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六家要旨》和《艺文志序》看汉代政治对思想的影响

摘 要：先秦至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的变化过程，至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一直成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本文着眼于《论六家要旨》和《艺文志序》中表现出的汉代上层政治思想，考察其对社会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论六家要旨》 《艺文志序》 政治 思想

汉代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思想的倾向从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到汉初期的“兼尊儒道”转向了“独尊儒术”。这种思想转变我们可以明显的从《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序》中对儒道不同的态度中看出。这种转变有其自身发展的原因，但是，政治因素的影响也非常非常显著。

《论六家要旨》由司马谈所写，司马谈生年不祥，根据其他文献的记载可以推算，司马谈的学问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所谓学天官，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其二是“受《易》于杨河”。杨河是汉初有名传《易》者之一。《易》是讲阴阳吉凶的，这和天文星象都有关系。其三是“习道论干黄子”。黄子便是黄生，他擅长黄老之术，曾和辕固在景帝面前辩论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件事的性质。黄生的议论正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司马谈学习这些，为他以后作太史令打下基础。司马谈所受的教育是一种道家色彩的自然主义教育，他曾在黄子那边学过“道论”，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司马谈终于作了太史令。《汉书·艺文志序》中“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恰当表述了司马谈思想中的道家元素。

经历了秦代的焚书坑儒，道教开始流行，西汉开始盛行黄老，文帝和景帝之际尤其是运用黄老精义的时代。《汉书·武帝纪》中写道：“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是“务在养民”，即让百姓休养生息，复兴农业，不要过多的打搅农民，这正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然而，到了汉武帝时代，一切都改变了。汉武帝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对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和“无事无欲”的淡泊生活很不习惯，想要进行变革，于是他“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变“无为”为“多为”，变“无欲”为“多欲”，开始将儒家思想作为汉王朝的指导思想。司马谈看到汉武帝慢慢失掉了文景时代对于黄老精神的运用，出于对道教的维护，写下了这篇《论六家要旨》。他在文中对其它五家褒贬各半，而对道家是全面肯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认为道家集各家所长，“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对道家思想甚为推崇，可见当时，道家的影响力还比较深。

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董仲舒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他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政治上，而且要从文化上、思想上统一。从汉武帝、董仲舒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儒家思想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套系统，儒学战胜道学，统治了思想界，道家的影响逐渐消逝。由于董仲舒的“大一统”论切中时弊，适应时代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汉武帝个人的意愿，所以“独尊儒术”就成为西汉中后期的国家指导思想。建武五年冬，光武帝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可见儒学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班固生于建武八年，当时整个思想界已是儒学的天下，所以在《汉书·艺文志序》中以各家合于儒。文中罗列各家，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但是各家缺点并呈，只有对儒家的推崇明显：“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全文又以孔子的话作结，对儒学的推崇可见一斑。

从《论六家要旨》到《艺文志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道教的式微与儒学的兴盛，从中更能感受到政治因素对思想发展的影响。

（沈慧红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