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最蓝的眼睛》中萨特式存在主义

万　梅

摘 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不仅从性别、种族、文化冲突等角度探讨了黑白两种文化的矛盾，而且在哲学视角上体现了萨特式存在主义中“自欺”理论和“他者”理论。作品阐释了个体不同的选择行为会造成不同的命运结局，流露出莫里森对人类（尤其是黑人）生存环境和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存在主义 自欺 他者

作为美国黑人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托尼·莫里森一直否认自己的作品属于女性文学的范畴。她的作品除了从性别、种族、文化冲突等角度反映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现状，剖析了整个美国黑人社会的生存境遇，更从哲学角度证明了个体不同的命运走向取决于个体做出的不同选择。尤其是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处处弥漫着后现代主义的气息，闪耀着对人类生存境遇思考的光芒，体现了存在主义小说的叙事意图“不再是以激活生命形象为目标，而是为了强化那种孤独、茫然、荒诞的生存之境”。[1]P58存在主义实际上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危机哲学，它是在人类生存状态受到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首先对个人存在和命运表示关注的哲学。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用他的文字诠释了20世纪初出生的整整一代人，甚至诠释了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恶劣生存环境、反叛和游疑不定的精神面貌。”[2]P121

描写困境、孤独、绝望、疯狂，对黑人社区恶劣的生存环境进行思考，探讨人如何追求自身的超越性是莫里森小说的一大主题，这也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关键命题。莫里森的作品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她的作品将艺术与政治相结合，这与萨特的文学介入说不谋而合。她说她写《最蓝的眼睛》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害的世上如何完整地生存”[3]P40。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哲学意义正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相吻合。

一、“掩盖事实”式的自欺理论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探讨虚无的问题。人的存在是能采取针对自我的否定态度的存在，而要使这种自我否定态度的存在变得可能只有通过“自欺”。而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以“掩盖事实”达到自欺的目的。“自欺首先是被欺骗的和欺骗的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作为欺骗者，我应该知道在我被欺骗时我掩盖着的真情。”[4]P85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切丘和葆琳都曾采取自欺态度否定现实存在，他们的存在都是自欺的存在。

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中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信实的大能者”，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佩科拉为了得到一双蓝眼睛（白人社会以蓝眼睛作为评价美丑的标准）向上帝苦苦地祈祷整整一年，却没有梦想成真。于是，她向据说是神力超凡的牧师切丘寻求帮助。而身为凡人的切丘又如何能满足小女孩的要求呢？在他哄骗佩科拉毒死一只令他讨厌的狗之后，他将佩科拉打发走。之后，他给上帝写了一封信，认定佩科拉是上帝未尽慈悲的受害者。信中切丘质疑上帝的“能力”，认为上帝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然而他忘记了在非洲的文化传统中，上帝有第四张面孔，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切丘以白人心目中上帝形象为价值取向，不仅拒绝了自己的非洲传统，同时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他以为自己是上帝，他憎恨人类，以为自己能够解救人类，而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慷慨，而是想强化自己控制无辜弱者的力量。切丘代表了莫里森心中白人宗教最糟糕的一面：作为一个黑人，他深知自己的文化背景，却又耻于接受，其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命运前途。

对于非洲人来说，现在的世界是痛苦的世界，生命的悲剧性存在无法摆脱，必须面对和承认，但是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逃避只能是无路可走。然而佩科拉的母亲葆琳受白人文化毒害太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葆琳尽管过着黑人正常的生活，但是她渴望白人社会的生活模式，她宁愿忘记自己的身份沉迷于电影里“体面的生活”，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电影明星；她将自己的情感于教堂中排遣，因为教堂被西方文化认为是清心寡欲的圣地；她把一切爱与关怀倾注于白人雇主的女儿身上。她认为贫穷和痛苦是无法改变和拯救的，这种直线历史观的思想与白人奴隶主们所说教的内容相吻合。葆琳不相信丈夫的无能与错误能够有机会弥补，她无视上帝也是一个救赎者这个事实，她这种非此即彼的信仰观使她远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对于葆琳和佩科拉来讲，她们想通过改变对现实的感觉来应付眼下的环境，改变命运。然而在追随、内化白人文化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最后只能接受内化自我传统的劣根性命运。她们在欺骗自己的过程中，也辜负了整个黑人社区。类似切丘、葆琳、佩科拉等人对白人文化价值观的盲从造成了整个民族的自豪感、文化属性的流失，这种悲剧性的后果只会造成黑人社会只有痛苦的过去，没有未来。

