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功能

殷　莉

风险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风险传播是指对风险评估、风险预防、风险应对和应对结果的报道。狭义的风险传播是指在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的灾难之前对风险争议的呈现、发起及风险沟通，其目的在于达到风险信息与意义的传递与分享。本文的风险传播是指狭义上的风险传播。

风险传播是新闻传媒义不容辞的职责

风险存在是不容争议的客观事实，风险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风险不只来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集体或个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次行动。无视或漠视风险的存在是夜郎自大的盲目表现。正视风险并寻找风险传播的最佳方式方为新闻传媒的合理选择。

首先，科学的决策离不开公民的广泛参与。社会的变迁与科技的进步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里出现的问题因其多面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公民广泛积极地参与，仅靠科技专家和政府参与决策的模式已经不能够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无法预测的副作用。

风险的影响力不仅对现代制度和技术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而且渗透到个人生活之中，转化成生活风险。如何规避、减少以及分担风险不再是行政部门与企业之间的问题，而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维持存续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公民的广泛参与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对此也持肯定态度。

其次，广泛的公民参与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风险传播。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办法很多，比如听证会、意见征求等等。但就广泛的公民参与而言，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风险传播。公民参与的过程分为获知、参与两部分。就公民对政务信息与社会公共信息的获知而言，不同群体情况不同。就信息普及程度而言，大众传播媒体排在首位，网络媒体排在其次，之后才是政府公报等其他形式。不知则不能参与。离开新闻传播的风险传播，广泛的公民参与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风险决策民主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风险沟通。中国社会转型对政府的决策方式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政府职能也由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政府。传统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被打破，国家社会与市民社会共存的社会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中。因此，决策民主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一个复杂的、充满风险的社会里，决策的民主离不开新闻传媒的风险沟通。决策是从多种方案中作出的选择，没有比较，没有选择，就没有决策。新闻传媒可以提供决策需要的各种信息，包括风险信息，提供风险沟通的平台，从而使利益诉求与风险分担双方面都呈现在公众面前，帮助人们预测各种科技革新与社会变迁带来的结果，帮助人们在经济技术发展与健康和安全问题之间进行风险判断，作出自己的选择。没有信息的传递，决策则无从做起，决策的民主也无从谈起。

风险传播的传播方案与策略

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不同，危机传播是在紧急状况发生后新闻传媒对其内容信息的传播，它所传播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事实。风险传播报道的对象是风险，某种潜在的危害。对于风险的认知只有在有关的知识中才能展现出来，因此专家、学者关于风险的预警成为风险传播的重要消息来源，对风险的表征和陈述成为风险传播的内容，风险传播成为信息的传播，而不是对事实的传播。

鉴于风险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网络媒介应该联合进行风险传播。这是既进行风险传播，又把风险传播的负功能降到合理区间的有效办法。

公众对风险议题的获知与参与是科学决策的保证。就风险传播而言，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两套方案。第一套是常规方案，即在风险传播的获知方面，可由大众传播媒介担纲，在风险传播的风险沟通方面，由网络媒体作为主战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体的公开性决定了新闻传媒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尽可能大的空间进行风险传播。因此，在风险的获知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采取预告的方式，将人们的视线引导到网络媒体所呈现的风险议题中。第二套方案则是在适时适度的情况下，由大众传播媒介完成整个风险传播。

目前关于风险传播实践，即在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灾难之前对风险议题的呈现、风险论争的发起与风险沟通，从数量上看，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并不多见。相比较而言，网络媒体上数量相对较多。在网络媒体上，百姓经常从生存环境的保护出发对某些决策风险进行阐述。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放大镜”与“探照灯”效应比网络媒体更强，会给政府与相关部门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情境，强人政府和温和政府应对矛盾激化的办法自然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应对舆论压力成为首选，而是否有利于风险应对则在其次。因此，大众传播媒体的风险传播必须存在某些限定。

