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方孝孺和布鲁诺,两个人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二人在我早年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我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大臣”注之一。建文四年,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建文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灭族”的不计其数。那时,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我至今仍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正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他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哥白尼一脉相承,他还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基督新教。

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学生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于是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在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地、无条件地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被判处火刑。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

此后,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近代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了障碍。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布鲁诺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摘自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注: “顾命”一词来自《尚书·顾命》篇。所谓“顾命大臣”是指老皇帝死前指定的辅佐小皇帝嗣位的人,其权势往往在小皇帝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