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与新思想内在冲突的夹缝中人

冯宪华　彭相文

摘 要：曾树生这个八年抗战时期的职业女性处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妻子、儿媳、母亲、自我的四种角色中，她追寻的婚姻是“夫死子散”的一个结局。由于传统文化的习染，家庭责任与自我价值的矛盾，给她造成了困惑与迷惘，使她不自觉地成为那个时代传统观念与新思想内在冲突的夹缝中人。

关键词：《寒夜》 曾树生 新女性 女性家庭角色 社会角色

巴金是我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寒夜》是其创作风格成熟的代表作，曾树生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寒夜》对曾树生生存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给读者展示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复杂，新思潮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冲击以及女性社会角色在现代转型期给女性带来的机会与困惑。

一、曾树生家庭伦理中的家庭角色

（一）曾树生在家庭中的妻子角色

作为受过大学教育的曾树生夫妇，在自由恋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庭是完全可以称作现代意义上的恋爱婚姻形态的，但是最后结果却是离散，甚至家破人亡。究其原因，除了动荡的社会、黑暗的国统区统治、汪母的责难等客观因素外，还是应该从婚姻本身、婚姻双方找寻答案。

1．曾树生在家庭中妻子角色的体现

“五四”运动给妇女引明了方向，却没能调和工作与家庭伦理里合理成分的矛盾，而当中的女性群体，又不能自觉地解决这一矛盾。整体上看《寒夜》，是“痴情汉与负心女”的故事，但从本质上讲曾树生从没有背叛过汪文宣。曾树生作为妻子，她努力争取物质利益，目的决不是分离，而是想改变经济状况。她有一定的责任心，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关心生病的丈夫；她们婚姻的解体有客观原因——婚姻传统的影响，也有主观因素——沟通“阻塞”。

2．对传统婚姻观念的背离，导致婚姻失衡

传统婚姻观念中，人们在择偶过程中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标准，如年龄、身体、学历、职业等方面男性均高于女性。对这种传统婚姻观念的背离造成的心理压力，是曾树生、汪文宣婚姻危机的最直接原因。汪文宣体弱多病，对生活没有信心，适应社会能力差；曾树生年青、充满活力、爱打扮、精力充沛，适应社会能力强。就社会生存状态而言，俩人存在巨大差异。同样的高学历，同样的教育专业，有共同的理想——“献身教育事业”。可职业却大相径庭：汪成了小公务员，曾却凭美貌成了银行“花瓶”。同样毕业参加工作，曾树生较汪文宣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居住的房子就是通过她的“门路”找的。身体是婚姻幸福的基础，心理也应随婚姻的进程“成长”，汪文宣显然滞后于曾树生。汪文宣感觉自己配不上她，“看着自己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颠一簸的走路姿态，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了”，看着曾树生和陈经理的背影他又想“她站在那个人旁边，倒使看见的人起一种和谐的感觉”。生活的贫困，使曾树生不得不投入陈经理的怀抱；经济的困难，又逼迫汪文宣眼睁睁看着妻子与别人欢笑，身体的虚弱，使这个绝望的男子不得不用着妻子的安家费、工资。经济、肉体、精神的三重困境折磨着这个懦弱的中年知识分子。汪文宣曾树生婚姻中的不平衡性，是以传统婚姻观为标准的，他们自身评判的结果，超过了双方所能接受的程度，势必会带来婚姻的解体。

