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悲且惊且喜”的王蒙

伊　达

不久前，王蒙带着他的新作《老子的帮助》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位74岁的国家文化部前部长总是身穿灰色毛衣、格子衬衫，无论言语应酬，还是激扬文字，他都潇洒风流，熟稔而不失大家矜傲之风。

王蒙近几年著述颇丰，给人们的印象是文思既敏锐又庞杂。从他的人生经历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右派”作家，16年边疆放逐韬光养晦，到劫后余生，重登文化圈巅峰，乃至上任文化部长要职，他给人的印象绝顶聪明。近年来，他在某位年轻作家惹麻烦的时候推荐他入作协；在某位运动员受到举国拥戴的时候，他出来批评其言行不妥。“唱反调”的爱好，让人又为王蒙的“傻气洋溢”而忍俊不禁。无论人们对王蒙有着什么样的看法，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称职的文化部长，他在官员和作家之间，顺利地转体三百六十度后稳稳落地，好似一名体操冠军。

1986年的春天，中组部正式提出了让王蒙担任文化部长，王蒙屡次推辞未果，只好接受。一到文化部，国内国外的人都在注意王蒙。一位老新四军听说王蒙要去当文化部长了，劝慰他说：“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这也成为王蒙在位时的座右铭。

王蒙每天早晨一到办公室，一定会有一大堆文件等着他处理，第一次，王蒙略感生疏，他将自己批了的文件拿给办公厅的老秘书们看，人家说，就是这样批的，王蒙这才放心大胆起来。王蒙回忆他的部长生涯，说对某些事的原则就是“期以时日，自然而然”，深得邓小平同志比如“不争论”、“放一放”之类精神的“真传”，尤其是针对当时争议较多的一些通俗娱乐消费活动，比如选美什么的。

有一年，“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是根据贾平凹的小说改编的《远山》，其中有个情节是两家人因为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各走极端，最后两个男人换了老婆。有领导同志对此不甚满意，该片评“金鸡奖”时拖下来了。为此，王蒙起草了一个书面意见，大意是说，第一，影片《远山》的主题是积极的；第二，原著已经得到了好评；第三，改编成电影后，“换老婆”的情节显得突出了些，可能各类评论比较关注这一情节。不过，评奖并不意味着评出的作品完美无缺，对于获奖作品可百家争鸣。王蒙找了高占祥同志联合署名，向领导同志作了报告，此事乃告解决。

歌星邓丽君风头正旺，有某些媒体和地方政府鼓吹内地也举办邓丽君演唱会。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王蒙调来了全部原始档案，仔细研读证明，发现关于此事各种争论实属空穴来风，并没有组织机构与邓丽君洽谈过。王蒙把以上情况给各领导写了报告，建议暂停有关讨论与报道。

就在王蒙到文化部上岗的前几个月，一些大报上还刊登着由一些宣传文化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联合公布的告示，严禁举办营业性舞会舞厅。王蒙起意要开放营业性舞厅，各地舞厅应该欢迎执法部门派员前来监督视察，可以穿制服来维持治安。王蒙的雄辩使此事顺利通过，从此神州大地开舞厅才合法。此后许多年，有一次黄苗子先生曾撰文说，王蒙主持文化部工作虽无什么政绩，但对人还是好的。王蒙见面后表示不服。黄老问，那你有什么政绩吗？王蒙立即回答，是我开放了营业性舞厅啊。

1988年8月，王蒙首次去了西藏，遇到歌唱家才旦卓玛，得知她的住房还很困难。王蒙与西藏自治区当时的书记武精华同志认真谈了谈，后来才旦被选为区政协副主席，副省级待遇，各种生活问题迎刃而解。

不过，王蒙曾经企图在任职期内做一两件影响全局的事，虽然开了头，但不算成功。一是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二是对文艺家的国家奖励制度与荣誉称号系统的设立。

1986年上任以来，王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待遇。甚至在与外国官员会见时，听到人家介绍王蒙“文化部长，并且是一位作家”的时候，用蹩脚的英语补充说：更正确地说，我是一个作家，同时是一个部长。任期一满，王蒙立刻辞高位，浮槎四海。多年以后，王蒙非常坦然地总结出任文化部长的感受：“且悲且惊且喜”。

如今，让王蒙“且惊且喜”的事情很多：清晨穿着拖鞋上街买油饼;在初夏的藤萝架下嗅花香;在自家院子里嫁接柿子树;用眼药水瓶子给刚生下来的猫仔喂奶。他有时一时兴起高歌一曲，声称要参加“快乐男声”！为了“争取智力萎缩之前做好这些事情”，他70岁又开始学起了英语。他自诩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每日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坚持写作，巡回讲演。

如今，王蒙看见某个人升官、听说某人有绯闻、某作家上了福布斯排行榜，或者惹了官司，无非觉得“尴尬风流”，一笑了之。回顾自己的过去，王蒙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也不过是刍狗之一而已；我的一生也是老子所说的“拼命为”与“无可为”、“无奈为”的结合而已。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