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性语言哲学：反思与批判

林建强

提 要：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分析哲学，历经理想语言建构和日常语言分析两个阶段，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潮。其研究方法延伸到现代的许多学科。文章针对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真值概念和日常语言分析的普适性结论，反思和批判分析性语言哲学。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1）语言研究不应该仅仅死盯外在物理世界；（2）语言具有人类中心性，因此应该关注语言中以人为中心的主观意义；（3）各种具体语境的集合是人的生活世界，因此生活世界理论值得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工作者关注和借鉴。

关键词：分析哲学；分析性语言哲学；真值；真实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3-0031-4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trospection and Critique

Lin Jian-qi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0437, China)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dated from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underwent two stages, namely the ideal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the 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 has become an influential trend of thought, the study methods of which have been applied to many modern disciplines. The paper, in light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the concept of truth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wide adaptability of 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 introspects and critisizes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on this basis,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1) Language study should not merely aims at the outer physical world; (2) Language is human-centered, and the subjective meaning centered on human beings should be noticed; (3) The gathering of various concrete contexts makes up the human beings' life world, and the theory of life world deserves the attention of the researchers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Key words：analytical philosophy;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uth; reality

1 引言

分析哲学是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主要哲学流派。语言始终是它关注和分析的核心对象。相关学者的共同追求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出具有客观性的外在世界，最终实现西方哲学其他途径实现不了的目的——超越时间、空间和人的主观性，发现真理。然而，这一流派的发展表明，人和语言都具有相对性，语言是人的永恒“伴侣”，因此语言研究（语言哲学）只能同人及人的世界（李洪儒 2008：17）发生关联。基于此，本文以“真实”和“语用”为切入点，尝试着反思分析哲学，旨在为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做一些探索性工作。

2 分析性语言哲学

2.1 两个来源及其挑战

现代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具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逻辑来源。它所研究的问题，柏拉图最先提出（柏拉图 1997，2008）；后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甚至现代的弗雷格、早期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都探讨过（弗雷格2001， 维特根斯坦 1992，Carnap 1988）。他们主要寻求对 “真”、“意义”、“名称”等概念的单义界定。另外一个来源是康德作出巨大贡献的认识论。分析哲学只不过力图对康德哲学按新的方式来表述而已。蒯因提出“经验主义的两个基本原理”（洪谦 1982）。一是本质论（essentia-lism）。根据本质论，应该区分人们言说的对象与言说的内容。就言说对象而言，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得以可能的前提是弄清楚其中名项（term）指称对象的实质。至于言说的内容，则应该集中考察人的认知、思维和评价，及人的存在方式。二是必须翻译的分析句（analytical sentence）。这类句子只有借助描写未知指称对象（unknown renferent）的“中立观察语言”来证实它为真，方可找到。众所周知，分析句鉴于其自身的本质，不能借助真值理论直接证实（Quine 1980）。

问题是，评价我们在经验或意义作用下实施行动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对整个认知理论本身而不仅仅是对其某一流派的挑战，是对表征理论（representative theory）价值的彻底颠覆，对符合论的完全拒绝，因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们抛弃原本具有崇高地位的客观现实，更加关注语言的主观性——以说话人为核心的人因素。此处，两种理论虽然符合我们的正常理解实际：人们用语言去表征某种现实；判断这种表达正误的标准是语言表征的内容同相应现实是否一致，前者与后者是否符合。显然，此处存在一种预设：断定客观事态（state affairs）的语句在语言中享有某种特殊地位，拥有某些特殊的认识论价值。众所周知，疏离人的绝对客观、纯粹自在的事态同语言无关，当然不会进入语言之中。因此，在分析哲学甚至语言学中大行其道的表征理论和符合论，就洞见语言的本质和实现语言哲学的学科目的而言，作用极为有限。