3．汪曾婚姻中潜藏着沉默带来的危机

夫妻间的隔阂，不是争吵出来的，而是回避出来的。适度的争吵是一种沟通方式，回避式的沉默才是婚姻中的利剑，因为沉默不仅仅是指没有语言的交流，而更多的是代表拒绝交流，传达出沉默方的不满。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婚姻，就潜藏着由沉默带来的危机。他们有共同的学历背景，有共同的教育理想，但由于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单调与重复，两人在生活中丢失了“生”字而只剩下“活”。家庭中没有一点生气，只有婆媳间的争吵。两人的交流很大部分是围绕由婆媳争吵引发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纸与笔的倾诉，更多时候是各自己内心的独白。这里面尽管有客观因素——曾树生的早出晚归，但更多的是主观因素——交流愿望的缺失。汪文宣能够在黑暗中睁着双眼等待妻子的归来，却在妻子进门时发出轻鼾，他甚至连问妻子晚归原因的勇气都没有。曾树生发出“回到家里，我总觉的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的慨叹，也曾在给汪文宣的一封长信中写到：“常常我发脾气，你对我让步，不用恶声回答，您只用哀求的眼光看我。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见她也害怕与汪文宣的这种沉默与平静。汪曾两人的分手，与丈夫对妻子的这种冷漠存在一定关系，体贴就要付于行动，关心也要借助言语的表达。总之，两人缺乏沟通，那怕是争吵式的。

（二）曾树生在家庭中的儿媳角色

在《寒夜》中，婆媳关系不同以往的恶婆或恶媳模式。巴金自己曾说过这部小说中“没有坏人、好人”之分，她们没有虐待、奴役对方，有的只是由于文化差异，道德观念不同造成的语言冲突与伤害，表现了更为复杂的人性与道德内涵。

1．单亲寡居的家庭状况造成汪母家庭角色的异化

在汪文宣这个小家庭中，早年丧父造成父性的缺失，汪母常年身兼两职，担当起抚育、培育、教育儿子的责任，在现代家庭中拥有了同传统伦理中父权一样的权力。她像父亲一样干涉着儿子的生活，劝说儿子抛弃曾树生，并说“再娶”，她训斥儿媳是“打扮的妖形怪状的花瓶”。曾树生的到来不仅分割了儿子的爱，而且打破了汪家原有的旧秩序，动摇了她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汪母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是个慈母，但对于儿媳俨然是一位“严厉的公公”。

2．由嫉妒造成的心理不平衡

汪母认为曾树生夺走了儿子的爱，由于曾树生经济上占有优势，又威胁到她在家中的权威地位，由此产生了嫉妒心理，表现为对曾树生的带有挑衅性的言语攻击。曾树生则认为汪母牵制了丈夫的爱，霸占小宣的爱，取代了本属于她的家庭女性地位，加之认为自己养活了全家的居功心理，所以曾树生不可能在言语上做出过多的让步。由于双方的文化修养，不可能发生过激的肢体行动，她们只好通过语言的中伤，给对方造成伤害，借以发泄自己的不满，从对方的沉默或尴尬中寻求自我心理的平衡，从这里不难看出人性的复杂。

3．从文化差异看婆媳双方不同的生活立场

汪母与曾树生的矛盾，就是角色理论中文化差异基础上的内心期待值同期待实现值矛盾的外现。婆媳属于两代人，经历、教育不一样，生活留在各自身上的烙印都带有各自时代特征。从“文化标准”看，汪母接受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她对媳妇的“角色期望”是在家里顺从丈夫、孝敬婆母、抚育儿子，可见曾树生所热衷的花瓶工作、整天进出交际场所、对家事不过问、对丈夫儿子冷漠，肯定不符合她好儿媳的评判标准。但是她对儿子、孙子的照料，对家务的勤俭操劳，连往常与之争吵的媳妇也深表同情，这又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女性美德的体现。她的慈爱有一定的自私性，她可以想尽办法为儿子增加营养，为孙子挑灯补衣，却不曾给劳累在外的树生一句体贴的话。曾树生与汪母有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标准。曾树生经济上的独立，肯定渴望精神上的丰富，她希望摆脱没有生气的丈夫，自私又愚昧的婆婆，过上自己认为快乐、幸福的生活。婆媳两代人身上社会文化的冲突，是两种不同道德标准的冲突。汪母为儿孙失去自我的操劳没有给自己带来快乐，同样曾树生追求的“自我自由”也没有给自己带来预期的幸福，她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正是这些争吵带走了温情，逼死了她们共同爱着的汪文宣。一个人的行为，一种道德评判只能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中得到认同。

