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沉默于时空”

童银舫

这个月的九日，我在书房里整理案头，做一些去东北三省疗养前的准备，把新买的几本书插入书架。不知咋的，“啪”的一声，一本放在书架里的书自己掉了下来，拾起一看，是本《九叶集》。一个星期后，我疗养回来，快速地浏览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的报刊，当翻到《文汇读书周报》第二版时，突然，一行字体并不大的标题钻入我的眼帘：

“九叶诗人、翻译家袁可嘉辞世”

我一下子怔住了。报道说，美国当地时间１１月８日晚，袁可嘉先生在纽约去世，享年８７岁。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他的形象：朴素的衣着，矮小的身材，光秃的脑门，厚厚的眼镜片，低沉的嗓音，微笑的脸。我怀念他二十五年来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他对家乡文学创作的引导和文学新人的扶植。他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位可敬可爱的学者、诗人和导师。

一

我高中毕业后学习写作，当知道赫赫有名的“九叶”诗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袁可嘉先生是我们慈溪人时，喜不自禁，也不顾天高地厚冒昧地向他求教。1983年9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他从北京寄来的回信，鼓励我努力写作，并表示“我与家乡文艺界没有什么联系，以后盼继续来信”。于是我们请他写了篇回忆家乡的文章，连同我写的《袁可嘉小传》一同发表在10月号《慈溪文艺》上。当时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了。

1985年10月，我与慈溪几个文学青年发起成立了一个诗社，从袁可嘉先生的《九叶集》中得到灵感，取名为“七叶诗社”，同时创办《七叶诗刊》，聘请袁可嘉先生为名誉社长，诗人路工先生和杭大中文系教授华宇清先生为顾问。袁先生对诗社十分支持，立即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予厚望：“我热烈祝贺诗社的成立，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祝愿诗社兴旺发达，把慈溪和浙东的诗歌创作大大推进一步。”他还多次来信对七叶诗社社员的作品进行点评，说我的《少年的白发》“颇有新意”，陈雅娣的《我愿意是绿叶》“也清新可读”。在收到《七叶诗刊》第四期后，他来信说：

这期诗刊中，陈洲银的《轻轻的风儿向我诉说》和陈雅娣的《假如》，我比较喜欢，因其笔法自然，且有情趣。姚慈华的《叶子赞》意思不错，表达上也干净顺当。这样努力下去，将来可望有好成绩。

在七叶诗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又给全体诗友写来一封信，说：“七叶诗社成立一周年，坚持出刊物，这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我向大家表示祝贺。刊物是有进步的，还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刊物内容除诗作外，也可登些小评论或国外诗坛消息，这样会丰富活泼一点。”

他在给我的信中，对七叶诗社作品中存在的创作理念及手法上的缺点也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如1986年7月25日信中就专门提到二点：

我很关心你们的进修问题。你们要多读一点现代的外国诗，不一定是现代派的。现代派的诗有助于解放思想，也对表现方法有益处，但注意不要学偏了，只学他们的皮毛，一切都要通过自己消化，才有用。

我不赞成新诗人学旧词的调子，旧词是要学的，也可以写旧词，但不可在新诗中夹杂旧词的格调。港台诗人中颇有人喜欢用旧词格调写新诗的，我以为不可取。

他对我的诗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作品还嫌平淡，缺乏新意”，“光学民歌是不够的”。

1994年，我将十年间写的所谓诗歌编印成一本集子自费出版，寄给了袁可嘉先生。当时他即将赴欧洲访问，手头有许多研究工作须赶时间完成，但他却先把我的那本极其幼稚的诗集读完，并写了一封较长的信。此信全文发表在《浙东》1994年冬季号上，现摘录如下：