2.2 语言相对论的凸显与实在论的式微

罗蒂指出，蒯因的上述理论具有滑向唯心主义的苗头，他研究的客体是一种“物理神话”。然而，实际上，语言相对论（theory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产生的后果更加激进，因为在它的作用下就不可能提出普遍性的意义问题。现在，客体及其确定在认识论中已经不像从前那么重要了。但是，假设确定客体的心智框架存在，就可以用别的名义确定并保留形而上学存在的可能性。概念框架的相对性意味着我们有关存在、认知或语言等实体的观点具有相对性。即便是客体依靠词和意义产生这一荒唐假设，即便是呼吁放弃存在，也不会对形而上学构成任何威胁。胡塞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勇敢地给现实加上括号，把它悬置起来，以避免它碍手碍脚。然而，蒯因的论题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他们将自己的研究焦点从语言同现实之间的符合关系移向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而断定，除非以现在作为参数，不可能找到描写过去和将来的方式。因此，这些学者认为自己的讨论是词与物对应/符合的唯一保障。

一些人认为，只有实在论者才能避免科学术语没有指称对象的结论。把真值视为给词与物对应关系提供保障的基础，意味着真概念与语言相关，并且具有相对性这一观点具有合法性。可是，严格地说，探讨保真问题的哲学家与关注报道真实性的哲学家一样，他们都希望超越事实、现象、有限，努力实现对本质、规律和无限的把握。如果失去真和善两个概念，我们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呢？综观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迄今，关于真的大部分论述，事实上不是研究真本身，而是都在研究成真的根据。显然，真概念与根据概念不同。我们之所以需要真概念，是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解释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可靠性。如果我们预料到自己的理论探索会陷入绝境，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经验性结论，那么对惯例这一事实的解释就明显不够充分。于是，不得不允许外在现实存在。不过，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原则上新的理论何以可能？谈论新理论是否遮蔽事实，真正创立新理论的任何人都应该在疯人院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意味着对规范和约定性的违背，都意味着异常的产生。如果我们发现的既不是原子也不是分子，而是操控学者们的某种看不见的无形实体的信号，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使自己失去同世界的联系。我们总是评价从前那些始于神话和自然哲学的理论，将它们视为对世界的虚假、错误描述，并且将其纳入理性的胜利史。可是，有关世界的断定，很少不偏离世界，不造成我们观念的混乱。假设“‘对世界本身的不良描述这一概念是胡说八道”（Rorty 1979: 212），就会导致否定指称理论。大家知道，根据指称理论，如果世界同语言真实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同世界保持联系。对世界的研究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之一。

戴维森提出经验主义的第三条原理：概念模式与内容、结构与应该结构化的东西具有二重性。根据戴维森的理解，“语言如何运作”同“认知如何进行”没有联系。他认为，通过区分和对比原子事实同原子句，不可能解决意义问题。语言哲学应该研究的一切问题就是弄清楚正确句同错误句之间的各种关系（Davidson 1974, 1985）。罗蒂认为，戴维森的重要创新是克服对哲学学科的错误认识，哲学具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可以认识这些基础（Rorty 1979: 195）。哲学并不开列“永恒观念”和特权论题的清单，而是参与讨论人类，集中关注发生着的事件（event）或科学发现，关注人们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可见，核心问题是各种变化和不同事件，它们会引起对可以使过去与现在发生关联，对其进行衡量和转化的某种中性模式的拒绝。

如果翻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我们就会在那里找到在我们看来令人奇怪的各种差异和问题化方式。当然，如果我们比较亚里士多德同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定义，那么不仅会修正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而且会对他的错误表示不满。此时，我们会想起指责希腊人的服饰和政治制度、政治甚至宗教信仰。当谈到认知史时，就应该以具有不同特点和性质的事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T. 库恩和P. 费耶阿本德之后，哲学家成了不改变意义，只是力图解释意义的工作者。史学家表明，概念由旧到新的变化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现在，哲学家什么也不做，只是承认他是“理性的”的人。这样的哲学家，时代还需要吗？但是，离开意义常体，意义的解释不可能完成。这样，康德的先验模式得以保存下来。

