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父情结”与“恋父情结”的演义

2009-06-03 03:14袁良骏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09年3期
关键词:后母子夜小寒

《茉莉香片》发表于1943年7月10日的《杂志》第十一卷第4期,正是《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三部分在《紫罗兰》月刊连载刊出的时候。而《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转载发表,已经是九月份的事情了。这说明,《茉莉香片》很可能是与一、二炉香同时写成的。所以按照发表时间,它是张爱玲写给上海人看的第二则“香港传奇”。而从写法上看,它与第一则《第一炉香》迥乎不同。《第一炉香》总体看来写法比较传统,很明显是“鸳蝴派”的变体,所以张爱玲拿给了《紫罗兰》。而《茉莉香片》则有着浓烈的现代派色彩,特别是男主角聂传庆的意识流、心理独白、心理变态、性压抑之类相当突出。小说写的是华南大学的“校园即景”,聂传庆、言丹朱、言子夜皆有所本,故写来倍显真切,毫无斧凿痕迹,不像《第一炉香》那样惨淡经营。假如说《第一炉香》靠的是技巧,那么《茉莉香片》靠的是平素的观察与体认了。

换言之,《茉莉香片》是一则“恨父情结”的演义,有着浓郁的张爱玲的自传色彩。张爱玲自我幻化成了聂传庆,但聂父介臣却有着张父廷众的深深的烙印。张廷众出身名门,诗礼传家,满腹经纶,一开始并非一个窝囊废。然而,他吸上了鸦片烟。在烟雾缭绕之中,他的一切雄心壮志便都化为乌有了。小说中的聂介臣,正是一位瘾君子,他的日常功课正是和传庆的后母一起,在烟榻上吞云吐雾,闹得整座“公馆”终日烟雾弥漫,死气沉沉。传庆深以为耻,根本不愿(不敢)让同学进门。然而,他一回家,便要先到烟榻问安,聆听训诲,而且还要动手为他(她)们烧烟泡。大烟鬼父亲之与传庆,正像当年的大烟鬼父亲与张爱玲一样,都是他们生命中的不堪承受之重。

更让传庆承受不了的是父亲“害”死了自己的母亲冯碧落,自己本应是母亲和言子夜教授的儿子。应该说,这纯粹是传庆对父亲的诬陷。他母亲冯碧落当年和言子夜的那段恋情,开始于她嫁给聂介臣之前,聂介臣根本就不知道。而且,拒绝言子夜的求婚的,是冯家的长辈,与聂介臣何涉?然而,恨乌及屋,传庆硬是把他母亲之死,把他母亲的爱情悲剧,都归罪到了他父亲的头上。在他看来,他的父亲不仅制造了他母亲的悲剧(她像一只“绣在屏风上”、“死在屏风上”的鸟),现在又在制造自己的悲剧了。他比母亲还不幸,母亲“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虽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屏风上又添上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传庆恨死了他父亲,他父亲也深感到这一点,因此,非打即骂,从不给他好脸,甚至进行人格侮辱,骂他“猪”、“狗”、“畜牲”甚至将他对不爱他的妻子的恨,统统迁怒到传庆身上——要不然,他对儿子不会这样“刻毒”。小说中的冯碧落,当然不是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但是,在追求恋爱自由、死于包办婚姻的冯碧落身上,人们还是看到了黄逸梵的鲜明的身影。

父子的恨还有一个催化剂,那便是传庆的后母。这位“亲上加亲”嫁过来的后母,知道他母亲的恋爱往事。这位心术不正的后母,甚至当着他的面议论他母亲,诬蔑他母亲,让他无地自容却又必须忍气吞声。至于火上浇油,让丈夫惩戒传庆,那更是这位后母的拿手好戏了。传庆的这位后母,酷似张爱玲的那位后母。传庆的“恨父情结”,正像当年张爱玲对她父亲的怨恨一样,包含了对后母的怨恨。

一天到晚生活在大烟呛人的混浊空气中,一天到晚生活在父亲、后母的淫威下,慢慢地,传庆精神有些变态了。他竟然奇思妙想地把言子夜教授、言丹朱的父亲、自己崇拜的偶像,当成自己的父亲:“差一点,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言丹朱的哥哥,也许他就是言丹朱。”因此,下意识里,他竟然恨起言丹朱来,似乎她抢了自己的位置,“有了他,就没有她。”有了她言丹朱,也就没有他“言传庆”了。

精神趋向变态的传庆,经不住强大的心理压力,他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好好学习。特别在言子夜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课上,他更是胡思乱想,一句也听不进去。就连七言诗的起源这样十分简单的小问题,他也结结巴巴一个字也答不上来,惹得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却又委屈得嚎啕大哭。言教授最恨男孩子哭鼻子抹泪,一声断喝,便把他赶出了教室。传庆并非不喜欢言丹朱,言丹朱也屡屡向他示好。然而由于他心理变态,精神变态,他回答丹朱的就不可能是正常的爱,而是爱的变态——恨。小说结尾,他恩将仇报,几乎把存心慰藉他的丹朱踢死,这就由一般的心理变态发展为性心理变态了。

传庆的意识流、心理独白之类的奇思妙想贯串全篇,下面是他在课堂上的一段(开始,言教授正在点名):

传庆想着,在他的血管中,或许会流着这个人的血。啊,如果……如果该是什么样的果子呢?该是淡青色的晶莹多汁的果子,像荔枝而没有核,甜里带着点辛酸。

如果……如果他母亲当初略微任性,自私一点,和言子夜诀别的最后一分钟,在情感的支配下……向他说:“从前我的一切,都是爹妈做的主。现在你,……你替我做主吧。你说怎样就怎样。”……