有鉴于此，网络媒体的风险传播要放开。因为网络媒体的海量特点可以集纳所有相关的风险沟通。网络媒体的平等特点可以使公民获得与组织与政府平等的身份与话语权，有利于公民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与看法，公民可以呈现风险争议，发起风险论争。网络媒体的互动特点，有助于各种不同观点的呈现与论争，平等基础上的风险沟通，有助于公民提高风险认识，主动地参与到集体的决策中，为决策民主培养合格的参与者。从某种角度上说，网络媒体还是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了解民间对风险的看法，进行风险沟通的平台。互联网上点击率最高的风险争议自然也就是社会上最关心的问题。

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

新闻价值是指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采访、编辑、评论、制作等活动中用来进行判断的一种标准和依据。判断主体是新闻从业人员，主要是记者、编辑、评论员；判断的对象是构成新闻的事实和材料，判断的标准分为实质要素和形式要素。新闻价值的实质要素是指能满足公众需要和兴趣的内容，形式要素是指构成新闻的事实和材料是否重要、新鲜、及时、显著、接近、有趣味。由于新闻价值实质要素与形式要素并非单一要素，而是要素群，因此，在判断的时候各要素间必然有所侧重和取舍。这种对新闻价值各要素之间的侧重与取舍，即是新闻价值取向。

价值理性是判断人与社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①是人们对于自身实践活动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它崇尚道德理想，强调终极关怀，主张通过美的、善的手段来探求真理，发展科学，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和谐发展，是一种非自我利益的理性。②

在新闻传媒的风险传播中新闻价值的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因为风险传播是指在决策之前，对决策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肯定与否定、有利和不利因素的报道，特别是否定和不利因素的报道，寻找决策本身、决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对社会、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不利之处。虽然风险传播不是要恶意地否定决策，而是要善意地呈现决策中存在的潜在不足之处并完善它，使决策更加合理与科学，并能更好地应对风险；但是由于风险传播的内容包含着对否定和不利因素的主观认知，如果采取的是非价值理性的选择与判断方式，则易于掉入工具理性的窠臼，从而基于功利目的驱使而发起风险论争，呈现风险争议、进行风险沟通。这也许在短时期可以给新闻传媒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讲，不仅有损新闻传媒的公信力，而且对于公民、社会、国家而言，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的价值理性是指风险传播要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具体来说就是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对于风险争议的呈现、风险论争的发起，风险沟通的进行要把关注点与落脚点放在公共利益上，在采写编发新闻时不能借口新闻价值的某些形式因素——及时性、新鲜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而忽略和漠视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

要做到这点，担当风险传播的新闻传媒必须坚守公共媒体的功能定位，以沟通情况提供信息、实施舆论监督、传播知识提供娱乐为己任。新闻价值的实质要素与形式要素一定要统一。新闻价值的实质要素是新闻报道的源泉和目的，新闻价值的形式要素是为了实现新闻价值的实质要素而提供的工具手段。在公共利益和公共兴趣之间，就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不得以公共兴趣为理由漠视、损害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

决策风险和制度风险是风险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最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的“人化”特征，也就是说，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生产范围的扩大，人类的决策和行动对自然与人类本身的影响力也在增强，风险主要表现为自然风险转变为人为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风险的问题凸显。③因此，新闻传媒在预警风险、报告风险、化解风险之外，也有可能放大风险、转嫁风险甚至制造风险。新闻传媒在制度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具有相当的风险性。④

虽然说公共媒体与新闻价值取向上的价值理性提供了风险传播降低决策风险和制度风险的可能，但仅仅依靠新闻传媒是不能实现风险传播的全部意义的。公众与政府行政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风险知识和媒介素养，特别是对于风险社会与风险传播的理解判断。只有这样，风险传播才有可能对社会、国家起到应有的作用，是帮忙而不是添乱。

（国家九八五创新基地项目《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责编：胡江银

注释：

①刘文勇：《价值理性与中国文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7月版，20页。

②彭国甫，张玉亮：《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绩效管理》，2007（6）。

③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4）。

④马 凌：《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的功能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第十四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