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庚子都门纪事诗》命名艺术的研究

摘 要：《庚子都门纪事诗》是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延清的诗集，原名《巴里客余生草》，分为六卷，分别为《虎口集》《鸿毛集》《蛇足集》《鲂尾集》《豹皮集》《狐腋集》。六卷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浑然一体，并以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贯穿其中，各卷命名无不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匠心和巧妙安排。通过对各卷命名艺术的研究可以发现延清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和审美取向，从而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延清本人的思想和他的作品。

关键词：《庚子都门纪事诗》 命名艺术 研究

《庚子都门纪事诗》是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延清的诗集，是他在1900年庚子事变前后所写的诗，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刻，“初刻五百部，索求者众，随手则磬”以至于“一刻再刻”，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刻时由马子昭易为现名，宣统三年（1911）再次刊刻。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有光绪二十八年京江刊版本子（下文所引，如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其他版次的均难以寻觅，这给研究者带来一定的困难。

这部诗集初名《巴里客余生草》或《余生草》，六卷，收录诗歌388首，写于1900——1901年庚子事变前后，是一部记录庚子事变特定历史的光辉杰作，其写人记事秉承“实录”精神，而且记录了许多史书所未载的事实，能补史书之不足，被时人誉为“诗史”，李恩绶说：“延子澄工部遭庚子拳匪之变，幸获无恙，以巴里客余生草邮示余。余置行塍中，遇湖海诗人辄出而质证之，多以为可传。”这些诗作，既是研究庚子事变的珍贵史料，又是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国难文学代表作。而这部诗集的命名更是体现了诗人独特的艺术匠心和价值取向，通过对这部诗集命名方式的研究可以从中发现诗人创作的心路历程和艺术个性。

这部诗集起初延清自己命名为《巴里客余生草》，其用意不外两点，其一自谦之词，取下里巴人之意。其二为记时事，盖诗人亲历国难，劫后余生，惊魂未定，故诗以记之，题中含虎口余生之意。李恩绶说“有以巴里客询者，余曰巴里客三字乃蒙古籍贯，自居为下里巴人者。盖其谦词、谐声、会意均寓其中”，他将巴里客解释为籍贯显然是错误的，但他对这部诗集题名的解释还是比较中肯的，也是符合延清的本意的。当然，自谦的另一个目的是引起别人的关注，是张扬自我，因此延清此题的真正用意还是引起诗坛的注意。而且他的意愿当时确实得以实现，这部诗集一经刊刻，就引起了轰动，这从时人对这部诗集的序评中可以看出。这部诗集于光绪二十八年再刻时，由延清“髫年文字交”的马子昭更名为《庚子都门纪事诗》，这个举动对推介和宣传这部诗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余生草还有点文学气息，那么现名就更具有现实意义。1901——1902年间当人们还在庚子国难的惊魂中不知所措时，当人们对着残败的家国景象喘息未定时，这部诗集以这个名字出现，无疑又一次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思考，卷名中的时间、地点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感官刺激，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可以说这是一部反思文学、也是一部国难文学代表作。尤其是其中十数首总结庚子事变失败教训的篇什，“河山真似一枰棋，著子全输信可悲”（《秋日感事用杜少陵秋兴八首韵》）、“王公期破虏，母后误崇儒”（《李监堂制军五排二十二韵》）、“仓皇夜出延秋门，侍从惟宣宫里奴”（《感事用杜少陵哀王孙韵》），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有着宏大的气魄和史家笔力。曹福元的序语可谓道得延清甘苦：

囊者德之破法也，残坏几不可收拾，法人绘图自警无须臾忘。十余年而仍为雄国。余度紫丞意，盖欲使读是编者亦如目击惨毒景象，知危知惧，振奋精神，靖内绥外以佐吾国家中兴之业，而不复以茫茫世运概委诸昆明劫灰而犹是酣嬉鸩毒也。

支恒荣的评语也点出了延清写作的用意：“但是非成败之故，若无文人骚客以记之，何以传后而信今？”

可以说马子昭是一位天才的包装艺术家，经他这么一包装，这部诗集便大放异彩，光耀千秋。对这部诗集的改名及效果，恐怕是延清本人也没有料到的，所以李恩绶说“子澄闻之，当掀髯”。