戴维森攻击表征（renpresentation）和真实（truth）。首先，他指出，将真实界定为现实的形象（符合实际的表征），这适合“雪是白的”一类没有争议的断定，但是根本不适合“我们的世界理论符合物理现实”、“我们的道德哲学符合善的理念”一类表达式。这些断定成真的条件是：世界包含这类事物，并且这类事物的世界秩序同句子中的断定一致。但是，如果有人说这些事物不存在，他应该提出非此即彼的、非语义性的理论。符合同本体论偏爱没有联系，它可能将词同任何事物联系起来，或者说，自然本身对表征方式没有偏爱。戴维森甚至认为，用概念“表征模式”或者“概念框架”来区分“真实”和“意义”是不成功的。他提出非此即彼的“概念模式”（conceptual scheme）这一概念，“对它的表达可能成真，但是不能转化为对其他概念模式的表达”（Davidson 1967： 98-109）。于是，成真或成假的问题从属于对概念框架的选择。概念框架不是事物本身提供给哲学家的，不过哲学家却可以判断哪些断定成真。这样，就只保留下一种可能性——从亚里士多德本身的前提去评价他的断定，也就是说，指出使用其概念机制所发生的错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确定亚里士多德或者牛顿有关自然的断定的真值。

2.3 语言的范围与人的世界

语言就是语言，因此不能超出语言的范围考虑问题，也不能确信我们就“正确地命名了事物”。这曾经一度被人们视为令人高兴、使人充满希望的发现。从前，“语言就是一切”在符号学中影响巨大。然而今天，当一切非符号性的东西开始从生活中消失，当我们本身成为符号循环系统的要素时，这一论题恐怕只能视为自我暴露。而今，应该沿着历史的发展轨迹，逆向探寻研究路径，努力重新寻找话语同非话语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如何检验语言，如何避免错误？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虽然“世界”与语言同一，但依然存在某种“不可表达的”的东西；对其“不可言说”，只能“显示”。真的，“神秘主义”的东西与其说可以用来理解本体论，不如说可以用来理解伦理学。拒绝认识论问题，将语言和世界、思维和意识（所有这一切都是话语本身的要素）割裂开来，终将导致一切都变成语言，一切都消失在语言之中，语言本身也会因此消失。蒯因把物理对象视为神话，而在利科看来，不仅时间而且人的内部体验都成了“言说”的对象。尽管如此，对语言而言，无论如何，依然需要非语言的东西存在。可以假设，某些表达式——名词、断定和“天花板的颜色是白的”一类基本语句都与现实密切联系，不可分离。我们得到语言的界限，依靠非语言能力去尽力发现实在中的情况。这样，可以假设：人存在着一种凭借统一观点理解语言和世界的能力，即便不能理解整体性的语言和世界（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做到），人们可以用最简单的表达式部分说出世界“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就实质而言，这正是M. 石里克的证实定义（verification）所表达的内含。

2.4 日常语言分析

后期维特根斯坦拒绝用“自然主义”来解释基础语句（basic sentence）。在《逻辑哲学论》中，原子语句（atomic sentence）似乎牢牢地钉在现实本身上；其真值不会引起怀疑，或者每一个长眼睛的人都会相信语句意谓直接感知到的事态。在《哲学研究》中，他怀疑这种直接看见和相信的能力。采用“日常”意义，不无危险（Wittgenstein 1984）。我们控制复杂原则，但是语言的部件却是诸如“这是椅子”、“天花板的颜色是白的”等一类简单的、不起眼的语句。貌似事物的自然类别，实际上却是受符号决定的极其人为的结果。

分析哲学问题成为深入分析最简单的、貌似自明的表达式的理由。这些问题非常特殊。哲学家怀疑外在世界、心灵、他我的存在。例如，奥古斯丁为时间的本质所烦恼，弗雷格却痛苦地体验到尝试界定数的本质所遭受的失败。这些问题何指？难道具有报时的钟表和管控数字运算的数学规则还不够吗？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是由于错误使用语言而产生的伪问题。可是，他逐渐意识到哲学就是功能相同的语言游戏（language-games），只是提醒人们别混淆语言游戏与语言的其他使用方式。的确，如果公开怀疑大街上存在外在世界，不难被人们视为精神病人。

