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５００不是北川人，想象不出那种痛

周华蕾　王　刚

他有过动摇，但反复考虑，还是留在了北川

在北川，人们更真切地直面这些障碍：失去亲人，流离失所，一无所有⋯⋯

而于北川的干部们，或许还需要加上一项挑战：建设新北川。灾后马不停蹄地工作，像把一条橡皮筋绷到了最极限。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成为压垮北川干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年，农办主任董玉飞和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新的不幸，发生在北川1500多名幸存干部中间。

1任明(化名)开始酗酒。

被“5•12”地震夺去母亲、妻子和1岁多的女儿以后，他早上喝，中午喝，晚上还喝，“喝到连县委书记在旁边都不知道”。

任明是北川县一名副科级干部，大学毕业便考取了公务员，仕途一帆风顺。他曾经积极向上，是县里重点培养的干部。

地震后，他变了一个人，以前看来很重要的事，比如升官，比如存款，现在都无所谓了。他常常显得很毛躁，拿着手机不停地摁来摁去，喜欢抖腿，也不介意在记者面前，把双脚翘在凳子上。

在北川干部群体里，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有281人，丧偶的390人，父母遇难的有319人。而其中的交集，像任明这样的有16人。中共北川县委组织部提供的一份抽样结果显示：“11.7%的干部表现出明显的抑郁倾向⋯⋯甚至会产生有关死亡的思想和自杀的观念。”

干部们聚餐时，总是约定，“今天不说地震。”“但不知道为什么，边吃边喝，总又聊到这个话题上。最终都以一两个人大哭收场，如此反复。”北川县交通局局长蹇斌苦笑说。

喝酒曾是羌族干部们迎来送往的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