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的“底色”

李云雷

首先，我想从柯岩的艺术风格谈起。我发现柯岩写作的体裁十分丰富，从最早的儿童诗、戏剧，到抒情诗，再到小说、电视剧、报告文学，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与内容，但她整体的艺术风格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而贯穿于所有的创作中，那就是她明朗、爽快、亲切、自然的叙述语调，这是她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艺术风格呢?我想这与她的性格有关，与她的艺术观有关，也与她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我与柯岩阿姨仅有很少的直接接触，但她爽朗、明快、豁达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正是这样的性格，在创作的时候被她带入了作品之中，才呈现出了我们在作品中所能感受到的艺术风格。但我们也知道，柯岩所经历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旧中国的黑暗与丑陋，“文革”时期的批斗，“新时期”以来的议论与非议，她都亲身体验过，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人生与社会的阴暗面，如《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问题少年与问题少女，《他乡明月》中的“奇遇”与人性扭曲，《癌症≠死亡》、《CA俱乐部》中的癌症，等等，可以说柯岩所经历、所看到的阴暗乃至黑暗面很多，有的甚至很残酷，但在这些似乎难以克服的困难与压力面前，她没有屈服，也没有变得阴郁或消沉，而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积极面对，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爱与希望，以及前进的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先锋作家”去处理柯岩所写的题材，他可能会竭力渲染其中的残酷、阴暗，挖掘人性中“恶”的一面，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柯岩那么多的苦难，却似乎看透了人生与社会，但并不知道真正经历了这一切的人，反而“阅尽沧桑意气平”，愿意以一种更加平静的态度去面对。但另一方面，另外的作家则会选择逃避，将人生与社会中的残酷、阴暗滤去，只留下光明、美好的一面，营造出一个童话般的透明世界，这样的作品虽然写得很“美”，但却无法让我们看到真实的社会与人生，因而是虚假的浪漫或粉饰的“太平”。

与以上两类作家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柯岩的特色在于，她既没有回避生活的阴暗面，也没有沉溺其中，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而是勇敢面对，做出了自己的观察、思考与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柯岩的艺术风格不是肤浅的乐观，或者盲目的悲观，而是在直面黑暗与污秽之后形成的一种明朗，是在看遍世间悲剧之后形成的一种豁达，而这，则是她艺术观与人生态度的一个体现。

柯岩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她善于抓住偏远的题材。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周总理，你在哪里》等政治抒情诗之外，她大多数的作品选材都是较为偏远的，不从正面触及特定时代的核心问题，却从一个较小的领域进入，在叙述与描写中体现出时代精神。她早期的儿童诗，相对于主流文学，属于偏远的题材，《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工读学校，《他乡明月》中的出国青年，《CA俱乐部》中的病人，相对于当代文学中常见的农村题材、都市题材，也都是属于偏远性的，或者说是一种“亚文化”。为什么柯岩对偏远的题材如此感兴趣呢?我想这与她的经历与艺术敏感点相关。以《寻找回来的世界》为例，我们知道，柯岩在50年代，就在北京第一所工读学校体验生活，80年代重回工读学校继续深入生活，才创作出了这部小说，可以说这两次“体验生活”是这部小说诞生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可以说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使她对这些问题少年充满了爱心与同情，正是这样的“关切”触发了她创作的灵感与热情。而对孩子的爱，对问题少年的爱，对出国青年的爱，对癌症病人的爱，使她避开了常见的题材，深入到一个个社会的小角落，深入到了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以艺术家的敏感倾听他们的心声，在这些边缘人与“主流社会”或者“正常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让他们的生活、感受为世人所知，也让世人的关爱投射到他们的生活之中，鼓励、引导他们去过一种更加美好、健康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柯岩处理的大多是偏远的题材，但其中也贯穿着对时代的思考，她并非在一个孤立的小世界中书写他们的生活，而是将之与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联系在一起，在时代的变迁中加以把握，从而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开阔的视野与宏伟的气象。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问题少年的生活，还有造成他们的“问题”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转型期尖锐的斗争与艰难的转变。在《他乡明月》中，我们所看到的也不只是两个女青年的“奇遇”，还有中西文化与观念的冲撞，“出国潮”对当代青年的影响，等等。我们可以看出，对偏远题材的关注源于柯岩的细致、敏感与爱心，这使她能够注意到别人很少关注的人群与社会角落，并倾注极大的热情去观察与描写；而对时代的思考则源自她的责任感与参与意识，作为一个“人民作家”，她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与人民的感受密切相关，并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对时代发言。这两者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柯岩作品在选材上的特色。而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柯岩以抒情诗的形式直抒胸臆，如《周总理，你在哪里》等，这是她代表时代与人民发出的呼声，也是来自她心底最真实、深刻的感受，在这里，“个人”与时代、人民融合为一体，诗人的声音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而在更多的历史时期，柯岩的艺术特色则使她选择偏远的题材，以之表达自己对时代的观察与思考。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柯岩创作的题材与体裁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但其“底色”却是不变的，那就是她始终是一位“人民作家”与“诗人”。说柯岩是“诗人”并不是专指她创作了儿童诗与抒情诗，而是指贯穿于她所有创作的那种诗情，即使在她的小说、电视剧、报告文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诗情，这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一种乐观的审美态度，一种充满自信的抒情方式。正因为有这种诗情，所以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诗，《奇异的书简》、《船长》是诗，《寻找回来的世界》、《仅次于上帝的人》也是诗，在创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柯岩把握的是一种“真实的诗意”，所以在她的艺术世界中，真实的也便是诗意的，而诗意的也是真实的，诗与真以一种她个人的方式融汇在一起，“真实”以一种独特的艺术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诗意。但在这里，“诗意”并不是一种粉饰或逃避，而正是在直面现实之中所产生的，因而既深刻地切人了社会与人生，也“处处皆着我之色彩”，带有创作者的主观性与情感色彩。