诗集命名的成功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而集中每卷的命名则是延清本人精心安排的，每一集都有其特定的作用意义。

卷一名曰：虎口集

第一卷实际收诗57首，京江刊版误为58首。卷名取虎口余生之意。这是诗人亲身经历庚子事变身陷危城的真实记录。主要写义和团进京声势大张并在京城扰攘烧杀、教会藏污纳垢蛊惑人心、义和团攻打使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以及北京沦陷后侵略军的抢掠洗劫等内容，表达了诗人痛恨侵略者、反对义和团、厌恶投降派的忠君爱国思想。卷一的精华部分是其中的纪事诗，有《纪事杂诗三十首》、《困处危城中同年陆申甫太史朝夕过谈赋此以赠》、《耳有所闻某某事是否真伪不得知也，姑拉杂咏之》8首、《城陷后地安门火起，炮声隆隆终夜不绝。翌晨探悉敌人攻破东华西华二门进紫禁城，即分兵守护大内，不准军人阑入乾清门，闻之甚慰，感志以诗》、《禁城不守，外间传说宫中有贵妃某氏投井死，因拟挽诗四十韵恭记》、《危城五首》等，这些诗如同多棱镜一般，从多个角度记录了事变时城中的情形，特别是他自己耳闻目睹记录了第一现场的实际情形，记录了诸多史书所没有记录的事，也因此被时人誉为“诗史”。阿英认为这是以诗歌记录庚子事变的首推之作，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1]4-7

卷二曰：鸿毛集

收诗58首，取司马迁“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句意。主要内容有讽刺帝后出逃、揭露朝廷军备废弛、清军官吏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以及自己未能追赴此行为皇帝分忧的苦闷等，亦有少数歪曲否定义和团的成分。这一卷的基调是否定和讽刺，取名“鸿毛”用意也正在于此，亦即表明诗人的立场和态度。

庚子事变时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决策失误和用人不当，最终导致兵败如山。朝廷军吏在国难当头不思报效国家，只顾个人安危，以各种借口推委逃避，延清对此非常愤慨，他的揭露和问责也非常犀利，“诸将平时号忠勇，临危畏葸何其愚”，“号令纷更固难恃，朝三暮四如众狙”（《感事用杜少陵哀王孙韵》），“当前大敌非难却，相助无人减壮颜”（《咏事五首用杜少陵诸将诗韵》）。他把战事失利的责任归咎于最高统治者尤其难能可贵，表现出了卓越的胆识和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

卷三曰：蛇足集

收诗67首，多为抒怀及感旧之作，其中以45首感旧怀人之作为主，他怀念乱离中的同僚、怀念远隔天涯的友人、怀念离世的亲人、甚至怀念战乱中辞归的仆人，这些诗无不显示其仁者情怀与赤子之心。卷名源于“画蛇添足”，实为诗人自谦并自责之词。诗中有“不幸再生蛇画足”、“偷生我愧九京人”等句，为自己国难中苟且自存的行为感到愧悔，认为如蛇足之多余。当然，“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2]51，我们在解读、鉴赏这些诗作时，会从文本中发现诗人创作的心路历程，透过诗人的自责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浓浓报国之志，以及这种愿望无法实现的苦闷。这种隐而不露的写法丰富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卷四曰：鲂尾集

收诗97首。卷名语本《诗经·周南·汝坟》：“鲂鱼赪尾，王室如毁。” 毛传：“赪，赤也；鱼劳则尾赤。”朱熹集传：“鲂尾本白而今赤，则劳甚矣。”[3]5本卷中诗几乎都是诗人忧心国事，慨叹时局的作品。庚子事变，列强入侵，致江山零落，国事颓丧，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延清内心如焚，寝食难安，“孤竹枯桐半死生，伤心岂独庾兰成”，“城阙嗟沦陷，关山怅渺漫。无能追荷戟，有梦盼回銮。”因此他日夜盼望战事结束，国家中兴。他“遥忆西征诸将士，御寒裘帽可曾加”希望“迎銮道左知何日，盼取河桥柳色新”，但现实是惨烈的，也是让他失望的，于是他便把理想托之于梦境，集中有多首记梦诗，写自己追赴行在，为国分忧。

