用，大不了生出一些感悟来，所承载的内容很少。(思想)让位于表演。”这种看法出于一个深研戏曲的专家之口，就真是通透，它让我想到，鲁迅对京剧的“偏见”大概正源于此，这既是审美观的不同，更是对文艺功能作用认识的差异，在鲁迅看来，京剧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吧？

五、八卦文怀沙

不久前，在《随笔》上曾读到钟叔河纪念诗人彭燕郊的《愿他安息》一文，说到几年前他与彭燕郊、黄永玉在长沙聚首小酌，从一些文坛旧事，“慢慢便谈到了如今人称大师的某某某，说他五十年前为大人物供奉春药秘方，又将大人物同众人合影中众人抹去，只留下贴身站在大人物后面的他自己。于是引起一阵哄笑，这是讥嘲大人物的笑，鄙薄奸佞者的笑……”

当时一看，就猜想到钟叔河未点名的“如今人称大师的某某某”可能即是文怀沙，因文先生也是湘籍，又知其极好攀交大人物。近日看到舒芜一文，专谈建国之初文氏在出版社参与古典文学整理的真相，纠弹如今媒体吹嘘（实为文氏自吹）之不实，开头即引用了钟叔河讲的故事，舒芜虽曲为其辞，说“某某某”到底是谁“没有点名，不好妄揣”，实际等于指着和尚骂贼秃，再明白没有了。

刚到的《书城》连载李辉长文《拼贴风中碎片》之三，此篇最后一节专谈文怀沙，却是直指其名，毫不隐讳。文风一向温吞的李辉似乎还从来没有这样写过一个文坛老人，容我八卦一回，把这一节抄在下面：

据我多年与“二流堂”（吴祖光、唐瑜、冯亦代、黄苗子、郁风等文化人的小圈子）老人的接触，文怀沙与“二流堂”人有来往，但彼此似乎并无过深往来。他们的回忆文章，或者闲谈，从没有正面提到过文怀沙，更不用说叙述彼此之间往来故事。相反，如在闲聊中谈到此公，他们从来都是一种鄙视口气。他们说，文怀沙一九六四年的被捕入狱，并非政治原因，而是生活方面的原因，其行为好像颇令他们不齿。

对于近年来文怀沙忽然间声名雀起，并被各种媒体冠以大师或风流的称谓，“二流堂”健在的老人们颇感意外和惊讶。他们感叹时代变了，对人的评判标准也变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媒体将他们与之相提并论，他们还是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譬如，去年，北京某电视台录制一组文化老人节目，分别有文怀沙、黄苗子等，黄苗子获知后，颇感无奈，不住地说：“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摆在一起了？”

不限于黄苗子，与“二流堂”关系密切的黄永玉，也对文怀沙持鄙视态度。二○○六年春节，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发表黄永玉的狗年生肖漫画，同时还发表了文怀沙的迎新文章，并将两者加框放在一起。黄先生的画是我约来的，遂将报纸送去，他一看，只对我说了一句：“李辉，我该夸你还是骂你？你们怎么把我和文怀沙放在一起了？”

几天后，文化新闻版的编辑告诉我，他们把报纸给文怀沙送去时，他也说了一句话：“哦，黄永玉呀？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无语以对。

文老先生今年已九八高龄，罕见的健朗更兼健谈，在时下电视等媒体上颇有人缘。老人的旧年丑事被人如此道来真是要命。基本上这些事情还属个人细行不端，斥为“奸佞”不免过重。从为历史存真的角度说，这类不甚“厚道”的文章还是很有意思的。对如今动辄奉送各类桂冠的媒体和逢“大师”必拜的受众来说，则是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好让大家明白人性之复杂，所谓欺世盗名是实有其事的。当然，文怀沙是有才之士，他的高论有些是对的，也不必因人废言。

李辉在文章结尾吊读者的胃口，说，“关于文怀沙的真实故事，或许以后在另一场合，再为详加叙述。”——我愿闻其详。

六、谭其骧说儒学

《书城》12月号的头条是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访谈，题目为“述学兼忆师友”，章先生谈了不少学问上的见解和对复旦师辈的看法，内容丰富而有趣。

当被问到“现在回过头来讲国学，是不是跟五四传统有些不同？”章培恒说了一件事情：1989年以后，复旦历史系办过一个“儒学与现代化”的研讨会，谭其骧先生发言说，他觉得儒学与现代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现在有些人所以提倡儒学，无非是觉得有了儒学以后老百姓就比较听话。但是他说，要靠儒学来维护统治大概是很难的。下面就举了一大通例子，从汉武帝独尊儒学开始，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靠儒学来维护统治，但是全都没有成功。还有，说西方文化是侵略性的，要危害中国人民，所以我们要复兴我们传统的文化去对抗它，谭先生说，有很多事情也想不通，比如义和团、文化大革命，不是西方叫我们搞的，都是我们自己搞的。他讲完以后，全场热烈鼓掌......

我也要为谭先生的话鼓掌，因为他实在说到根子上了。谭其骧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也算是钻故纸堆的，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且是在那种气候下说的，的确是个明白人。原来的意识形态失效后，在上者可能有点病急乱投医，连一向肯定的五四新传统都不顾了，但事实已经证明，这完全无济于事。不过现在提倡国学的人有的很年轻，对此，章培恒给出的解释是，“1989年以后，恐怕是有意识地来提倡传统文化，也提倡儒学，那么这以后的年轻人，尤其是当时的中学生跟小学生啊，恐怕都是在这样一种气氛底下逐步成长的。到现在二十年了，已经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现在对传统文化有这样一种态度，我想也是很正常的。”

正常的存在未必一定合理，事实上，那种氛围中成长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识读并无进步，目前社会的所谓国学水平，在常识层面上，我敢说还不如六七十年代那时候，因为当时在国家的精心组织下，传统文化普及读物比较多，也比较可靠，有兴趣者倒还能通过自学打下一点基础，出版商业化后便每况愈下了，连可靠的常识也不甚易求。最近出了一套“文化纠错丛书”，其中有《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中国最易读错的字》、《中国人最易误读误用的成语》等等，编者的意思就是要用以纠正误称“令尊”为“家父”，把外文中的“孟子”回译成“孟休斯”之类的低级错误。我觉得，对于传统文化，这才是最该做的事情，提倡国学、儒学者，最应该补上的恐怕还是这类常识。于丹的《〈论语〉心得》固然讲得动听，但读者如果不拿杨伯峻《论语译注》之类打打底，也是难免要被误导的。

章培恒尊崇鲁迅，对曾与鲁迅交恶的顾颉刚很不以为然，他在访谈中提及一事：顾颉刚读到清人文章有说曹寅“会董织造驻吾吴”，先是报告胡适，说这位董织造是曹寅的后任。后来翻书查不到此人，直到看到叶燮集子里有“董治上方会服之事”一句，才恍然大悟“董织造”的“董”“莫非是个动词，不是姓”。顾颉刚在70年代初甚至主持校点过二十四史，现在来说，自然是“国学大师”了，他读近世文言文尚且要闹这样的笑话，我想现今的后学者，还有底气来妄谈国学吗？喜欢传统文化的，还是以平常心读点注解可靠的古诗文，以增加常识，提高自己的文化语言修养，如此而已，岂能另有奢求？

（责编：艾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