（三）曾树生的母亲角色

就物质而言，曾树生是一个合格的妈妈；相对精神来讲，她是一个失职的母亲。母性的天性都爱孩子，只不过方式不同，她们以自己认为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孩子。曾树生从兰州归来，回家探望家人与方太太的偶遇，她看到“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走来走去，唱着催眠曲”，想到“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可见，在孩子幼年时她也是付出全心的爱，只是孩子长大后她改变了爱的表达方式。她毫不吝啬地给小宣寄钱、交费用，就表现出曾树生认为给孩子良好的教育，足够的物资供给，就能给孩子带来快乐，孩子也因此依赖自己。她没意识到爱是一种内心体会，孩子成长不仅需要物质条件，更应该有心理的关爱。生活中的汪文宣懦弱、胆小，不仅没担当起家庭的责任，甚至连大学时的朝气也没了，令曾树生很失望。“小宣”从名字来讲就来源于父亲“文宣”，他没有自己的性格，没有同龄人应有的活泼，只有严肃表情和“苍白的脸”，沉默寡言，他外形与性格上都是父亲的翻版。儿子身上的一切让曾树生同样感到无望，儿子对祖母的依赖与亲密，对自己的冷漠与疏远，让她感到在这个家中是孤立的，与婆婆关系的恶化，更是加深了她是家中“多余人”的感受，从而认定儿子离开自己可以一样过好，而自己发展好了，将来可以给儿子更大的帮助。

二、曾树生家庭伦理中的社会角色

曾树生作为文中的女主人公，不能用单纯的“善、恶”来区分，更多表现出了作者对道德标准的困惑。文中人物态度、行为的失常，家庭角色的“非常态”，都是相对传统婚姻中对家庭角色的评判而言的；从心理层面来讲，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就像巴金先生自己说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

1．不同层面需求在曾树生身上的表现

《寒夜》中曾树生的变化体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递进的层次之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的理论。战前她年轻有固定工作，生理、安全得到满足，有汪文宣的爱和可爱的儿子，他们追求共同的自我实现——“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当战争爆发，他们辗转回到四川，为了生活的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曾树生在步入中年后，感到生命的流逝——“青春的最后时刻”，她急切地要抓住物质享受，达到生理的最高满足。她自救式的离家是她对自我实现的要求，但她花瓶的身份，与陈经理的依附关系，决定了她不可能有事业的成就，实现自身价值。她的归来，可见陈经理没能给她爱情，只是金钱的满足和地位的提高；对家人的找寻，是她在生理、安全得到暂时满足后对归属和爱的追求，她希望回归家中，渴望得到爱。

2．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造成曾树生家庭与自我的矛盾

传统道德与新思想的交织与冲突，加强了曾树生家庭与自我的矛盾。曾树生的苦恼，就在于她所接受的新教育观点与传统刻板印象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她的新知识——自我价值与旧知识——家庭女性角色责任的磨合期所导致。

《寒夜》没有充当道德的评判者，从正面去评说孰对孰错，对曾树生也没有道德方面的谴责，而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了反思。由于新思想的熏陶，曾树生的自我意识已觉醒，渴望个性得到解放，中国是个有强大儒家文化底蕴的国家，传统的道德意识像无形的大手掌控着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旧的伦理道德在曾树生的无意识层面还占有统治地位，她内心的冲突是传统道德与现代文化在生活中的冲突。曾树生作为当时的新女性，她追求爱情幸福、要求自我实现，由于传统文化的习染，家庭责任与自我价值的矛盾，给她造成了困惑与迷惘，使她不自觉地成为那个时代传统观念与新思想内在冲突的夹缝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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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宪华 邹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273500；彭相文 邹城 山东工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27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