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以“永不加赋”为祖宗家法,而当国家的收支不能平衡之日,便不能不“开捐例”,用卖官的办法敛聚费用。咸同两朝长期的内战一面需要长期的饷需,一面又在一大片土地上使国赋因兵燹而化为乌有。而后“捐例大开”和“捐例减成”遂以筹饷为旨义一路推广,一路泛滥,又在筹饷的名义下造出了一批一批捐纳入仕的做官人。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有因打仗而得军功和因军功而得保举,军功和保举产出的也是一批一批不由科目而径入仕途的做官人。以清代的官制为范围,当日的官场应当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因此,太多的人沿捐纳、保举涌入其间,不能不使官场成为人口过剩的地方。这种现象起于内战之中,又在内战结束后长久地延续于南北之间,随后,满坑满谷的候补官便成了与19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相伴随的群类。他们以自己的存在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官界秩序。
关键词:捐纳;保举;候补官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5-0130-09
作者简介: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上海 200241)
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奏疏论“时事”,曾以“肃吏治”为要目而切言“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闻部、寺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补缺无期”。而在京城之外,“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倍蓰”,道员以及府、厅、州、县和佐杂,常以数十计、数百计、千数计,致“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不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