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士的哲学

易中天

在先秦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法家的主张是一把“杀人的刀”，法家也因此成为诸子当中最另类的一家，不仅如此，法家还豁出性命来实践自己的思想，如流血和牺牲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那么，法家为什么要献“刀”?他们要献给谁，又是怎么献的呢?

《韩非子·和氏篇》中，韩非借和氏献玉的故事表明法家推行自己主张的困难。正如他在文中一再强调的那样，宝玉是君王都想得到的，但法术未必是君王都想得到的，一个君王都想得到的宝玉尚且被说成是块石头，何况法术?

当时，反对法术和法家主张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类是朝中大臣，另一类是人民群众。“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韩非子·和氏篇》)因为一旦施行法术，大臣便不能擅权、近臣也不能专政、游民就得去种地、游侠就要去参军。一个主张遭到了众口一致的反对，但为什么还能实施呢?关键在于，法家的主张对君主有好处。

法家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尊崇君主、消灭五蠹、防范臣下，即韩非在《爱臣》中说的：“爱臣太深，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这几点很鲜明地把法家和其他几家区别开来。墨子心系天下，主张兼爱，一再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道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普天下人的幸福，只不过这种幸福必须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幸福了，天下才会幸福；孔子尊君不唯君，孟子贵民。孔子首开民本传统，《论语·颜渊》中载：“百姓足，吾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吾孰与足。”通过为君主谋实现为天下谋，到孟子时民本思想更重：“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因此可以这样概括：墨子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庄子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孔子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天下谋，韩非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君主谋。那么，法家为什么要为君主谋呢?

与儒、道、墨三家相比，法家心里只有君王，他们的理想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另一种是被君王奴役的农民和战士。这种思想让法家和儒、道、墨三家区别开来，也使得墨家成了先秦诸子中的另类。

那么，为什么儒、道、墨三家心系天下，而独法家心系君主呢?

儒、道、墨三家代表的是三种不同的“士”，如果说儒家代表的是儒士，墨家代表的是侠士，道家代表的是隐士，那么法家代表的就是谋士。因此可以说，儒家学说是文士的哲学，墨家学说是武士的哲学，道家学说是隐士的哲学，法家学说则是谋士的哲学。

一般来说，谋士有三个特点：第一，有自己的职业道德；第二，懂权谋，第三，主张一定要有用。这样就有了法家与其他三家的不同：第一，其他三家是理想主义，法家则面对现实；第二，其他三家复古守旧，而法家与时俱进。

法家既然是谋士的代表，就会被君主雇佣或聘用。君主雇佣他们保卫自己、巩固政权。而法家手中那把杀人的“刀”一定要献给君王，因为刀如果不用就等于没有，用就要献给有用的人、会用的人，所以法家明知道献“刀”有极大的风险，还是执著地献“刀”，而且必须献给君王。

那么，与其他三家比较，法家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先秦诸子当中，儒、墨、道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孔子说的理想社会是和谐的社会，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道家说的理想社会是无为的社会。与之相比，法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面对现实。因此有人说法家学说是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法家看来，一种主张，一个学说如果不能用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按照使用者的需求满足他们，商鞅见秦孝公就是运用了此思想，因此，拜见之前他准备了帝道、王道、霸道三套方案。

法家的第二个特点是与时俱进。这也是法家与儒、墨、道三家的区别，儒、墨、道三家虽然理想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退回到古代去，其迂腐可笑宛若守株待兔之徒。既然过去无法回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时俱进，按照当时的时代设计方法来解决它。也因此，先秦诸子当中只有法家逮住了兔子：商鞅虽然被害，但商鞅的政策留下了；韩非虽然被害，但其主张实现了，韩非去世12年后，秦始皇运用韩非的思想一统天下。所以，在先秦诸子当中唯一成功的是法家，而面对现实、与时俱进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

“禽兽”一词骂人始于孟子

在今天，如果用“禽兽”一词骂人，国人皆频频摇头，以为不太文明，过于激烈。殊不知，用“禽兽”之类的词汇骂人，也有其“道德”溯源。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年代，相传魏国有一位老子的徒弟叫杨朱，因学识渊博而被人称为“杨子”。杨朱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但他的原著并没有流传下来，只是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列子》及《吕氏春秋》等古籍中。

《列子·杨朱》中保留了杨朱的一段话，“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意思是说，社会是由许多个单体的“我”组成的，如果“我”互不相侵、互不相损、互不相害，那么，天下便无化公为私之辈，便无窃位夺权之徒，也不必以天下的“我”去做一个人(国君)的驯服工具。这样，社会便能太平了。

这大概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忠君”主张不一致，因此遭到了孟子的猛烈抨击。最精彩的是，他还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愤愤然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原来，用“禽兽”骂人，正是倡导仁义道德的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运用在学术辩论中的词汇，而他也可谓是用“禽兽”一词骂人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