喜读《童心诗选》，十年辛苦不寻常，你是有收获的。

我觉得你诗的长处是个“实”字，它现实（来自实际生活）、真实（感情真挚）和平实（表现手法流畅平实）。无论写城乡生活、爱情遭遇和生活上的苦乐，你写得都实实在在，没有矫情虚词，这都反映你为人质朴求实，不尚虚饰，是很值得称道的。生活经验要转化为诗，需要一个艺术转化的过程，赤裸裸地把经验端出来是不够的。你有的诗如《陀螺》、《少年的白发》、《我是一朵云》、《那一种刻骨铭心》都较好地显示了这个转化，读起来就有诗味；有的就显得过于平实，没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读者无由参与对诗的审美活动，诗味也就淡了。因此，一首成功之作，必须有实有虚，太实了，引不起共鸣；太虚了，让人抓不住要领。要尽量避开直白的叙述，多用联想和暗示，但又不可像某些“先锋派”诗人那样随意写作，弄得读者摸不着头脑。

一首诗是一个整体，你有些作品显得零碎片断，节与节之间虽有佳句，但没有指向一个中心，全诗形不成一种意境，这不单是艺术技艺的方法问题，而是思想感情上深化不够。如何在现实感受中深入开掘出独特的东西，这是个谁都要感到为难的事。还是里尔克说得好，要耐心领悟，耐心等待。他等了十年，才写成《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集》，真不简单啊。

你是注意比喻和意象的，这很好。有的是新颖动人的，如《那一种刻骨铭心》中前三节都是佳作，但最后的三行，我以为是多余的表白，反而有害全诗，不如删去。《你是……》一首中前二节的比喻比较一般，第三节的“雕塑家”却有新意，因为青年学子正处于可塑期，赞教师为“雕塑家”是恰切可喜的。要尽量不用滥熟的一般的比喻。

捧读这样的大家写来这样的真挚、坦率又热情如火、指点迷津的文字，怎不叫我这个刚满三十岁的农村青年感激涕零，彻夜难眠。我连忙给远在纽约的袁可嘉先生写信致谢。不出一个月，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今天接到你８月２７日来信，十分欣慰。因为它是从故乡飞越浩瀚无涯的太平洋而来的，洋溢着家乡的朋友们对我的关怀和厚爱的。我对你诗的简评是坦率的，原先怕你接受不了，因好话不多，意见却提了不少。从你来信可见你和家乡诗友们的气度和见识超过了我的预期，这实在令我高兴。我在文坛混了近半个世纪，深感文坛乃是非之地，文人相轻的痼疾几乎随处可见，看到家乡新一代作者有求实风气，不忌讳批评，那是很可贵的。”

二

我曾于1991年10月11去北京永安南里袁可嘉先生的寓所拜访过他。那年他刚过七十周岁。我在专访记《相聚在永安里》中专门描写了他的书房：

这是一套二居室的房间，我们走进他的书斋，室内没有什么装饰，墙上、平顶都是那洁白的涂料，地坪上也是光光的水泥汀。由于拥挤，一套组合沙发被分成几把椅子和凳子，散布在室内。四壁皆书，书橱倚墙而立，排成一片，书橱似乎没上油漆。我第一次见到私人有这么多的外国文学原版书，装帧极漂亮。其中有一只书橱，专放他自己创作、编译的各种著作和有关杂志。

那天是老诗人路工先生陪我去的，都是慈溪人，他们两位又是七叶诗社的名誉社长和顾问，谈了不少家乡的话题，也谈了些文学创作，袁先生还签赠了他的新著。他还答应了有机会回家乡与七叶诗社的社员和其他作者聚谈。

1994年11月中旬，袁可嘉先生在杭州参加全国第二次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后，回家乡探亲。事先他写信给我，逐日安排了在慈溪的日程。他在信中说，“这次是私访，最好不要惊动市府领导，也不用派车迎送。与文友们相聚，也只宜采取座谈会形式，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必由我主讲什么。当然，我也准备讲一点，讲什么，请你事先了解一下，要适合大家的兴趣和要求。招待之类，一律免去，大家搞个聚餐会，每人出个份子（不要超过30元），不是很好吗？我看外国人招待客人都很简便实惠，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千万不要动用公款搞宴请，切记切记。我对家乡，无甚贡献，决不可那样做。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11月15日下午，袁可嘉先生在慈溪文联作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谈了些诗歌创作的动态及理论。会场按照袁先生的要求，一切从简，没有会标，没有记者，甚至没有主持仪式，大家都随兴发言，简短而不失热烈，随意而不无虔诚。

