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音乐

余　焰

周恩来(1898-1976)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任总理，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者。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余年了，但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他具有戎马的将军风度，又具有儒雅的学者精神。“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基辛格语)。在周恩来日理万机、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中，音乐也常常伴随着他。他不仅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同时又有丰富的情感，他的人生波澜壮阔、博大深沉，灵魂就如朱子格物，充盈天地，浸润万物。

对音乐的悟性非常高

英国作家韩素音在一部关于周恩来的著作中说，周恩来“记忆力很好，任何乐曲旋律或者小调，听过一遍就能记住”。的确，周恩来的乐感和对音乐的悟性非常高。周恩来爱学新歌，人家一句一句地教，他就一句一句地学，很迅速地就记住了。有的歌曲很长，有时演员也记不清或者唱锚了，周恩来就大声笑着说：“唱错了!唱错了!”然后自己唱一遍。

1964年周恩来到天津视察工作。当晚，歌唱家李绮作为天津歌舞团的演员之一参加了欢迎周恩来的演出，演唱了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当时周恩来特别喜欢《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这首歌，于是提出让李绮当场教他唱这首歌。“总理的记性特别好，没—会儿就学会了。然后还和我们演员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李绮回忆说。

上世纪70年代初，在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游览三峡时，周恩来居然唱起这位精通音律的亲王新近创作的一首歌曲，令亲王既惊讶又高兴。

有一则花絮令人难忘：1960年他在上海视察工作时，人们发现他竟随身带着一本歌本，有空就拿出来翻看，还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哼唱。这也许就是周恩来为何会唱那么多首歌的奥秘吧。

爱唱歌的总理

周恩来喜欢唱歌跳舞，是中国领导群中一个“活跃分子”。他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成千上万人一道唱，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都有他指挥大家高歌的身影。

他喜爱唱民歌，也喜爱听民歌。《信天游》这首民歌是他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在听时会产生莫名的激励，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他喜欢高歌《我们走在火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曲。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可以说周恩来对它们达到了入迷的程度，疲惫不堪或者闭目小憩时，嘴里一定会哼哼这些歌曲。他特别喜欢《长征组歌》，若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在独自听收音机时，听到组歌他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

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当飞机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他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成七彩光芒。观此美景，周恩来先是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而低沉的歌剧《江姐》中选段《红梅赞》的优美旋律：“红岩上红梅开……”，后来无法按捺的激情喷涌而出，放开嗓门，引吭高歌，歌声萦绕在机舱里。他的独唱，引起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大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心系音乐建设工作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处理政治大事中，还倾注心力关心群众音乐建设和文化艺术工作。

1939年3月，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完成并首演成功。周恩来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新型歌曲，为抗战发出的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1940年春，这部作品在国统区重庆第一次演出，周恩来出席观看演出后，与演员们握手并鼓励说：“演出很成功，也说明了歌咏应该而且可能为抗战服务，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在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建议组建中国音乐学院，他对赵沨(1950年至1990年间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央歌舞剧院院长)说：“重视民族音乐，首先就要给民族音乐独立发展的条件，兴建中国音乐学院，就是把中央音乐学院有关民族音乐的科系，全部抽调出来，作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基础。”他说 “以后北京的文艺团体都可以有两个牌号，中央音乐学院以学习、借鉴西方音乐为主要任务，中国音乐学院以继承、发展民族音乐为主要任务，进一步还可以考虑把演出《茶花女》和《天鹅湖》的剧组，组建成中央歌剧舞剧院，把演出《白毛女》和《宝莲灯》的剧组，组建成中国歌剧舞剧院。”

周恩来曾经对赵沨说：“在我们舞台上有了成功的《茶花女》，也有了动人的《七仙女》，更有感人的《白毛女》，能不能集中这三种‘女的长处，在唱法和表演上形成一个新的‘女，这样就可能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了。”周恩来总是以一种超前的思维引导人们去创新。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

提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今天，当我们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所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是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可以这样说，从最初的策划到歌舞名称的确定，从演出队伍的调配到音乐作品的选用，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的原则把握，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到设计，《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他以自己是一名创作者和观众的感受告诉大家：“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一定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要很深刻，又能打动人，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当时许多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们，都对周总理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和他的民主作风敬佩不已。

1964年10月2日，举国欢庆建国15周年之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第一次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演出，共演出了14场，其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恢宏，堪称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艺术家大汇合了!1964年10月15日，周恩来陪同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绝对属于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包括灯光设置上的问题，周恩来娓娓道来，十分内行地一一做了使他们满意的解答。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清水和松山感动地说：“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