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

刘大程

村里建有一座礼堂，我们都习惯称之为“大礼堂”。这礼堂严格说起来并不大，但挤满了也能容纳上千人，以至我后来走了那么多村寨，也鲜有看到这样的礼堂，所以未见过世面的村民们——先前是叫社员和群众的，村也叫大队——在它的名字前冠以“大”，也就顺理成章。

礼堂是“文革”的产物。具体修建于“文革”的哪一年，我没有考证，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打我记事起它就座落在村子下面的那块平地里，墙上涂的石灰浆还很白。

礼堂总体是个长方形，座北朝南。大门开在西面，东面是密封的墙壁，南面有两道门，北面有一道门，南北各开有窗户数个。走进大门，左右各有一间耳房，突破了长方形的轮廓线向外凸出去，这就使这长方形的一头有了两个翼，整体看起来就有点像飞机了。礼堂大门写有一副朱红的对联，上联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下联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横披没记准，好像是“毛主席万岁”又好像是“为人民服务”。大门顶上好像有一颗大大的立体红五星。礼堂密封的那一头搭有戏台，戏台的外侧用屏风隔成一间偏房，是供演员们摆放行头和化妆用的。外面墙上刷着一行朱红标语：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万岁！那一面正对一条路，凡自村东进村的人对那条标语均一目了然。后来北面的墙上加上了两副标语，是“拥护华主席，粉碎‘四人帮”之类，字很大。我读书后，大门的那副对联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揣着有限的对联知识歪着脑袋天真地想：这好像不是对联，上联是十九个字，下联却有十七个字。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涂料刷的那些字，只是佩服那种涂料的耐久性，许多年后，若非人工破坏，除颜色暗了些，似冷冻的猪血，居然不曾消褪。

礼堂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开群众大会。我记事时“文革”已接近尾声，但仍隐约记得礼堂里挤满了人，外号“扁司令”的大队书记站在台上板着面孔，大声讲话，官腔十足，讲两句话就拖个“啊——”，煞是吓人，台下鸦雀无声。大门上挂了个高音喇叭，屁股歪歪的，大嘴对着村里的众多住户，经常哇啦哇啦叫——各家各户则在柱子上安了个小广播，一根线伸到地里，有时信号不好就“唔唔”叫。“文革”结束后，“扁司令”好像还当了几年书记，电影队来礼堂放电影，他就用放映员的话筒讲话，仍然是讲两句就拖个“啊——”，只是要缓和了些。关于“文革”中在礼堂开批斗会的事，则是后来母亲和父亲告诉我的，相比城里，还不算激烈。

我们有时去礼堂玩。怎么玩？随便玩。有时打“三角板”，即在地上划一个圆圈，各人拿出相同数量的用纸折成三角形的“三角板”，放在圈里，手上拿一块石板，站在一定距离，把手中的石板瞄准“三角板”扔出去，打到圈外的“三角板”即归打者所有。当时农村孩子的玩乐就这么简单。在大门那一头的楼上，我记得曾经看到过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粉白，还有已经拆下来的大喇叭，我们关心的是喇叭里的铜丝和磁铁。是时，我们家里小广播里的小磁铁已不知被我和哥玩丢到何处。礼堂的窗户原都装了玻璃的，这时也全没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还住在耳房里，他有两个儿子，都比我们小，逗起来很有趣。礼堂毕竟热闹的时候少冷清的时候多，我们发现瓦缝里筑了很多麻雀窝，寻思着去弄，却太高了，除了用竹竿捅捅，也没办法。麻雀的选择是对的。

在礼堂时间最多的是看戏。一是看“傩堂戏”，一是看电影。“傩堂戏”是我们的地方戏。村里有戏班子，那些年几乎过年时都要唱，禾苗青时有时还唱“禾苗戏”。外村人也会来看，若路远，村里有亲友就在亲友家住几天，没有亲友的就随有亲友的同往。没用上电时，戏台两侧各悬一个铁篓子，里面烧松节油。戏台靠后快到墙壁处扯一大块蓝色的布，上书：百花齐放。几个老人坐在戏台一侧木偶般“锵铿锵铿”“嘣咚嘣咚”敲铙打鼓，打了半天戏还没开始，称为“打闹台”。下面则早坐了黑压压的人，嗑瓜子的嗑瓜子，吃甘蔗的吃甘蔗，熙熙攘攘像煮粥。锣鼓终于停了下来，台下也静下来，有人在蓝布后面唱了几句，锣鼓就改成轻轻密密地叩，那人就撩开蓝布走了出来，走到台前，锣鼓便换成“锵铿——锵铿——锵——铿！——咚——咚！”停下来等那人再唱，戏就开始了。小孩子并不喜欢这种戏，咿咿呀呀的，没劲，只不过凑个热闹吃点东西而已。大人们看戏，我们就跑进跑出，还从戏台两边的柱子爬上去溜下来，去礼堂外面或后面未坐人的地方放炮仗，“叭！——叭！——”，管他什么“薛仁贵”、“杨六郎”、“三妻两状元”，搞不好就挨骂了。戏班子也知道小孩子和年轻人不大喜欢看这个戏，有时就编了些有乐头的穿插其中，与快板、小品差不多。演这类节目的演员多是鼻眼花花的丑角。我尚记得一些唱词，比如：店门开得雄，门上挂灯笼，来了五个客，三只甲甲虫；水里打屁，吡哩啵啰朝上，岸上打屁，吡哩啵啰朝下；七不隆咚八不隆咚，猫仔钻灶窿，扯把出来灰不隆咚；黄狗撒尿撒上墙，童儿打马走凤凰，我今早把凤凰转，狗尿还在墙上淌；丫环姐姐伙计干，咱俩一起抽筒烟，等等。鼻眼花花的丑角一边唱，一边配以滑稽的动作，这时便会招来台下哄堂大笑。我们一学就会，平时来劲了也手舞足蹈嘻嘻哈哈地来一个。这戏班子其实还是远近闻名的，有一女角，唱到悲情处，必幽咽吞声，泪流满面，常为人称道。而因为唱戏唱出事来的却也有，一对各有家室的扮夫妻扮到后来就假戏真做了。