座谈会结束后，文联的牧野、孙群豪，诗友俞强、陆军如、徐姚姚，还有七叶诗社的陈雅娣，一同陪袁先生来我的临田斋。当时正好上海的版画家余白墅先生也来我家作客，书法家黄岳洲主动帮我照顾客人和拍照，临田斋里真的是高朋满座，好不热闹。我妻早就准备了一大桌家常菜，大伙一会儿夸奖她长得漂亮，一会儿说她菜做得好吃，连不苟言笑的袁先生也说我好福气，慌得她一直猫在厨房里不敢出来。

袁先生回京后给我来信说，“此次返乡探望亲友，极感愉快。你和其他文朋诗友殷勤招待，使我感到乡情的温暖，难以忘怀。”

三

我自知不是写诗的料子，所以在《童心诗集》出版后，兴趣转到慈溪文史的写作上。袁可嘉先生每见我有一点点成绩，总会写信给予鼓励，激发我脚踏实地，勇往直前。如1985年，他收到我编写的《慈溪书话》油印本后说，“这本资料书使我了解家乡学者作家的一些情况，很有用，希望进一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使它更充分，更完整”。又如1986年，他在1月16日的《文学报》上读到关于我的报道后说，“你自学成才并在文史资料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十分可喜，切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更多的建树”。1992年，《慈溪县志》出版后，他专门致函说：“接到你们惠赠的《慈溪县志》，深为感谢。此书精心编撰，图文并茂，是对我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一大贡献，我作为慈溪人，谨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浏览了部分章节，觉得行文简洁，详略适当，增加了我对故乡的认识，也加深了我对家乡的感情，县志对我们后人确实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又如1997年，他收到《挥不去的乡愁》后说，“读到了你的新著《挥不去的乡愁》，丰富了我对故乡文化人的认识，非常高兴。你在宣扬慈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袁可嘉先生知道我喜欢收藏慈溪人的著作，所以每有新书出版，总是及时赠寄给我。我收藏的他的著作有二十余本，大多是他赠送的，并都签了名。这些书中，有他的诗文合集《半个世纪的脚印》以及著名的《九叶集》，他的专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译作《英国宪章派诗选》、《美国歌谣选》、《彭斯诗钞》、《彭斯抒情诗选》、《叶芝抒情诗精选》，他主编的《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八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四

袁可嘉先生晚年体弱多病，在上世纪末就住在美国纽约的女儿家，但他仍不忘学术研究和写作。2000年，他在信中说，“我今年还算有点收成。除为北京文化界举行的纪念《九叶集》出版二十周年撰文三则外，还为台湾格林公司修订旧译《彭斯诗钞》和《叶芝抒情诗选》，明年出繁体字版。近日又在修订旧作《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明年出修订版。”

他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不断地修订着，完善着，恪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待学问的操守。

去年12月27日中午，我接到袁可嘉先生的长女袁晓敏从纽约打来的越洋电话，她告诉我，袁先生患病多年，现在已无法看报写字了，连生活也不能处理了，但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原来她已协助老父编辑整理了六卷本的《袁可嘉文集》，正在谋求出版，可是目前国内对纯学术的著作出版已经今非昔比，困难重重，她希望家乡的有识之士能助一臂之力。她在电话中说了有将近半个小时，最后还将话筒递给她父亲与我通话。我只听得袁先生在喘气，语音有些含糊，有点焦急，喃喃地说，“我的文集要出版，要出版；大家要帮忙，要帮忙”。我建议袁晓敏将这套文集的出版方案及具体事项用传真或邮寄过来，然后向市有关部门或分管领导汇报。袁晓敏说尽快将方案给我，但直到今日，不知为何，我始终没有收到。

袁可嘉先生终于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我为此感到万分的惆怅和无奈。他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文学事业，年轻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年时期的英语翻译，改革开放以后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和推介，成为声名卓著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读他的书，曾经作为当代大学生的重要标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曾影响过一个时代审美的老人，也不能满足他最后小小的愿望，带着遗憾走了。我想起了他二十五岁时写的名诗《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责编：荣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