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历史，沉重的爱

吴思敬

爱情作为以性为基础，以创造生命为指归的富于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幸福与苦恼、希冀与绝望、圣洁与俗鄙交织在一起，不同个性的男女，在不同的宗教、经济、文化背景下，在人生舞台上出演了缠绵悱恻、生生死死、惊天动地的大戏。作为同人的内心隐秘与情感体验联系最为直接的诗歌，以爱情为抒写对象，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中国古代有所谓“无郎无妹不成歌”的说法，各地的民歌，占篇幅最大的首推情歌。素以写富于阳刚之气的政治诗著称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也曾说过这样的话：“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董培伦便是这样一位由写爱情诗起步，并以写爱情诗著称的抒情诗人。他的《沉默的约会》、《太空之吻》等爱情诗名篇，曾在八九十年代的诗坛引起热烈的反响。如今，他又推出了带有自传色彩的新作《蓝色恋歌十四行》，这是诗人对特殊年代的爱情的追忆，我们从中读出的不只是爱的醉人、爱的甜蜜，更有一种爱的沉重，历史的沉重。

真正的爱情诗，不应停留于对爱的简单的示意，或是对爱情体验的直白抒写，而应如克罗齐所说：“这种真正成其为诗的爱情诗，是要贯穿着矛盾、焦虑、痛苦、欢乐、希冀、绝望和野性的贪婪，以及把这种野性的贪婪加以掩饰和冲淡的纯真和端庄等七情六欲的，是要描述灵魂的完善和优美，描述灵魂为获得更牢靠的成果而准备做出牺牲的那种英雄主义的，要描述灵魂超出一般人性而变得具有更大的广度和深度的尽善尽美的人性的。”董培伦的爱情诗，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在追求爱情、培育爱情、得到爱情过程中的情感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克罗齐所要求的人的情感丰富性和人性的复杂性。诗人不仅真诚地表达了对自己心仪的女子矢志不移的爱，更以史家的眼光，写出了特定时代爱的心灵史。

这本诗集描述的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爱情。那是一个一切经过组织的时代，不仅你的政治生命、岗位升迁、薪水待遇要由组织决定，就是恋爱结婚也要由组织审查。一对有情人能否成为眷属，不取决于自己，决定的因素是政审。身为现役军人的诗人，他的爱情更是要由组织来严格把关。从诗集的前几首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给诗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女子，全是由于政审被封杀。这样当人家再给他介绍一位姑娘的时候，诗人说道：“我怕我的初恋再度遭到封杀／决定‘政审通过之后再去相亲……／她的长相如何我听天由命／但愿上帝这次能对我开恩／只要‘政审能够顺利过关／见面时她同意，我就是她的恋人”(《凭一张玉照我竟私定终身》)这就是那个时代“听话”的革命青年的爱情宣言。以今天的眼光，你也许可以认为这样的爱情太缺乏浪漫，太没有自我，太奴隶主义了。但是在一个个性发展被压抑，每一个人只能当“螺丝钉”的时代，那种“先政审，后恋爱”的模式便成了年轻人的无奈选择。诗集所描述的爱情，便是在这种浓重的政治介入的背景下展开的。诗人心仪的姑娘，尽管直系和旁系亲属均无问题，只因接到过一封没有任何政治内涵的香港来信，结果不仅她自己成了掌控对象，而且连累诗人的结婚报告整整拖了三年才被批准，从此，诗人的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三年外调只能证明一点：‘疑云／源自一位赴港投亲的守法公民／为防万一‘男方要控制使用／一个批示决定了我今生的命运”。尽管如此，诗人却义无反顾，即使从此“仕途划上一个句号”，也要与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起走下去。诗人的初恋，就这样在苦涩与沉重中展开了。诗人所描述的爱情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天灾人祸导致的物质的极大匮乏，阶级斗争“天天讲”，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爱情不能不处处刻着那个时代的印痕。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般的浪漫爱情诗中极少见的细节描述：“我们相恋在温饱不足的年代／粮票布票都是珍贵的礼物”，“我已节余十斤粮票／请你转寄你的父母”(《我们的未来肯定幸福》)；“刚刚发下十八尺布票／我真想把破旧的被里更换／而你要把布票留待结婚时使用／随后将你用过的被里寄到我的面前”(《我已嗅到你的体香香气如兰》)。粮票、布票这些在物资紧缺的困难时期发放的购物凭证，居然成了传递爱情的信物。再看看他们结婚时的新房：

我们双双住进军人招待所里

证婚人就是一张薄薄的结婚证

没有前来贺禧的亲朋好友

洞房内外像旷野一样冷清

两床薄被合盖在一起

足以抵挡室内的阴冷

一个茶几两个茶杯一个暖瓶

组成一个笃新的流动的家庭

(《恩爱的双桨定能划进如意的梦境》)