作为“诗人”的柯岩，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她早期创作的儿童诗与戏剧，是单纯而明朗的，充满了童趣，其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带有童心的“小迷糊阿姨”；而在她新时期以后的作品中，尽管其艺术风格依然明朗，但却不再像以往那么单纯，而将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与人生现象纳入其中，有批判，有思考，视野更加开阔，艺术上也更加成熟。这自然与柯岩在“文革”时期的经历有关，剧烈的社会运动使她接触到了更为宽广

的社会，以及更为复杂的“人性”，这自然也反映在她的创作中，她的诗便不再是单纯的诗，而是更为丰富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诗人的成长。从儿童诗到抒情诗，再到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的“诗”，我们可以看到柯岩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是一个从“自我”到“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艺术上不断拓展的过程，其间的变化十分清晰，但贯穿于这些作品中的情趣、爱心与诗意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是我们将“诗人”作为柯岩的底色的原因。

“人民作家”，也是柯岩最具根本性的特征，这不仅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自我定位与自我意识，贯穿于她所有的创作之中。“人民作家”是一个很少被细致分析的概念，我们可以在历史演变与社会结构中加以把握，在我的理解中，“人民作家”是为人民而写作的作家，而不是为其他阶层写作的作家，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投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在历史的转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再到“十七年文学”，涌现出了一批“人民作家”，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人民血肉相连，呼出了人民心底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和作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不再仅仅是游戏、消遣或娱乐，而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事业，作家不再是旧时代的戏子或文人，也不再追逐商业利益或者个人意义上的成名、成功，而致力于社会与意识领域的改造，与一种更加宏伟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柯岩也是“人民作家”中的一员，她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个人成功，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参与现实和思想领域的辩论，以爱与美引领乃至塑造读者的心灵，让人们辨清何为真善美与假恶丑，从而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柯岩的创作初衷如此，她的作品在事实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等作品的巨大社会反响，显示了一个“人民作家”所可能具有的影响力。

柯岩属于“人民作家”，但也与其他的“人民作家”不同。她1949年开始写作时，正是中国革命取得了关键胜利的时刻，积极向上的时代氛围奠定了她乐观、自信的精神基调，所以与旧时代的“人民作家”不同，她的作品中没有那么多的压抑、苦难与抗争，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明朗的色调，而这形成了她艺术上的重要特征，像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也不像另外一些作家那样致力于史诗性的写作与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而更注重对“小”的、偏远题材的敏锐发现，致力于从平凡生活中发掘出诗意与情趣，以美与爱心去感动并深入读者的心灵，从而在“人民作家”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特色。

以上我们从不同层面分析了柯岩创作的特色，可以发现，无论是她作品的明朗风格、偏远的题材，或者诗性的表现方式，都源于她“人民作家”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她的底色是“人民作家”，并且在“人民作家”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