而有一次，我竟也登台去唱了一回戏，还是主角，剧名《送粮》。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是为庆“六一”吧，班主任在学校抽了一些学生，晚上搞排练。班主任与我扮父子，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五年级女生扮姐姐，我们穿过敌人的封锁去山上给红军叔叔送粮。班主任是母亲娘家人，叫母亲好像还叫做姑姑，否则我未必肯同他唱，他对学生总戴有色眼镜，我不喜欢他。在戏台的那个偏房，他们给我化妆，这是我今生第一次那样化妆，也是至今唯一一次那样化妆，我感到非常新鲜。我性格内向，平时与人很少说话，这次的表现太出人意料，一场戏演下来，我居然大出风头，深受好评。我还附带与一个同学表演了一个节目：诗歌朗诵。朗诵的是课本上的诗歌《我们的学校在小山脚下》。我对这个朗诵倒是不满意，认为班主任没编排好，自己也没有做好。他让我们一边朗诵，一边把一只手向前伸出，再往旁边一划，我感到很机械、单调、别扭，那像什么样子呢？还不如不伸不划。看到表演受欢迎，班主任乐颠颠的，说我们还要去各村寨巡回演出，后来却没有去。

电影是公社的电影队来放，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知道当晚有电影，我们就早早地把凳子搬到礼堂，占一个好位置，然后三番五次催母亲晚饭快点。电影远比傩堂戏对我们有吸引力——当然，对那些从头说到尾，没有一点我们认为精彩镜头的也不喜欢。那时我们对电影有一种渴望，有时在邻村放，我们知道了也会跑去看，最远的要跑去七八里。有一回去邻村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回来的路上，一个同伴兴奋不已，边走路边表演起孙悟空耍金箍棒的动作来，在做“腾云驾雾”时一脚踩空，掉到路边十来米下面的河里去了，幸好是摔在水里，并无大碍。后来电影队解散了，就难得看一场电影。那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各家各户种了七八年的责任田了。我在读高中。而电视在村里又还没有普及，两百来户人家也就四五台吧。于是，当时任村民兵营长、也尚有点梦想的哥便与人贷款买了放映机，想为大家带来点娱乐，也创点收入。票价在三到五角之间，老幼病残则免费。谁知情况并无预想的那么好，一些人即便有钱也不乐意出这三五角钱，有的强行入内，有的则翻墙而入，并振振有词：这礼堂又不是你家的！当时，这礼堂已几近荒废，门窗全毁，墙砖也莫名其妙地少了些，戏台下则被人隔起木杠作了牛圈。这些都无人过问，临到你把它打扫干净用来放电影，要收三五角钱了，就有人叫板了。这也使我看到人的一种心态，却也无奈。这样放了几年电影，别说创收，哥是连贷款也还不了，常被人催款。就在哥准备把放映机卖掉时，竟悲惨地死去了。事隔多年，他站在门口昏黄的灯下望着幽深村路的情形仍不时在我眼前浮现。

那时我已走出校门，在乡下蜗居两年有余，为哥画了不少海报，在哥死前开始了漂泊。

此时，当年威风八面的“扁司令”已是一名普通村民。而礼堂，戏不再唱——戏班子嫁的嫁，老的老，殁的殁，连深通道法曾请我画过神像的老班主都驾鹤西去了，谁还去接那个衣钵？谁还去看那个戏？唯余一头戴雉鸡翎羽、粉面飒爽的穆桂英，“呀”地一声，在空空的戏台上恍然转身。电影也不再放，电视已经普及。

我们后来搬离了那个村子。前几年，听说那里开始修公路，为了有一块泊车的空地，礼堂被拆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仔细把有关礼堂的每个画面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写这些文字时，又过了一遍那些逝去的岁月。（责编：晓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