将语言理解成生活形式（language forms），改变了语言游戏观。游戏中存在规则。将这些规则视为真或假，没有什么价值。游戏的多样性和意识的不够灵活可能会产生不适应。这是哲学家折腾的结果。确定的游戏规则强迫我们把某种非现实的东西视为现实存在。存在着用于同现实事物没有关系的游戏中的概念。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关注词在各种不同语言游戏中的不同用法。无论哲学家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实在论者，他们都把词理解为实体（substance）的名称。其出发点是，如果词什么都表征，那么它就失去意义。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指出某种有形的东西或者现实事物，就会想到“精神”、“实体”、“绝对（精神）”。

语言中存在许多词，它们不同事物却同状态和行为发生关联。“死”、“疲惫”、“忧郁”，按照德勒兹（Делез）的说法，属于某种无实体、疏离我们而独立存在的事件。“跑”、“希望”、“想”、“说”等用于实现某种意向（intention）。“我知道”或者“我理解”的意思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花了不少功夫，旨在弄清楚这种思想状态，首先力图避免这些语句具有自然主义的意义。他建议不要把“理解”视为心智过程，或许正是这种观点导致误解、迷茫。表达式“我理解”和“我知道”不是有关外部事物或者内部事物的报道。在《论可信度》中，维特根斯坦甚至把对个体信念的描写也纳入这些语句的使用范围。比如，“我知道这是一棵梧桐树”，“我知道这是我的手”。不过，这类语句的特殊地位与它们不容怀疑相联系。“我知道这是真的”似乎是一个警告：我们已经濒临怀疑的边缘了。如果对此予以怀疑，那么其他一切都可能成为无本之木。因此，需要知识和理解，在认识论中并不意味着需要个人经验，而是表示哲学家赞同公认的规范。维特根斯坦用类似方法分析表达式“我知道……”的使用情况。他的例子表明，知识并没有附着某种可靠的意义。瞎子可以说“我知道这是椅子”。但是，这一表达式出自视力正常并且不是武断的人之口，听起来显得不太正常。表达式“我知道……”的所有使用情况都是表示说话人赞同谈话对方的意见、信仰和受话人提供的证据。

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问世之后的分析哲学中，这类语句具有真值的根据问题已经不再理解为观念同事物、词同物之间相符合的结果，这些二元相关性的正确性也不再由认识论工作者提供保障，而是理解为社会实践和语言习得的结果。认识论离不开还原主义和原子主义。因此，研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就必需理解认识论（逻辑经验主义）中的世界和语言的原子图景；要弄清楚还原主义在认知理论中的核心意义，就须要研究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这一思想。与此不同，研究社会实践和交际，既不须要理解认识论中的世界和语言的原子图景，也不须要研究现象学的还原思想。以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为基础的语言交际，不包括作为预设条件的意义因素的约定性。拒绝表征理论，呼唤与交谈过程相伴随的社会生活实践，必将引起对社会生活元批判的拒绝。维特根斯坦在讨论规则的本质时显然走入了死胡同，不可能提出任何修正方案。

3 结束语

实在论的式微、语言相对论的诞生、语言的范围与人的世界的同一、语言生活形式观和语言游戏说的诞生，无不说明，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是受意向性驱动的人的规则性行为。因此，纯粹的分析既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实现语言哲学的学科目的——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它需要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包括描写、分析和解释等。但是，解释始终应该是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王秀梅 2008: 35）。

参考文献

柏拉图. 巴曼尼得斯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柏拉图. 智者篇［A］.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弗雷格.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洪 谦. 逻辑经验主义（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J］. 外语学刊, 2008(6).

王秀梅. 语言研究方法的革命: 从描写到解释［J］. 外语学刊, 2008(2).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Carnap, R. Meaning and Necessity［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1988.

Davidson, D. Truthand Meaning(1967)［A］. In Martinich, A. P. (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Davidson, D. 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1974)［A］. In Martinich, A. P.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Davidson, D. 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1985)［A］. In Martinich, A. P. (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Quine, W. V. O.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M］. Harvart: Harvart University Press, 1980.

Rorty, R.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Wittgensitein, L.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M］.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收稿日期：2009-02-15

【责任编辑 李洪儒】