如果说物质的匮乏还可以从甜蜜的爱情中得到补偿，那么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成灾的背景下，政治对爱情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渗透，则是对人的灵魂的更为痛苦的折磨。文革中年轻人以穿军装为时髦，于是“亲爱的，按照你的吩咐／我已把军装寄给内弟／他说他穿起‘虎皮去各地串连／他红卫兵的矛头所向无敌”(《谁也阻止不了他的争强好斗》)，但这样做的结果，最终是害了这位内弟：“我那红卫兵的老弟下场悲惨／他回学院参与私设公堂／将系主任打得气息奄奄／以前他像白鸽一样温驯／而今却像虎狼一样野蛮”，诗人的愤懑与悔恨溢于言表。再如妻子怀孕临产，拍来三封加急电报，催其回家迎接头胎婴儿的诞生，但此时正在“文革”高潮之中：“战士挥拳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我把昔日的诗作交给火舌批判干净／‘斗私批修狠斗一个‘私字／远离家事才叫一心为‘公／军营的墙壁连夜涂写伟人‘语录／彻夜不眠我把‘语录逐条背诵／‘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封回电拍去了我的‘事假难请”。电报是拍了，但诗人的愧疚却埋在心底，直到妻子“母女平安”的来信，才使诗人“淌泪的心灵”得以安慰(《一封回电拍去了我的“事假难请”》)。

政治介入了董培伦的爱情生活，也给他的爱情诗打下了沉重的时代印痕，但是这并没有减少他的爱情诗的审美价值，反过来，由于诗人的爱情比起寻常的爱情来，伴随着更多的痛苦与煎熬：“爱的等待颠倒了魂魄/蜜汁掺合着胆汁浸泡着我的痴心”(《蜜汁掺合着胆汁浸泡着我的痴心》)，在这样的心境下，诗人咏唱的爱情，就愈加真诚，愈加强烈。董培伦非常喜欢《上邪》这首古代民歌，他欣赏这首民歌对爱情的强烈呼唤，欣赏抒情主人公对爱情的专一与坚贞，也欣赏这首民歌的呼告与意象相融合的表情方式。在董培伦的诗歌中，有不少地方使用了这种呼告与意象相融合的表达，像这首《天长地久才是你我的追寻》：

我们是两只带箭的鸿雁

栖落在月牙朗照的西子湖滨

不知丘比特的利箭射程多远

只觉爱的箭矢已深入骨髓

你说要爱就爱个彻里彻外

我说要爱就爱个天高海深

曾经拥有不是你我的求索

天长地久才是你我的追寻

假若你是北极上的极点

我就是拱向你的指针

在对爱情的热烈告白中，借用了“带箭的鸿雁”、“指北针”等意象，内心奔涌的情绪之流与新颖而坚实的意象交织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印象与情绪冲击。

董培伦把他的相当一部分爱情诗，放在杭州西湖的大背景之下。这固然是由于他心仪的姑娘就生活和工作在杭州，同时也与西湖是众多的爱情故事发生地有密切联系。白娘子与许仙在断桥的悲欢离合，长桥所记载的一段生死之恋，全被诗人作为他们现实爱情的背景融人在他的爱情叙事之中。诗人善于营造迷离的爱情氛围：

你说小瀛洲是西湖中的仙岛

我说仙岛就是上帝的花园

船娘是送我们上岛的仙女

上岛后我们就是脱俗的神仙

红睡莲在水中天上艳丽

九曲桥宛若在天宫里蜿蜒

你的笑声像宫阙深处的银铃

你的娉婷应该由仙女们陪伴

(《我还以为我们合影在上帝门前》)

为什么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诗人内心还能有这样一个梦幻的爱的桃花源?这是由于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诗人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太多的误解，太多的阻隔。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只能把爱压抑在心底，沉积在潜意识领域。这样，一种莫名的驱力便在诗人的心灵深处鼓荡着、奔突着，催促着诗人去寻找释放的渠道，使之对象化。一旦现实为诗人提供了机缘，一个虚拟的意象开始呈现，这对象就会为潜意识的密封箱打开一条通道，使潜在的心理能量开始释放，促成一种敏感而亢奋的创作心态，凝结着诗人爱欲与情愫的全新的意象便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董培伦的爱情诗便是他及时采摘的意象之果。

最后提一句，诗人董培伦在推出这部《蓝色恋歌十四行》之前，还出版过一部《董培伦情书选编》，选了他从1963年到1974年的二百五十六封情书，这是特定年代的一份完整的爱情档案。这些情书提示了《蓝色恋歌十四行》写作背景和创作缘起，如能对照起来读，可进一步了解诗人当时的情感世界，也更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部爱情诗集烛照的历史感与人性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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