在母亲的初恋情人言子夜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庄严的课堂上,传庆不好好听课,却想到当初母亲和言教授越了轨,母亲主动献身了。这个念头,不能不说十分大胆,十分混帐。然而,在作品中却显得十分自然,十分真实。一个“如果”之后,他还想到了另一个“如果”:“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他比起现在的丹朱,一定较为深沉,有思想……”传庆的课堂“走神”走得实在太远了。心理描写、心理独白、意识流动之类,古已有之,但乔伊思、卡夫卡等现代派巨匠则将之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挖掘人心(即“内宇宙”)方面确实卓有贡献。至于它的局限性,自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就张爱玲的绝大多数作品而言,她并不惯常耍弄这种现代派手法。然而,偶一用之,则恰到好处。这里传庆的两个“如果”便相当精彩,不是枯燥的“剖析”,而是自然和谐的流动,极其耐人寻味。

小说中的言子夜教授,是次要人物,着墨不多,但性格也相当鲜明。特别他堂上申斥传庆并将他赶出教室一幕,不愧为精彩一笔。熟悉港大历史的人不难看出,这里的言子夜,显然是许地山教授的化身。其刚正性格也极其吻合。许氏自1935年离京(时称“北平”)南下,任教港大,系港大文学院中文科主任。锐意改革,贡献多多,言传身教,备受赞许。张爱玲入学的1939年,他正在任上。张爱玲肯定听过他的课,也受过他的重要影响:立志小说创作的张爱玲,对这位小说大家、“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个发起人之一,是充满钦敬的;他对她走上小说创作之途的潜移默化也是不可估量的。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女孩子常迷恋自己的父亲,要推翻母亲取而代之”[1],此之谓“恋父情结”。聂传庆的“恨父情结”与此不沾边,这是张爱玲自传的变体,是她的发挥创造。但她明显受到了“恋父情结”的影响,请看她的《心经》。

《心经》的女主角许小寒刚过二十岁的生日,但她和父亲许峰仪不正当的父女关系(情爱关系)已经维系了七、八年:“啊,七、八年前……那是最可留恋的时候,父女之爱的黄金时期没有猜忌,没有试探,没有嫌疑……”七、八年前,小寒才只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照说还不谙人事。但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张爱玲便让她提前“上岗”了。经过七、八年的父女之爱,也许是小寒已到了婚嫁年龄,也许是许峰仪感到了再这样下去的严重性,也许是他玩腻了,在见到了长相酷似小寒而年龄也同样是二十岁的小寒同学段绫卿后,他一下子便移情别恋了。但小寒还蒙在鼓里,她对父亲的天长地久的爱并未有丝毫松驰。她对他说:“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而有钱有势年仅四十的银行家的父亲却坚决要“脱钩”了:

“我但凡有点人心,我怎么能快乐呢?我眼看着你白耽搁了你自己。你牺牲了自己,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当然哪,你给了我精神上的安慰!”他嘿嘿地笑了几声。

小寒锐声道:“你别这么笑!我听了,浑身的肉都紧了一紧!”

小寒面对父亲的“变心”毫无思想准备,她有些激动甚至气愤了。父亲赶紧劝慰,他嗫嚅说道:

“小寒,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我们得想个办法。我打算把你送到你三舅母那儿去住些时……”

小寒自然不能接受,反唇相讥道:

“你要爱她(按:指其母亲),我在这儿你也一样地爱她。你要是不爱她,把我充军西伯利亚去你也还是不爱她……她老了,你还年轻,——这也能够怪在我身上?”……

“我不怪你。我谁也不怪,只怪我自己太糊涂了。”

小寒说:“听你这一说,仿佛你只怨自己上了我的当似的!仿佛我有意和我母亲过不去,离间了你们的爱!”但这一切辩解都已无用,一切都已过去。在七、八年的父女之恋之后,父亲终于要另找新欢,要“遗弃”自己的女儿了。应该说,这也是他唯一正当的选择。张爱玲歌颂父女之恋吗?很难说。张受玲反对父女之恋吗?也很难说。你可以说她在图解弗洛伊德的“恋父情结”,你也可以说他描绘了一个罕见的但却是不可能发生的真实故事。小说对小寒有讽刺,但主要是同情;对她的父亲许峰仪却显然是贬大于褒的。按照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奸淫自己的晚辈、长辈、同辈都是“乱伦”,都是禽兽行为。尽管许峰仪有头有脸,仪表非凡,但他难逃这一传统道德的谴责,小说也并不想为之辨护。但他的当机立断,及早脱身,又不失明智之举,值得赞扬。至于他的另找新欢,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小寒的母亲是一位感情的受害者,她的两位亲人(丈夫和女儿)联合谋害了她。但她采取了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佯装不知的态度,她封住了这个家庭的“火山口”。作家对这个“弱女子”着墨不多,但其性格却跃然纸上,很见功力。特别小说结尾,小寒控制不住感情的冲动,气冲冲地到段绫卿家中“闹事”,“正待敲门,段家的门口来了一辆黄包车。一个妇人跨出车来,……小寒一看,看清楚了是她母亲,正等闪过一边去,却来不及了。”这一笔,颇有点武侠小说“说时迟,那时快”的味道。在一篇图解“恋父情结”的小说中,加上这一笔“传统技法”,就显得土洋结合、中西合璧了。

在张爱玲上世纪40年代全盛期的小说中,《心经》的思想含量与艺术技巧只能说是属于“稍差”的几篇之一。之所以“稍差”,关键就在于它是一种“图解”,艺术生命力比较脆弱。但从中都可以看到作家艺术触角的敏感:这种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尖端题材”,张爱玲也已经形诸笔端了。

注释:

[1][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5页。

(袁良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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