卷名鲂尾，乃自比也。诗人自比鲂鱼，因国事忧劳，为时事感伤，睹王室之毁，室家之破，而至于眼中流泪，心中流血，如此命名，亦见其用心良苦。

卷五曰：豹皮集

收诗41首，其中表忠诗40首，均为记录事变中为国殉难者，“阖户或仰药，举家或悬罗。或葬燎原火，或投深井波”（《纪事杂诗三十首》第二十），诗人满怀深情地歌颂并怀念这些事变时全节而终的人，赞扬他们“两间此正气，当续文山歌”，将他们和文天祥相等，称他们“浩气弥丹阕，忠魂返紫薇。节终苏武握，戈不鲁阳挥”，为他们未能象汉代的苏武和春秋时的鲁阳公战死沙场而感到惋惜，卷名豹皮实为颂扬之词，诗人在卷一中的《七月二十一日都门不守后三日作》中有“何如一死豹留皮”，可为本卷题名注解。即对这些死难者牺牲的意义作出了肯定：他们将名垂青史，忠魂永驻！本卷的另一用意是祭奠死难者，“沧桑眼底何须论，乱后重招烈士魂”，以死难者事迹激励后人。

卷六曰：狐夜集

收诗67首，均为集句诗。

延清“自幼谙熟汉语，饱读诗书”[4]168，有着良好的汉文化和文学修养，“清笃实廉慎，性耽风雅，诗才敏捷，下笔千言”[5]1885，他善于向前代文学传统借鉴和学习，对前人诗句信手拈来，巧妙运用，却无斧凿之痕，而有翻新之致。如《对雪有感仍用萧邸咏雪诗韵得秦中吟六首集唐》第一首：“践此秦关雪，西驰万里寒。又添新节恨，只讶客衣单。龙衮期重补，蜗庐未卜安。干戈何日尽？乡梦北归难。”八句分别采用了皎然、张九龄、令狐楚、高适、杨巨源、骆宾王、杜甫和孙逊的诗中成句，但经他重新组合之后，既是一首韵律和谐格式妥帖的近体诗，又恰当地表达了他关心时局，渴望和平的爱国情思。这种旧瓶新酒式的创新正是他良好艺术修养的体现。

卷名狐腋，盖取意在博学约取，以彰才力，“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6]145 “百年狐腋暖于绵”，狐腋虽暖，然非一皮之功，正在集而。延清本卷67首538句选用了150位唐代诗人的成句，其中杜甫诗句最多，达122句，其次白居易19句，再次张九龄、刘长卿、李白各9句。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对延清诗歌创作的影响最大。他的诗风明显受到现实主义传统的沾溉，对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心慕力追，并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在其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弹奏出一支高亢宏亮的变奏曲，延清“不仅在清末民初、而且在整个近代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中都是最突出的，是一位创作数量最多、反映现实最深入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7]609“延清……继承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刻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使他在近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群里，成为写诗最多，反映现实最丰富的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人”[8]26。

诗中用他人成句并非始于延清，“屈原、宋玉，依《诗》为《骚》，……及崔骃、班固、张衡、蔡邕，遂掇拾经史，布散华实，资书作文。后人因以为范。”[9]147但如此大规模引用尚无他人。延清的引用绝非简单地仿拟，而是经过仔细地推敲和艺术处理，并结合当前时事，抒发个人感慨，是古为今用，是艺术创新。“凡用旧合机，则不啻自其口出；若引事乖谬，则千载之下，犹将指以为瑕矣。”[9]147延清引用的诗句，经过他巧妙的熔转和点化，妙合无垠，妥帖排奡，毫无生硬穿凿之弊，真能点铁成金者也。综观这部诗集，各卷的命名各有侧重，虎口集重在叙事，鸿毛集重在议论，蛇足、鲂尾及狐腋重在抒情，而豹皮则叙事带起议论和抒情，全集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那就是诗人忠君爱国、反对战争、企望和平的用世思想。六卷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浑然一体，体现着诗人深厚的文化文学修养和独到的艺术匠心；既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注释：

[1]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周振甫：《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另见[清]谭献：《复堂词录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朱熹注：《诗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吴肃民，莫福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缪荃孙等：《江苏省通志稿·人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

[7]荣苏赫，赵永铣主编：《蒙古族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8]云峰：《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延清》，新疆社科论坛，1991年，第2期。

[9]姜书阁：《文心雕龙绎旨》，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

（周振荣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21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