二、他者“注视”和“性虐狂”理论

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萨特指出，人类关系以感受他人的眼光为中心而不断运转。被他人“注视”证实了一个人的存在，但同时自己的自由也被他人威胁。他人的“注视”对于我有着一种根本的剥夺性和否定性。他人的“注视”使“我不再是环境的主人”，我和我的世界一起被他人的“注视”剥夺了。萨特曾巧妙地把他人的“注视”比做麦杜莎的眼睛：麦杜莎被看作怪物，它有一双怪眼，任何被他投视的人都会变成石头，使生命死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面的图示说明：

他人（主体）注视 我（客体）

我（主体）注视 他人（客体）

佩科拉的父亲乔立在十三岁和一个女孩体验第一次性交时也曾经受到过“他者”否认的眼光。在白人的注视嘲笑中他被迫继续与那女孩性交。“面对他人的注视，我处于永恒的危险中。或者说，我在走向我存在的死亡。我面临着被化为一块顽石的死亡威胁，因此我必须反抗。这是我存在下去的唯一可能，我必须以眼还眼。”[5]P53然而乔立没有以眼还眼，这就注定了他在不断成为他人注视下的客体时，慢慢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

他人的注视不仅是我发现他人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发现我存在的必要条件。他者的注视将我变为客体的同时，而反之这种注视也证实了我的存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和亚克波斯基的相遇揭示了萨特的他者“注视”理论。佩科拉一家的生活已步入了绝境，这是因为她们无法得到他人注视的眼光，无法证明自身的存在。当佩科拉走进杂货店购买她最喜欢的玛丽·简糖果时，亚克波斯基先生并没有去看她。当佩科拉望着他时，在他眼中本应是好奇心逗留的地方，她看到了一种真空，一种缺少人类认可、一种纯粹的隔离。“然而这种真空对于她来讲并不稀奇。她在所有白人的眼中都看到了这种潜藏着的真空。”[6]P42无法得到“他者”的注视，也就证明了“我”的不存在。

萨特在谈到与他人的具体关系时，还指出性虐待也是对待他人的一种具体态度，性虐待狂和性受虐狂都是情欲的畸形表现。乔立在白人注视下，被迫进行性交的经历使他感到耻辱、恐惧，因此他内化了他的压抑，逐步产生了对他自身以及黑人女性厌恶的感觉，这种厌恶的直接受害者自然是佩科拉。乔立在厨房中看到佩科拉用脚蹭脚踝的背影时，憎恨和温柔驱使他要去温柔地和她做爱。这种乱伦，看起来令人厌恶，实际上却传递了社会心理行为及个体暴力在身体上的体现。在小说中，莫里森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人们本性很善良，但当他们被贫穷的环境和卑劣的社会地位拴住，他们之间也会互相伤害。莫里森曾经说过暴力也是一种扭曲的爱。“在西方社会中，爱意味着占有、扭曲和堕落，这是一场没有血的较量。”[3]P162有评论说她的父亲是爱她的，然而“邪恶的人会爱得很邪恶，无能的人爱得很无能，但是对于像乔立这样自由的人来说这种爱是危险的。”[6]P159

三、结语

萨特曾言：尽管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但活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等死，而是通过自由选择来寻求生存之路。莫里森能够选择文学创作，而萨特能够选择将创作与参与政治有效地结合起来，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他们对生命、对生存的一种深入思考。《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等因为生存境遇造成的自我困惑与迷失是黑人生存选择的一个失败案例，他们“自欺”地以为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之一，根本无从选择；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邻居克劳迪尔一家却能真心关怀，父慈母贤，教诲子女生存的真谛；三个妓女，尽管身份卑微，她们却乐得其所，无忧无虑地过着超我的生活。

尼采疯狂的论调“上帝死了”曾惊醒了无数人。存在主义的真正问题不在于上帝存不存在，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人类是注定要‘被抛弃到一种具体环境中的。萨特认为，归根结底，自由与不自由，不取决于客观，而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自己是否有责任感。”[7]P147

注释：

[1]程洁：《存在主义小说叙事结构与叙事技巧管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58—62页。

[2][法]索菲·里夏尔丹：《千面人萨特》，韩沪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3]Taylor Guthrie, Danille, e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年版。

[4][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5]万俊人：《于无深处——重读萨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Morrison, Toni. The Bluest Ey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0。

[7]高宣扬：《萨特的密码》，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万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 21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